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侠客行》—李白
1946年，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得到一棵七百多年的东北老参，奉为至宝，就想送给蒋介石拍拍马屁。
他命心腹赵九高，把老参放在一个精制的木盒里，再用一块丝绸包裹好，去南京送礼。赵九高到了南京后，把老参和黄金荣的手书一同交给蒋介石的贴身秘书。
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黄金荣还是比较信任的，看过手书，吩咐道：“把参交给陈医生，切片备用吧。”
“是！”秘书退下，把参交给了蒋介石的“御医”陈云龙。
陈云龙接过老参，当即切制参片。切着切着，突然闻到参片有股异味，出于医生的严谨，他对参片进行了化验。这一验可不要紧，陈云龙吓出一身冷汗，连忙向蒋介石报告：“先生，人参有毒。”
蒋介石闻言一惊，想到黄金荣最近跟李宗仁过从甚密，莫非是要联手害他？立即召来军统特务，命令他们严密监视黄金荣，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
黄金荣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吓得脸都绿了。他思前想后，断定是赵九高暗中做手脚，派人连夜去抓赵九高。
哪知赵九高非常义气，下毒之后怕连累黄金荣，压根没跑。
既恼于赵九高下毒，又感于他的义气，黄金荣就问赵九高为什么下毒，赵九高答得很爽快：“我是九爷的徒弟，九爷死得太惨了，十年了，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当然要替他报仇。”
黄金荣明白了，当下不再废话，直接差人把赵九高押送到南京，交给蒋介石发落。
听说是替九爷报仇，蒋介石头皮一下子“炸”了，十年前的恐怖经历蓦然重现，当即审也不审，就对赵九高执行了枪决。
九爷是谁？死了十年居然还能让蒋介石如此忌惮？
九爷大号王亚樵，现在听来也许陌生，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名字在整个上海滩，乃至中国，都鼎鼎有名。
黄金荣、杜月笙、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民国在朝在野、大江南北的大人物，听见王亚樵三个字，有的头痛，有的胆寒，有的甚至要立刻站起来检查门窗是否锁好。他们害怕的当然不是一个名字，而是名字背后的人物：民国第一刺客，暗杀大王。
王亚樵，字九光，又名王鼎，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东北部一个小村庄，父亲王荫堂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梅氏性格刚强，生育了四个子女，一子夭折，活下来两子一女。
适逢清末，政府腐败透顶，处处官商勾结，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王家靠给地主种地过活，经常受人欺凌，这使得王亚樵从小就有反抗精神，也特别能体会穷人的疾苦。
王家对王亚樵寄予厚望，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但他却喜武不喜文，参加科举，连个秀才都没考上。
当时江淮地区到处兵荒马乱，李元甫（李鸿章的侄子）创建了一个保安队性质的团防局，维护地方治安，距离王亚樵家不到10公里。
科举失败后，18岁的王亚樵不顾家人反对，只身参加了团防局，做了一名负责文稿撰写的司书。
做司书赚钱不多，但是团防局弹药充足，可以随便练习枪法，可能也是天赋异禀，一年下来，王亚樵不用瞄准，举枪就能“百步穿杨“。
在朋友引荐下，王亚樵参加了陈独秀创建的岳王会。没多久，又随岳王会成员集体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同盟会纷纷起义。合肥同盟会也积极响应，但群龙无首，分成了两股势力，一方是孙万乘和夏仲谦，一方是李元甫和王亚樵，一夜之间同时起义，竟然成立了两个“庐州军政分府”。
一山难容二虎，孙万乘先下手为强，带人突袭了李元甫等人，李元甫当场毙命，王亚樵和几个同乡连夜逃到了上海。
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是冒险家的乐园，有钱人的天堂，唯独没有穷人容身之地。
王亚樵哥几个初到上海，开始身上有钱，日子还过得去，后来钱花光了，不要说住，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生存，几个人白天当苦力，夜晚睡大街。当时上海盛行“穷吃穷”，做一天苦力赚的钱还不够交 “保护费”，最惨的时候他们只能刨垃圾，甚至跟狗争食。
实在走投无路，王亚樵决定带着兄弟几个去安徽会馆碰碰运气。
主持会馆的叫余诚格，是个典型的封建遗老。王亚樵几人说明来意，余诚格捋着两撇山羊胡，傲慢地告诉他们，“安徽会馆是李文忠公（李鸿章）建造，专供皖籍绅士吃饱了聊天的，没有穷人呆的地儿。”说罢挥挥手，几个打手就把王亚樵等人赶了出去。
这一顿羞辱，加深了王亚樵对有钱人和当权者的仇恨，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做个强者，把受的羞辱和不公十倍还回去。
不久，王亚樵的机会来了。
他在安徽的一帮朋友因为混不下去，相继来了上海。他们跟王亚樵一样，都是兜比脸干净。为了活命，这帮年轻人一商量，决定用安徽民间常用的砍柴工具—斧头，成立一个帮会：斧头帮，推荐王亚樵做了帮主。
