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我国的蚕食。他们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腐败与羸弱，寄希望于一战而胜，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1937年7月7日，做好了准备的日本已不耐烦寻找别的借口，还是施展日军失踪的闹剧，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就此引发了卢沟桥事变。
针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国内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主流的声音认为，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必须誓死抵抗，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另一种声音却另辟蹊径，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胡适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中日实力相差太大，一旦开战，中国必败，必须对日和解。日后，这一派人物大多践行自己的“理想”“曲线救国”，加入了汪伪政府，为日本人效力，除了胡适。
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天的1937年8月5日，胡适与陶希圣相约共同拜访陈布雷，并通过陈给蒋介石送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放弃力所不能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信后还附了一份胡适亲笔写的条陈，详细说明了如何通过承认伪“满洲国”和平解决华北问题，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的敌对心理，从而求得长久之和平。
条陈中提到“在左列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条件分别为：
1、东三省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国籍；
2、东三省境内的中华民国人民享受居留、经商、购地的自由；
3、东三省境内人民应有机会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
4、如果满洲国国民以公投恢复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
5、热河省归还中华民国，作为非武装区，由中华民国任命官员；
6、山海关到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附带的条件还有，日本放弃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的一切权利等。
蒋介石在看到他的条陈之后，断然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是绝对办不到的。相比于蒋介石的给面子，参谋总长程潜就没那么客气了，大骂“胡氏为汉奸，语殊可笑。”
胡适是汉奸吗？从他之后的表现来看，并非如此。他只不过是当时一些被日本侵略者吓坏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已。这些人想用暂时的妥协来换取短暂的和平以及追赶的时间。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而天真的。
他们的思想甚至还不如百年前的古人。苏洵曾在《六国论》有重要的论述：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毛泽东也说过，以都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当时，中日之间在军事，资金，科技方面确实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些被胡适们看在眼中。他们也只看到了中日之间的差距，而并没有看到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我们所能爆发出的巨大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的精神所支撑，这一点是日本方面在其他方面的优势所不能填平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今如此，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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