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经历了一个由正史到文学作品的复杂而漫长的历程。而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其伟大意义就在于将艰涩繁杂的古文典籍变成了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故事，其对国人精神塑造和文化滋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待文学作品，就要有对待文学作品的正确态度。文学作品为了表达的需要、主题的需要、传播的需要，会在一定程度上润色和改造，这是由文学作品的特殊属性决定的。特别是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会明显存在与史实有差异的地方。
可惜有的人恰好就犯了不能明确对象的错误。看历史典籍，嫌弃历史典籍枯燥乏味，埋怨古人为什么不降历史写得津津有味；看改造过的历史小说，“考证癖”又在内心蠢蠢欲动，觉得文学作品不能严格忠实于史书。于是像哪只左右为难的“蝙蝠”，在禽与兽之间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其实，欣赏文学作品就摆正心态，欣赏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欣赏它的精彩或者深刻；研究历史，就一本正经，力求真实、正确，毫厘无爽。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时常处于焦灼与忐忑之中。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三国志》转化为《三国演义》，并不是由某个文人（包括作者罗贯中）直接将一部厚厚的史书翻译成当时流传的白话。尽一两个书生之才，他永远无法让这一段历史故事如此丰满和精彩。从正史到小说，必然有一个民间化的过程。在传统社会里，一些科场失利或者不甚得志的读书人，为了谋生需要，就会发挥自己能够断文识字、口才便利的特长，将一些很少为下层百姓所知的历史事件翻译成妇孺皆宜的通俗故事，讲给别人听，从而谋求一定的报酬来养家糊口。
说书人在旧社会是一个非常低贱的下层职业，但恰好是这个职业，完成了高深繁复的智慧与民间精神如饥似渴的需求的对接。他们从事的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而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传播者。这些说书人为了力求让自己的书场人气更加旺盛，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书说得更与众不同，更加精彩绝伦。这样一来，他们将历史干巴巴地直译出来显然是不能叫座的，他们就必须进行改造和润色。而他们当初绝不会意识到的是，他们这种起初非常单纯的谋生欲望，却让自己扮演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的光彩角色。
他们会将相同的历史史实做不同的翻译，也会对于史书记载的空白和断档处，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填补。毕竟很多历史事件在史书上都是寥寥数语的文字，没有哪一部史书会承载历史的所有信息。即使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历史事件，在史书那里不过是对于关键环节、核心人物的简要记载，不可能对所有的细节、过程全息记录。这些断档处、简略处、概要处，就给说书人的二次乃至无数次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作余地。概要的历史记录，就这样被说书人创作成大体相似，却绝不雷同的不同版本。
说书人在努力扮演一个翻译者、传播者和创作者的角色，但那些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以文盲占据绝大多数，而被一贯当做“下愚”的民间听众们，也并不是一味地、单方向地听。他们会随时将自己的听书的感受反馈给说书人，让说书人不断改进故事，力求让故事更精彩、更完美。
听书人也会不时扮演说书人的角色，将自己听来的故事转述给他人。而这些“兼职”的说书人，也会根据自己的爱憎扬弃，添油加醋或者移花接木。而这些看似幼稚甚至不负责任的行为，却恰好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山不择其壤，故能成其高；海不择其流，故能成其大。岂止是一部《三国演义》如此，那些流传下来的伟大文学作品，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就这样，无数线索或者素材，走入民间，然后经过民间的无数次丰富、改造、创作，就形成了浩若烟海的文学元素。这时，只要有一个具备了相当的眼光和才华的人，进行筛选和整理，一部文学著作就诞生了。这就好比一颗种子掉进了泥土里，无数的阳光雨露、泥土水分滋养它，呵护它，直至成为参天大树，只要遇到一个工匠，它就可能成为器物。器物怎么样，完全决定于这个工匠的水准。从这个角度说，岂止罗贯中不能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上独居大功，《水浒传》、《西游记》乃至《红楼梦》概莫如此。不过在无数的“工匠”里，他们的水平更加高明，属于巨匠层面的文人。所以，才有巨著、名著的诞生。
到民间去，再从民间来，又回到民间，这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准则。认清这个艺术规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现在很多艺术创作者埋怨，缺乏素材、缺乏线索。其实，这些东西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们每个人都徜徉在一片遍布宝藏的海洋里，唯一缺乏的是眼光和灵感。
（原创作品，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必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