上海滩威名赫赫的“斧头帮”就这样成立了。以此为起点，王亚樵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斧头帮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占领安徽会馆，把会馆主持余诚格暴揍一顿，拿到财产、账目，把每月所得散发给皖籍的穷苦同乡。
由于王亚樵为人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花，来投奔他的人很多。有落魄军人、官吏、读书人，也有地痞、流氓、无赖。王亚樵人尽其才，给他们都分配了任务，有的当参谋顾问，有的管钱管账，有的充当打手、保镖。短短几月，斧头帮就初具规模。
这时，有人在上海成立了“湖南旅沪劳工总会”，拉起一大帮人，搞得有声有色。王亚樵就有样学样，也组织了一个“安徽旅沪劳工总会”。
当时在上海的安徽劳工有几万人，因为斧头帮名声在外，王亚樵在同乡中口碑很好，大家都踊跃报名。不到三个月，就有上万人参加了工会。
虽然每个人交的会费很少，但架不住人多，王亚樵每月都能收到一大笔钱，斧头帮的生计也有了保障。
那个时期，只要有欺负工人的事情发生，王亚樵带着“斧头帮”立即出动，他总是身着长袍马褂，戴着黑框眼镜，健步如飞走在最前面，后面几百上千把斧头漫天飞舞，锐不可当。
常言道：”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王亚樵左手斧头帮，右手劳工会，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苦人，和一群亡命徒。这些人豁出去跟着王亚樵一通拼杀，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一众“大佬”居然无人呛声，反而一个个绕道而行，硬是给他们站稳了脚跟。
帮会里龙蛇混杂，王亚樵很注重纪律管理。有个帮众名叫刘大勇，在恒泰绸庄打工，公然勾搭了老东家娶的小媳妇，还四处吹嘘，老东家畏惧斧头帮势力，敢怒不敢言。
王亚樵知道后，立即开除了刘大勇，亲自登门向老东家道歉，在坊间传为美谈。来投奔的人更多了。
人多是好事，但是人多花费也大，会馆的收入和工会会费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正在王亚樵为钱着急的时候，有人找上了他。
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对王亚樵有事相求。
20年代初，军阀割据，十里洋场的上海正是他们争夺的一块肥肉。直系军阀齐燮元把自己的亲信徐国梁派往上海，当了淞沪警察厅长，拥有武装警察七千多人，独揽沪上。皖系军阀卢永祥不能容忍，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军事机构——上海护军署，派妹夫何丰林任护军使，驻兵上海。两派争斗愈演愈烈。
卢永祥决心干掉徐国梁，将警权夺归皖系。听说王亚樵的“斧头党”手段了得，特别派儿子来请王亚樵刺杀徐国梁。
其实，王亚樵与徐国梁早有“梁子”。之前，因为王亚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徐国梁还找刺客暗算过王亚樵。无论是徐国梁，还是他的主子曹锟，王亚樵都深恶痛绝。
但在卢筱嘉面前，王亚樵却故意做出很为难的样子：“徐国梁身为警察厅长，势力又大，戒备又严，行刺他谈何容易啊！”
卢筱嘉着急道：“家父说了，事成之后，即举浙江十万之军武力讨曹，消灭齐燮元，攻占南京，沿津浦路北上插入北京，请中山先生主政。另外，家父还会割湖州一地给您。”
“那就一言为定。”达到心中满意，王亚樵当即答应下来。这是王亚樵第一次接受政治暗杀任务，他一边和得力干将郑益庵、朱善元等人研究行刺方案，一边派出小弟监视徐国梁的行踪。
没过多久，王亚樵得到报告，徐国梁去了大世界对面的爱多亚路温泉浴室。那里热闹繁华，正是隐身刺杀的好地方，王亚樵立即布置行动。
他们在爱多亚路温泉浴池附近找到了徐国梁的迈巴赫豪华专车，分散埋伏。几个小时后，徐国梁满面红光地走出来，后面跟着贴身保镖杨子金。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挎竹篮的小商贩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徐国梁身后，从篮子里摸出一把手枪，对准他“砰”地一枪，扔掉篮子，转身就跑。
“啊”的一声，徐国梁趴在了轿车上，严瑞卿赶忙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一个擦鞋匠从对面马路冲过来，对准趴在轿车上的徐国梁脑袋又是一枪。徐国梁四仰八叉，瘫在地上……
王亚樵全程旁观，眼见刺杀成功，买票进入附近的另外一家浴池，脱衣洗澡，舒舒服服地回了家。
1923年10月，徐国梁遇刺身亡，卢永祥铲除了心腹大患，大喜过望，如约把湖州让给了王亚樵，还附赠一笔丰厚的酬金。齐燮元痛失爱将，大怒，下决心要跟卢永祥大干一场，江浙军阀大战一触即发。
而王亚樵，则是一战成名，名利双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卢永祥让给他的湖州招兵买马，期间与三个人义结金兰：戴笠、胡抱一、胡宗南。这三人都成了王亚樵的义弟。尤其是戴笠，王亚樵一直对他非常栽培，亲自教他擒拿格斗、百步穿杨，最后还送他们投考黄埔军校，从此飞黄腾达。
言归正传，从1923年刺杀徐国梁开始，直到1936年牺牲，王亚樵一直没消停，瞄准民国在朝在野的军政大佬，策划了一连串的暗杀、刺杀。
