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开篇：姻缘天注定，鲁侯再娶妻
儒家经典《春秋左传》一开篇，讲述的是鲁国君主鲁惠公晚年一段“天作之合”的姻缘：
鲁惠公(前768年-前723年在位)的元配嫡夫人是某位宋国君主的大女儿孟子。孟子没有生下嫡子就去世了，和她一同来到鲁国的陪嫁女声子做了“继室”。所谓“继室”，就是声子住进孟子的宫室，接替孟子服侍鲁惠公、管理后宫，但是她的身份仍然是妾，生的孩子是庶子而不是嫡子。后来，声子生下了庶长子公子息姑。
如果没有变故的话，鲁惠公去世后，庶长子公子息姑将会成为下一任国君，而元配夫人孟子的牌位会进入鲁惠公庙，陪伴在鲁惠公牌位身旁。诸侯国君不再娶夫人，元配夫人去世后以陪嫁侄女/妹妹继室，没有嫡子则由庶长子继承君位，这都是符合周礼规定的做法。
然而，就在距离去世没有几年的时候，年龄大概已有50多岁的鲁惠公干了一件违背“诸侯不再娶夫人”规定的出格事：他迎娶了宋武公的二女儿仲子作为嫡夫人。按照《左传》的说法，这段婚姻是神奇的“天作之合”：仲子生下来的时候，掌纹里能看出字，说这女子长大以后要成为鲁国君主的夫人。礼制再大也大不过天命，宋、鲁两国都积极促成这桩“天注定”的姻缘，于是仲子到了适婚年龄就正式嫁到鲁国，成为鲁惠公的第二位嫡夫人。
仲子嫁给鲁惠公之后，肚子非常争气，不久就生下了嫡长子公子允，此时庶长子公子息姑已经40多岁了。一方面，公子息姑等了大半辈子也没有等来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另一方面，还在襁褓中的公子允后来居上，由于他的母亲仲子是明媒正娶的嫡夫人，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按照“子以母贵”的原则被鲁惠公立为太子。
前723年，鲁惠公去世。当时太子允还是幼儿，无法行使国君职能，于是公子息姑担任摄政君(也就是鲁隐公)，而尊奉太子允为储君，等待太子允成年后再将政权交还给他。因为鲁隐公不是真国君，所以前722年正式即位时没有举行即位典礼，鲁史《春秋》中也没有记载。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曹丕与甄宓结婚行合卺礼的场景。合卺礼源自周代婚礼。
效法周公：鲁隐公的事功与品德
据《左传》记载，鲁隐公即位之后，充分展现出一个模范摄政君所应具有的谦退之德。一个重要表现是，鲁隐公在丧葬祭祀场合处处表现出对储君生母仲子的尊重。比如说，仲子去世后，她的牌位该往哪儿摆？按照礼制规定，诸侯国君生时不再娶夫人，所以夫妇去世后，国君牌位旁边只能摆一个嫡夫人牌位，而这个位置已经被元配夫人孟子占据了。为了不让鲁惠公牌位“左搂右抱”两个夫人牌位而被祭祀他的子孙后代嘲笑，也为了让仲子的儿子储君允顺心，鲁隐公不惜打破常规，专门为仲子建立了一座庙，用来供奉仲子的牌位。周礼中并没有为夫人单独立庙的制度，然而鲁隐公这样做的动机符合“亲亲”“尊尊”“和为贵”的周礼大义，所以不应该算作恶意的违礼，而应算作是善意的权变。
鲁隐公在执政期间里一直勤勉谨慎，对内不敢以正牌国君自居，对外奉行稳健的外交政策，与邻国和解多而征伐少，可以说是为储君允接位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而，鲁隐公这么做，到底是为储君允亲政打基础，还是为了自己篡权当真国君打基础？权臣公子翚赌了后者，于是他在前712年主动向鲁隐公请缨，说自己愿意帮鲁隐公杀了碍事的储君允，支持鲁隐公成为真的国君，交换条件是为他专门新设立一个叫做“太宰”的高级职位。鲁隐公却回答说：“我之前没有交权是因为储君年纪还小。我正准备把国君位子交还给他。你去帮我修建菟裘邑吧，我准备在那里养老。”
