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李洁非在《皖人之我见》一文中说，安徽人乡党的概念和意识比较淡薄，他乡相逢，安徽人虽不免也会叙叙旧，但彼此很少会藉同乡之谊，而使关系向更深一层发展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颇以为然，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你们眼中的安徽人?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你们眼中的安徽人
文学评论家李洁非在《皖人之我见》一文中说，安徽人乡党的概念和意识比较淡薄，他乡相逢，安徽人虽不免也会叙叙旧，但彼此很少会藉同乡之谊，而使关系向更深一层发展。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颇以为然。
笔者近年来于京沪两地求学，所到之处，安徽人不可谓不多，可总觉得安徽同乡之间，尤其是皖南皖北的同乡之间，缺乏认同和信任，彼此成朋结党、互帮互助的情况更是少见。目前我所居住的宿舍楼外有一块小黑板，上面经常会发布一些老乡聚会的信息，两年来全国各个省份的老乡聚会通知轮番登榜，就是不见安徽的踪影。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依我的看法，这件小事说明安徽人缺乏一种对省域共同体的认同感。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徽人省域认同缺失是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所形成的。而形成这种心理积淀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建立在自然—文化—历史基础之上的南北差异。
安徽的南北差异简直是整个中国南方与北方、南人与北人之差异的一个缩影。从地图上看，长江与淮河横贯安徽，将其比较均匀地分割为淮北、江淮和江南三块。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无论是以秦岭淮河来划分，还是以长江来划分，都不能简单地说安徽属于北方或南方。
作为一个整体，安徽处在跨越南北的地理位置上，其一省之内的南北差异问题也由此产生。具体来说，淮北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广袤无垠、一马平川；江淮之间以丘陵为主，绵延起伏、逶迤曲折；长江以南则多崇山峻岭，层峦叠嶂、郁郁葱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淮北人与河南人、山东人比较类似，生性耿直，豪爽仗义；江南近于江浙，其人文质彬彬，灵活内敛；而处于江淮之间的安徽人则比较中庸，既有江南人的细腻，又兼具淮北人的粗野。
地理环境不仅会塑造群体的性格特征，也会影响个体的气质习性，安徽历史上所出的名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从北向南差异显著。梁启超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安徽北部沿淮河一带，虽然幅员辽阔平坦，但土地贫瘠、旱涝频发，历来是叛军草寇聚义起事之地。
所以，像曹操、朱温、朱元璋这些造反起家的开国之君都诞生于此，绝非偶然。
安徽中部合肥周边以及长江两岸，平畴沃野，河湖交错，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安逸自足的环境容易孕育保守企稳的思想，所以在这里生长的名人多为历代王朝的支持者、股肱大臣，如以正直清廉闻名于世的包拯，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以及淮军和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位于长江以南的古代徽州地区（包括今天的黄山市全境、宣城市的部分地区和江西的婺源）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这里地少人多，俗话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徽州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经商入贾，从而创造了徽商三百年的辉煌；另一方面，徽商“贾而好儒”的传统加上灵山秀水的浸润，使得该地文人辈出，自宋以来，就有“天下文人半徽州”之说，朱熹、戴震、胡适是徽州文人的杰出代表。
安徽的南北差异还体现在行政区划的沿革上。从历史角度看，皖南皖北分属不同行政区管辖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它们同属一地的时间。安徽南方和北方首次属于同一个行政区管辖是在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把现在的江苏、上海和安徽划归在同一个辖区之下，称“南直隶”。
到了清初，“南直隶”成为“江南省”，后来顺治皇帝为了加强统治，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将江南省分而治之，分别称为“江南右布政使司”和“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安徽正式建省，省名由“安庆”和“徽州”二府首字合成。
这样算起来，安徽淮河两岸与长江两岸同属一地的时间是三百四十多年，而安徽南北被分割管辖的时间有多长呢？即使从秦朝开始算的话，也有将近两千年。另外，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安徽沿江和沿淮一带往往成为南北对峙的前沿。
三国时期，安徽北部属曹魏南部归孙吴，双方在合肥一线对峙激战；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宋金时期，南方王朝和北方王朝大体上都是以淮河为界形成长期对峙争战的局面。
可以说，今天安徽人的省域认同感低，与皖南皖北的自然人文差异和历史上长期对峙、分离所造成的集体心理暗示不无关联。南北朝时，中国南方人称北方人为“索虏”，北方人则称南方认为“岛夷”；宋代以后，北方契丹、南方蛮子的笼统叫法一直被沿用到清初。与此类似，在今天安徽民间老百姓的口中，皖南人被皖北人称为“南蛮子”，而皖北人则被皖南人称为“北侉子”。
在有关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网络论坛里，常常会见到皖南人与皖北人相互抱怨甚至对骂的帖子。皖北人蔑视皖南人是权力傲慢、王道正统的心理反映，因为皖北上承中原文化，自古就是安徽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从来都是由北向南推进的；皖南人蔑视皖北人则是为富笑贫、读书人自命清高的传统使然，因为与全国的历史发展趋势一样，安徽的经济与人才重心也是逐渐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
一个人的进步需要自信，一群人的进步则需要认同。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经历了以血缘认同为主到以地缘认同为主的转变。在现代社会，家庭宗族谱系已经不那么重要，而国籍身份、省籍身份则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地缘认同是维系一定地域内的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纽带，是归属感得以形成的保证。
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地缘认同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与经济发展等硬实力是互为表里、互相促进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是二者同时都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连续数年经济总量中部落后、人均GDP全国垫底，而且还包括由南北差异造成的省域认同缺失。
对于一省而言，通过经济发展来提升辖区民众的自信心、自豪感，便可以弱化地区历史文化差异对省域认同的不良影响。具体来说，以信心促认同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一个省的整体实力强大，比如山东、江苏；二是一省之内具有一个主导性的强势力量（通常是省会城市），并且这个力量在全国也不算落后，比如湖北、河南。安徽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第二种模式是比较实际可行的选择。安徽省会合肥“为皖之中”，不南不北，方位比较尴尬，在淮北人眼里它是南方，而在江南人眼里它又是北方。不过，正是这种“亦南亦北”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平衡省内差异、增强省域认同方面与武汉、郑州等城市相比，具有更好的区位优势。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在合肥作为省会的六十多年来，不仅在合肥带领下的安徽始终位于中东部地区的穷省之列，就连合肥自身的经济发展在省会城市当中也属末流。于是，合肥作为省会的事实反而进一步削弱了省域认同感。
南方人抱怨“北方”的合肥消耗了资源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耽误了长江沿岸安庆、芜湖等城市的发展机会，由此，皖南部分地区为了谋求自身发展，积极“脱皖入苏”、“脱皖入浙”，对安徽的省域认同逐渐疏离。皖北人也不买合肥的账，对他们来说，“南方”的合肥占据了发展资源，却没能担当起带领他们致富的责任，从而大批的皖北人不得不舍近求远、背井离乡去沿海城市打工。
近年来合肥一路走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合肥不靠江不临海，不是全国交通枢纽，在周边有效距离内又缺少相应的城市群支撑，加上与中部其他省会城市如武汉、长沙、郑州等差距太大，如此诸多的不利条件，使得合肥的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对安徽政府来说，平衡省内南北差异、增强皖人省域认同，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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