如果说徐国梁被暗杀，王亚樵还是“受命行事”，那么后来的行动，则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
而纵观王亚樵之后的暗杀对象，无不遵循两条主线，一是反蒋，一是抗日。
先说“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休养。由于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声名远扬，不少国人恨之入骨。为了以防万一，杜月笙直接把张学良接到家里居住。对外放出话：张学良的安全由他全权负责。
王亚樵偏就不买账。
张学良入住杜府没多久，门口就被放了一颗拆去引信的炸弹。然后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亚樵的三个条件，要他务必转给张学良：
第一，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第二，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第三，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上海的侵略，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反抗。王亚樵召集了3000名帮众，在太仓协助正规军作战，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
侦知日军司令部就设在虹口日租界内，王亚樵亲率帮众突袭日军司令部，一番血战，日寇仓皇逃到了“出云”号军舰上。
谁知，王亚樵仍不罢休，居然组织了十几个年轻水手，带着十几包既防水，又能定时的炸药包，一直追到海上，把出云舰炸出了几个“窟窿”。
王亚樵一连串的攻击令日军大为恐慌，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咬牙切齿地给王亚樵起了个外号—支那魔鬼。
他没想到，更“魔鬼”的还在后面：
淞沪会战后，日军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侵略者在中国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对中国人而言是奇耻大辱。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想要捣毁“庆祝大会”。考虑到日本人防范严密，会场当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陈铭枢找到了王亚樵。
两人一拍即合。王亚樵联系到了流亡上海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和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
那一天，爆炸声震慑了整个会场，尹奉吉怕威力不够，还补扔了一颗手榴弹，淞沪会战的日军总指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伤重毙命。
王亚樵、安昌浩、尹奉吉……在这场反侵略的暗杀中不仅是刺客，还是英雄。
再说说“反蒋”：
蒋介石和王亚樵当年均追随孙中山，按理说理念是一致的，甚至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不明真相的王亚樵还曾推波助澜。
但也就是那次大屠杀，让王亚樵对蒋介石产生了看法，意识到他并不是孙中山真正的追随者。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本内定王亚樵是津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结果，在奠都仪式上，王亚樵代表工人发言，大谈“联俄联共”，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还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惹恼了蒋介石。很快，蒋介石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
但温剑刚哪里是王亚樵的对手，南京警察厅侦缉队刚一包围王亚樵居所，就被全部缴械，不得不眼睁睁看着王亚樵离开。
从那时起，王亚樵开始积极反蒋。怎么反对呢？当然是暗杀。
1928年，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杀了向蒋介石告密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还没等蒋介石查出幕后主使，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二是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刺蒋杀宋都没成功，好在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一直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
所以在王亚樵暗杀了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后，蒋介石出于揽才之心，想和王亚樵讲和。他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
