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入
【引入】
《唐摭言·一五杂记》有所谓唐宣宗诗（是否是宣宗所作，姑且存疑）云：
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可见，在唐朝末年，《长恨歌》与《琵琶行》就已经并肩，成为白居易最高水平的代表。
【方法】
陈寅恪在分析《长恨歌》的时候，就认为，如果要客观评价诗歌水平，不可单独评价，必须有如下方法：
乐天当日之文雄诗杰，各出其作品互事观摩，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故今日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像，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P46）
意思是，当时的文人做诗并非独立完成，而往往是互相比较观摩，竞相超越比较。所以，往往不同作者有同一题材的诗歌，我们必须找到这些诗歌，并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才能理解诗歌的优劣，庶几有真知灼见。
这个方法还有个副产品，就是：
诗中疑滞之字句，不易解释，或莫知适从者，亦可因比较研究，而取决一是
意思是，你读一个人的诗，里面有读不懂的，或者不知道是否可信，也可以拿同题材的别人的诗来比较着看，得出中肯的理解和结论。
【创作背景及总体解读】
张戒《岁寒堂诗话上》（引文略，见P47）有要点三：
1、白居易35岁作长恨歌，10年后作琵琶行
2、二诗水平差别很大。认为，《长恨歌》水平远不如《琵琶行》。
3、《琵琶行》有缺点，就是“烦悉”（啰嗦），但总体很好，难以超越。
陈寅恪认为，张戒的观点有误。云，白居易自以为最好的压卷之作是《长恨歌》，而不及《琵琶行》。可见，张戒的第2条，是没有依据的。但是，陈寅恪认为，第3条，《琵琶行》“后来作者，未易超越”是公允的。至少，白居易的琵琶行在元稹琵琶歌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进，肯定是超过了元稹的。
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与元稹琵琶歌】
1、创作背景：元稹琵琶歌作于元和五年，白居易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所以白居易可以先看到琵琶歌，然后就同一性质题目，在此基础上有改进。
2、相同处：都是赞琵琶之绝艺，且同为贬谪闲散之地所作
3、不同处：
（1）主题方面：
元诗又赞管儿的绝艺，又勉励铁山要精进，有两个主旨。
白诗一题一意，明白晓畅。
（此点于研究两家所作新题乐府时详论）
（2）境界方面：
元诗创作动机是早就答应了要给管儿作一诗，以事冗未暇，及谪官得闲，乃偿宿诺，其旨似嫌庸浅；作诗的人与诗中人物情感是分离的
白诗创作动机是既被长安故倡的感今伤夕打动，又联想到自己被贬谪的沦落之感，“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能念佛’的人（的意识），以及‘所念’的佛号，都没了，都不知道了，都感觉不到了；两者都如同亡失不存在。这叫做‘能所双亡’。念佛修定达到这个境界，就是进入深定了。）
（3）情感方面：
元诗只是为了践行自己的诺言，偿还文债
白诗是自抒其迁谪怀，乃有真情实感之作。（琵琶引序：“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
结论：通过上述3条分析，再看看元白二人谁的诗更好，高下立分。
【比较研究——与刘梦得泰娘歌】
1、创作背景：
（1）刘梦得的泰娘歌在元和十年二月以前所作。元和十年春，刘梦得和柳子厚元微之诸逐客，同由贬所召至长安，当时乐天为左赞善大夫，也在京师，所以有可能见过泰娘歌。
（2）刘白二人晚年虽然交往亲密，但在元和十年那会却没有交际往复的迹象，而且二诗的遣词绝不相似。所以，二公的借题自詠，只能视为各别发展，互不相谋。
2、相同处：意境相似，都是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不同处：刘诗多述泰娘遭遇之经过，虽甚称其绝艺，而不详写琵琶之音调；这和琵琶歌、琵琶引都不同。