公子翚的阴谋已经完全败露，他害怕鲁隐公会向储君允告发自己，于是抢在前面跑到储君允那里进谗言。他对储君允说：“我已经为您探听了摄政君的心意。摄政君说：‘我不打算归还君位。’”储君允害怕了，问：“那怎么办呢？”公子翚说：“请允许我起事发难，杀掉摄政君。”最终，鲁隐公被公子翚指使贼人杀害，储君允即位，就是鲁桓公。鲁桓公政权随后“彻查”鲁隐公死因，将责任推到鲁隐公死前曾经居住过的大夫寪氏，杀了几个寪氏的人顶包，就这样把事情遮盖过去了。
从鲁隐公一生作为来看，他应该是一位真有仁德的君子(详见最后一节分析)，而他的执政目标应该是做一个流芳后世的模范摄政君。鲁隐公所仿效的榜样，最有可能就是西周初年摄政称王、辅佐储君诵(即后来的周成王)的周公旦。周公除了是西周开国功臣，也是鲁国的始封君，自然也就是历代鲁国君臣最为崇拜的伟人，所以鲁隐公以周公为榜样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常理推想，鲁隐公的品德不可能是他当上摄政君以后突然获得的，而是他还是公子息姑的时候就一直在培养的。进一步想，这样一位顺位继承权长期排第一、自身又有未来明君气象的公子一定是得到鲁国卿大夫群体拥护的。因此，到鲁惠公立公子允为太子前，公子息姑应该已经积累了很高的人望，是众望所归的继任国君。
周公辅成王（东汉武氏祠画像石拓片）
《史记》异说：哪有天注定，就是老淫贼
鲁惠公再娶夫人的事，《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有记载，但却与《左传》大不相同：
“当初，鲁惠公的嫡夫人没有生下儿子，贱妾声子生下了庶长子公子息(即《左传》公子息姑)。公子息长大之后，鲁惠公派人到宋国为公子息娶妻。宋女到达鲁国后，是个美女，惠公把她夺过来做了自己的妻子，生下公子允。接下来，惠公将宋女升为夫人，立允为太子。等到惠公去世，由于太子允年少，鲁人共同要求公子息摄政，不称即位。”
按照《史记》的说法，鲁惠公再娶夫人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天作之合”。鲁惠公就是一个见色忘义的老淫贼，本来是为儿子娶妻，见人家姑娘年轻漂亮，就直接抢过来归了自己。成为鲁惠公宠妾的仲子肚子很争气，不久就让将近六十的鲁惠公抱上了大胖小子。老来得子本来就是大喜事，何况生孩子的还是自己特别喜爱的女人，于是鲁惠公决定，仲子直接升为嫡夫人，公子允直接立为太子。惠公去世后，太子允年少，而且鲁人大多同情和拥护公子息姑，于是共同推举息姑担任摄政君。
有意思的是，这个野史味浓重的《史记》版本虽然不出意料地被不少当代戏说历史的文章直接视为真相，却并没有得到《左传》严肃研究者的重视。比如说，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和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的注解都没有认真探讨过《左传》和《史记》版本孰是孰非的问题。笔者猜测，这很可能跟《左传》研究者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潜意识”有关，那就是：《史记》比《左传》晚出，而且司马迁所存异说往往情节夸张曲折，有比较浓重的野史味，所以《史记》异说往往不被《左传》研究者所重视。笔者同样是受到这种观点影响的《左传》研究者之一，然而，这一回情况似乎确实不大一样。
《左传》蹊跷之一：春秋时期的夺妻风气
如果单看《左传》的“鲁惠公再娶夫人”故事本身，因为有“天作之合”这个最大的道理压着，所以鲁惠公晚年再娶嫡夫人的行为也算说得过去，公子允得封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可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和琢磨《左传》，就会发现如下两个蹊跷之处：
