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博
1923年冬，28岁的胡宗南跨出改变人生轨迹的第一步。他告别家乡孝丰县（今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走进位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的国民党办事处，顺利通过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入学初试。谁曾想到，胡宗南在随后的戎马生涯中，创造出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位黄埔系军长；第一位黄埔系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位黄埔系战区司令长官……成为蒋介石嫡系心腹，重要军事集团核心人物。
徐永昌1928年任绥远省主席时照片
“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始，因此驻防在平津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也就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重点。那么作为中枢要员的徐永昌是如何看待第29军以及该军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的表现的呢？
7月7日上午，徐永昌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四川军队的整编事宜上。当天中午，他在与友人的谈话中坦言中国的“温饱子弟与学生皆不愿当兵，惟穷人愿当兵，穷人稍温饱亦不当兵，是全中国人不愿当兵，虽使强征来⋯⋯毫无战斗力，如此国家，尚侈言抗日，直以羊猜虎耳，是知教育不改革，必至亡国而后已”。徐永昌白天还在为军队的改革以及士兵素质犯愁，不想当天晚上，“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7月8日凌晨，当消息为中枢机关各要员获知后，徐永昌认为这事与时任冀察政务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29军军长的宋哲元受到日本人不断地“直接压迫”有关，原因是“日本人反宋拥张（自忠），张有些活动”。当徐永昌得知日军“有意向冯治安部寻衅⋯⋯向拱极城攻击，我官兵已伤亡数十，但未还击”后，于上午8点召开“准备增援华北”的军事会议，便着手准备命宋哲元“指挥之军队全部动员准备，以防事态之扩大，同时中央军之增援华北，应为相当准备”。
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上，徐永昌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投降书签字。
一天后，徐永昌又认为“我军应全部准备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传手续”。由此可见，当华北驻军还在与日军谈判争取“重归和平”的时候，时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已经在着手一旦战争无法避免之后的准备工作了。此后徐永昌奉命北上，先后兼任石家庄行营主任、保定行营主任，成为中央驻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单位，但徐永昌却因为第29军的表现，而产生了十分厌恶的心理，以致在日记中不断记下第29军的种种不是。
他在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九军张（樾亭）参谋长云，文安至马厂工事完成无期，以三十八师一部尚能略做工，其余不能成连，如何能做工？”徐永昌认为：“二十九军需八万人给养，未闻军队退下已四、五日，五六万人不能集合成连，此欺人语也。上下一致规避不做工，为不打仗也，为保存实力也，然与保存国家相去益远，中央如能独立存此国家，他能容你这种力量么？他不能存此国家，你能独存么？越不愿作战，越扩充其实力，如宋为孙殿英、石友三成军。你不听中央命令，他们将来能听你命令么？不过凡此诸子又皆衷心爱国，而行为如此，是真其愚不可及也者矣。”
徐永昌（左）与蒋介石（右）
8月12日，徐永昌在第29军负责构筑刘各庄至郑州段工事时，满足了该军要求将配合工作的中央军调离的要求，不想第29军仍然“不愿作工”，他愤慨地写下了“好私取巧如此，吾为若惜之”。29日，徐永昌又对已经开始构筑工事的第29军批评道，“二十九军工事远不如五十三军，且二十九军完全令人民做，军纪亦不如五十三军，二十九军除三十八师外，皆吃人民，五十三军尚知修一条小路运粮食，二十九军则不能，所以距铁路远者只好吃人民⋯⋯人人知五十三军军纪坏，二十九军尤韪言之，今竟如此”。
当徐永昌所派视察人员向徐报告后，他又得知第29军在修筑工事时，“大官拥兵自卫外，士气太不振作，某旅长换便衣离前线”。如此种种，都使徐永昌对第29军的印象不断变坏。
与此同时，河北战场各部接连败退，战局不断失利，而徐永昌却在报纸上看到前线军队“如何血战、如何将敌击退云云”，气得在日记上写道：“无耻的宣传天天能看见，这国家如何不受人侵略。”以至于他在28日“两日来受刺激甚，昨日即惧吐血，今日胃病大发”。
此后徐永昌于9月26日在日记中总结了河北抗战的失败原因，他认为参战各部“内外不一，即内心消极，表面积极。用兵时已留后手，又不肯白白吃亏。先不舍地而派兵，后不降志而增兵，为地派兵非为战派兵，结果地兵两失，如永清、固安之兵是也。城防之无用，涿州、保定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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