结论：刘诗和白诗主题相似，写的事情都是贬谪、人物都是离妇遗妾，可能是一种巧合。白诗与刘诗的关系，不如白诗与元诗的联系密切。
【比较研究——与李公垂悲善才】
1、创作背景：
（1）李公垂与白居易自元和十五年同在长安有两年之久。
（2）李公垂于长庆四年二月流贬至端州、宝历元年四月量移（多指官吏因罪远谪，遇赦酌情调迁近处任职。）江州长史，复迁滁州刺史，大和元年二月转寿州刺史。
（3）李诗作成时间，远在白诗之后。（李诗有云：“南谯寂寞三春晚”。南谯既滁州之旧称）李公垂是可能见到白诗的。
2.比较分析：
（1）李诗与元白二诗性质类似，诗里也写了国事己身的变迁，抒发抚今追昔之感。比元诗好，但是未能达到白诗人我双亡的意境。
（2）李公垂见到了白诗之后，所作还是不能超过白诗，以此可以理解当时白居易说“苦教短李伏歌行”“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吾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并不是自夸。
【比较研究之结论】
“元和时代同时代诗人，如白乐天之心伏刘梦得（见附论《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及李公垂之心伏白乐天，皆文雄诗杰，历尽甘苦，深通彼己之所致。后之读者所涉至浅，既不能解，乃妄为品第，何其谬哉”。
意思是，当时的诗人们共同经历了世事变迁，能够互相深刻体会彼此的际遇和心境，在圈子内形成一种高下排行，后世的读者不能深入了解内情，不能理解他们的关系，如果还要妄加评论，形成的结论真是很荒谬。
三、唐代礼法问题探究
【辨释《容斋随笔》】
从古至今读《琵琶行》的人太多了，虽然对诗的理解深浅有别，但是对于诗中写的事情，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唯独南宋有个洪迈，熟读了白居易的所有诗，也在容斋随笔里写了很多条感想，涉及到这首《琵琶行》的时候，觉得诗里写的不是真事，而是白居易借词抒发天涯沦落之感而已，这种论调共有两处：
荣斋三笔六白公夜闻歌者云条和荣斋五笔七琵琶行海棠诗云条（原文P51-52）
陈寅恪辩释如下：荣斋之论，有两点可商。
1、文字叙述问题
（1）洪迈的观点
洪迈说“乐天夜登其舟与饮，了无顾忌。”及“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
（2）陈寅恪的辩释，共两点
A、原诗“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船指的是“主人下马客在船”的船，而不是“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船。也就是江州司马把自己送客的船移近了琵琶女的船，然后邀请琵琶女从她的船中出来进入江州司马的船中，这样才能“添酒回灯重开宴”，不然一个茶商外妇的空船上，怎么可能提前准备好盛筵呢。
B、白居易诗里也没写自己啥时候从商妇船中出去，洪迈自己为啥自己臆断“中夕方去”呢？估计是他觉得白居易是品行高尚的人，如果夜里上了商妇的船，如果到了半夜还不下船，那岂不是一整夜都留在了商妇的船上？
陈寅恪评论“读此诗而作此解，未免可惊可笑”。这首诗叙述的事情经过，如果不是像洪迈理解的那样，本来就不存在违反礼法的事情，那么洪迈觉得里面涉及到违反法律风俗的疑点就可以消除了。洪迈认为诗里的事情不存在的假设也是多余的。（简言之，洪迈认为白居易夜里到商妇船上，于礼不合，所以必须半夜下船，不能夜宿，而且就因为于礼不合，所以这事可能不存在，是虚构的）
2、唐宋风俗不同
洪迈的疑问可以消除了，但是他所谈论的礼法问题，其实涉及到我们国家社会风俗古今不同的道德底线，还是要再说清楚一点。
我国的社会风俗，比如涉及到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是差别非常大的。这种情况可以参照日本，日本过去在方方面面效仿中国，近代又极力效仿德国及美国。尤其是深为唐代时候的社会文化影响，所以今日中国社会风俗受到宋代以来的影响，与日本相比就有差别了。（简言之，唐宋两代犹如今日之日本与中国，观今日之日本可知唐代之中国，今日之中国为宋以后之中国。所以南宋的洪迈非常看重男女礼法问题，唐代未必如此）