王亚樵一口拒绝，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计划最终失败，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1933年，蒋介石通过王亚樵的三个义弟—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与他谈判。
王亚樵开出了和解条件：一、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成心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
这一次王亚樵算是封死了反蒋的所有退路。
此后，便只剩下追捕与反抗。
王亚樵有三房妻子，大太王淑英和二太王亚瑛都住在上海。被蒋介石追捕期间，王亚樵有两次差点落在国民党手里，多亏了这两个太太，才逃出生天。
一次是和王淑英在公馆，王淑英率先发现楼下警察包围，连忙指点丈夫从晒台逃命。一次是在王亚瑛住所，她清晨出门买菜，发现弄堂口被监视，跑回去推醒王亚樵，让他穿戴上自己的衣服和围巾，乔装成老妇人，从特务眼前从容走了出去。
眼看久追不获，1933年，蒋介石公开悬赏100万元，捉拿王亚樵。
当时，蒋介石为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开的赏金，才各10万元；林彪8万元；彭德怀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
共产党七个最重要的领导人，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的一半。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王亚樵被蒋介石发动爪牙一顿围追堵截，避到了香港。他决定反击。
1933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举行。会后，代表委员们合影留念。获得采访资格的“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取出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对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当场重伤。而蒋介石因为临时没去照相。幸免于难。
重伤汪精卫的三颗子弹，有一颗留在脊椎骨，一直无法取出，最终成了9年后汪精卫的死因。
策划这次暗杀的，正是人在香港的王亚樵。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也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疯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1936年，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戴笠还是没能捉到王亚樵，但是逮捕了王亚樵最得力的下属余立奎。余立奎有个小她很多的妻子，叫余婉君，年轻貌美，天真脆弱。
戴笠决定从余婉君下手。美男计、金钱计、反间计，一条条使出来，很快就拿下了余婉君。她供出王亚樵正在广西梧州。
按照戴笠的指示，余婉君来到梧州，想方设法找到王亚樵。以母子无处安身为由，拜托王亚樵给她找个住处。王亚樵不疑有他，当即帮余婉君安顿下来。
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再眷顾王亚樵。
1936年10月20日傍晚，因为要委托余婉君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刚进门，就被躲在门后的特务撒了一脸石灰。然后十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王亚樵岂会束手就擒，他拼命挣脱众人，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当场下了杀手。
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气绝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作为民国一代传奇，王亚樵身后，除了斧头帮主、刺客、暗杀大王，还有很多“头衔”：蒋介石说他是“领袖公敌”，杜月笙、黄金荣说他是“名人克星”，日本人称他“支那魔鬼”。
最终，远在千里之外西北高坡的窑洞里，一个伟人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给王亚樵盖棺定论：“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这无疑是对王亚樵一生言行操守、是非功过最为公正的评断。
今天再提起王亚樵，突然想起金庸先生小说里很有名的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送给他，应该也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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