【以白诗解释唐代社会礼法】
就洪迈关心的男女礼法问题，陈寅恪又进一步补充说明两点，证明白居易诗里写的事情不足为怪，是可以确有其事的。
1、唐代士大夫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详见《读莺莺传》）
例如：元稹在《莺莺传》里写自己始乱终弃，是自夸的口气，一点不觉得愧疚，他的朋友们也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一个人非议。
白诗里的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也只是一个外妇，类似于“同居”的关系，是随时可分可合的，不是正式夫结发夫妻。因为琵琶女的这种低下地位，所以无论是白居易还是她稼的茶商，都觉得她是无足轻重的，即使半夜邀她上自己船弹琵琶这种事情也不必顾忌。
2、白居易属于新兴阶级，符合当时唐代士大夫的行为方式。
（1）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盛行科举，由文词科举进身的属于新兴阶级，一般都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和山东旧日士族相差极大。（详见《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篇》）
（2）白居易属于新兴阶级，所以不拘礼法不足为怪（详见《论乐天之先世》）
四、诗句疑难点辨析
【“冰下难”与“水下滩”辨析】
1.问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存在不同版本。
（1）汪本（哪本书？）、全唐诗，版本为“水下滩”，水字下注云：“一作冰”，滩字下注云：“一作难”
（2）卢文弨（清著名校勘学家、藏书家。字绍弓，号矶渔，又号檠斋、抱经，晚号弓父，人称“抱经先生”）校勘的版本为“水下难”，难字下注“滩”
（3）那波本（哪本书？）为“冰下滩”
（4）段玉裁认为是“冰下难”。段在《经韵楼集八·与阮云台书》中说：“从属对的角度，‘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
2.辨析
陈寅恪认同段玉裁的说法，并提供3点证明
（1）与本集互证。
《白氏长庆集陆肆筝》云：“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和《琵琶引》此句章法文字意义用法相同。
（2）用与此诗有关的元稹诗互证。
元稹《琵琶歌》与白居易《琵琶引》诗句内容相同的地方很多，例如：
A、元诗“霓裳羽衣偏宛转”“六幺散序多笼撚”对应白诗“初为《霓裳》后《六幺》”；
B、元诗“断弦砉騞（huahuo一声，象声词，箭破空声）层冰裂”对应白诗“四弦一声如裂帛”；
C、元诗“冰泉呜咽流莺涩”，白居易据此一句扩充为两句“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且，此处白居易以一扩二，如果“冰泉”和“流莺”都表达“涩”的意思，两句意思相同显重复，所以，白居易用滑与难反对为文，此处比元诗更加精进。（此点可作为前面比较分析时认为白诗优于元诗的补充证据）
所以，用元诗来校对白诗，可以证明段玉裁的说法正确。
（3）诗歌的传承及互相借鉴
《元诗长庆集二六·何满子歌》有诗句“冰含远溜咽还通，莺泥晚花啼渐嫩。”
元《何满子歌》作于元和九年春，白《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秋，所以白居易作《琵琶引》时肯定看到了《何满子歌》。所以元《琵琶歌》和白《琵琶引》中涉及冰泉流莺等的诗句都受到《何满子歌》的影响。
【写琵琶音调的诗句互证】
按照同一诗人诗句自证、元白诗互证的思路，可以参照以下三首诗赏析《琵琶行》中写琵琶音调的诗句。
《元诗长庆集二四·新题乐府五弦弹》《白氏长庆集二·秦中吟五弦》《白氏长庆集三·新乐府五弦弹》，上述三首诗均作于《琵琶引之前》。（原文P57）
【此时无声胜有声辨析】
1、问题：沈确士（字德浅）《唐诗别裁》：“诸本‘此时无声胜有声’。既无声矣，下二句如何接处出。宋本‘无声复有声’，谓住而又弹也。古本可贵如此。”
沈确士认同宋本的“无声复有声”。 既然都已经说没声了，后面琵琶声又响起，有矛盾，所以应该描述为没声之后又有声了，才符合事情实际发展。
2、陈寅恪辨析：不同意沈的看法。
（1）这句诗前面两句是“冰泉冷涩弦疑绝，疑绝不通声暂歇”，“声暂歇”就是没声了的意思，然后又响起“银瓶乍破”“铁骑突出”之声，很顺畅，完全没有问题啊，不能认同沈的疑问。
（2）考察了至今为止留存的所有白居易集的版本，都没有见到过“无声复有声”的版本，不知道沈看的古本是哪本，沈也没有详细说明，此处深有可疑。
【琵琶女身世】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陈寅恪考证结论如下：
（1）虾蟆陵应为下马陵（详见《国史补·下》，P58），后来流传谬误变成虾蟆陵，俗语就都称为虾蟆陵了。诗中说这是琵琶女自述身世，所以用俗语“虾蟆陵”很贴切的。
（2）虾蟆陵是名酒产区（详见《国史补·下》，P58），自汉代以来旅居华夏的胡人以善酿酒著称而且中古时期杰出的乐工也多为西域胡人。琵琶女家在此地，又有琵琶绝艺，应该是“酒家胡”。（酒家当垆侍酒的胡姬）
（3）后世戏曲中传琵琶女是裴兴奴，（裴兴奴记载详见《乐府杂录·上》琵琶条，P58），裴确实是胡姓，但是奴可能是女子之名，如元稹《连昌宫词》中的念奴，也可能是男子之名，如白居易的弟弟金刚奴，所以裴兴奴不一定是个女子，戏曲传说来源不可考，这一说法未必可信，待考证。
【妆成每被秋娘妒-“秋娘”辨析】
问题：民间认为此诗中秋娘是杜秋娘（杜秋娘详见杜牧《樊川集一·杜秋娘诗并序》
陈寅恪不同意，认为这种说法很荒谬。
（1）《元氏长庆集一七·赠吕三校书》（应为吕二，详见P59）：“竞添钱贯定秋娘”
（2）《白氏长庆集一四·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
（3）韦縠《才调集·一》载《乐天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韻》：“名情推阿轨，巧语许秋娘”
（4）根据上述三处引文，白居易及元稹当时诗作中的秋娘都是当时长安倡女秋娘，所以《琵琶行》中的秋娘应该是当时长安负有盛名的倡女。白居易谪官沦落，感念昔日长安城中的生活，所以诗中写了秋娘，并不是对号入座的杜秋娘。
【“浮梁买茶”考证】
商人为何去浮梁买茶？
陈寅恪考证结果：浮梁的茶虽然不是名品，但是产量丰富，所以茶商去浮梁买茶，买的是普通的茶。
考证资料来源：《元和郡县图志二·江西观察使饶州浮梁县》和《国史补·下》（P60）
【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为何穿青山】
问题：考察唐代文献，江州在当时属于上州，江州司马是从五品下官职，按照《旧唐书四五·舆服志》，“五品服浅绯……九品服浅青”（P61），按照一般的理解，白居易贬谪时的官职是江州司马，为什么是青衫呢？
陈寅恪仔细考证唐代当时的官员服色规定，做出了解释：
（1）唐代官员服色主要看阶官，不看职事官。文献依据：
A、钱竹汀《十驾斋养新录十·唐人服色视散官》云：“唐制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
B、《尚书故实》：公自言四世祖河东公为中书令着绯
C、《唐会要三一·内外官章服》
（2）白居易作此诗时散官阶品为将仕郎，按照将仕郎的阶品应该穿青衫。考证依据：
A、《白氏长庆集二三·祭匡山文》：“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所以元和十二年白居易的散官为将仕郎。白居易元和十一年秋作《琵琶行》，当时他的散官阶品肯定就是将仕郎
B、《旧唐书四二·职官志》：“从九品下阶将仕郎（文散官）”，所以将仕郎是从九品下，最低级的文散官。
C、《唐会要三一·内外官章服目》：“开元八年二月二十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绯及鱼袋，永为常式”，而白居易只是州佐，所以只能依将仕郎的阶品穿青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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