首先，《史记》版本中最让人觉得不可信的情节就是鲁惠公为儿子息姑娶妻却最终归了自己，这种将不缺妻妾的高级贵族描述成见色忘义的淫贼的桥段，乍一看的确非常像民间野史的风格。然而，《左传》里还真就记载了三次性质完全相同的事件：
第一次，是父亲抢儿媳。卫宣公为太子急到齐国娶妻，因为新儿媳妇宣姜长得漂亮就直接抢过来归了自己。这宣姜也是狠角色，她为了让自己和卫宣公生的儿子当上太子，反过来害死了本来要成为自己丈夫的太子急。
第二次，是堂兄抢弟媳。鲁卿孟穆伯为了堂兄弟东门襄仲到莒国娶妻，因为新嫂子己氏长得漂亮就直接抢过来归了自己。东门襄仲咽不下这口气，要跟孟穆伯刀兵相见，后来鲁文公出面调解，让己氏回了莒国，堂兄弟二人言归于好。没想到，第二年孟穆伯出使周王室时，半道带着给周王的财礼逃到了莒国，和己氏过恩爱日子去了。最终孟穆伯客死在齐国。
第三次，还是父亲抢儿媳。楚平王为太子建到秦国娶妻，听信了奸臣费无极的教唆，因为新儿媳嬴氏长得漂亮就抢过来归了自己。费无极后来又接连设计挑拨楚平王和太子建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太子建出奔，客死他乡。
总而言之，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为亲人娶妻却因为贪图女子美色而最终归了自己”是在高级贵族圈子里时不时就会出的烂事；也就是说，《史记》版本的核心情节虽然读起来野史味很浓，但却完全有可能发生。
《左传》蹊跷之二：鲁宋关系的跌宕起伏
按照《左传》版本的叙述，鲁、宋长期通婚，先后有孟子、仲子两位宋国君主的女儿嫁给鲁惠公做嫡夫人，而且第二位夫人还是双方宁可违背礼制也要促成的“天作之合”。在这样亲上加亲的联姻关系下，两国在鲁惠公执政晚期的关系应该是非常融洽的。
可是，按照《左传》后续的多处记载，在鲁惠公晚年，鲁、宋关系不是和睦融洽，而是完全破裂，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鲁惠公还在世时，鲁人曾在黄地打败过宋国军队，而鲁惠公去世时，宋国不顾“不伐有丧之国”的礼制规定，继续出兵攻打鲁国。鲁国当时疲于应付战事，所以鲁惠公葬礼办得很潦草。
更蹊跷的是，前722年鲁隐公一上台，先前坏到极点的鲁宋关系立刻回暖，同年9月就在宿国结盟和好。这说明，鲁宋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很可能是跟鲁惠公直接相关的恩怨。在与宋国恢复友好关系之后，10月，鲁隐公按照正礼重新安葬了鲁惠公。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鲁惠公中晚年对应的宋君先后为宋宣公（前747年-前729年在位）和宋穆公（前728年-前720年在位）。据《左传》的记载，这两位宋君可不是蛮横暴虐的昏君，而都是德行高洁之人：宋宣公临终前舍弃自己的儿子与夷而立了贤明的弟弟宋穆公，而宋穆公在临终前又舍弃自己的儿子冯而立了侄子与夷，将国家交回给哥哥宋宣公的子嗣。也就是说，宋、鲁兵戎相见，大概率不是因为宋国不讲理，想要侵略鲁国、攫取利益，而是双方在某一原则问题上撕破了脸。
鲁国、宋国（《春秋左传精读》，2014年）
重构“鲁惠公再娶夫人”事件的真相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综合《左传》《史记》的记载，并根据合理想象补足空白，重构“鲁惠公再娶嫡夫人”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的可能真相如下：
鲁惠公元配夫人、宋国君主之女孟子没有生下嫡子就死了。孟子的陪嫁贱妾声子得到鲁惠公临幸，肚子争气生下了庶长子息姑。声子可能颇有贤德才干，又“母以子贵”，因此得以住进孟子宫室，成为地位高于诸妾、低于嫡夫人的“继室”，像嫡夫人一样服侍鲁惠公、管理后宫。
声子虽是继室却并不受宠，而她所生的公子息姑长大后，品行仁爱端正，不像他的父亲，这样一个不肖之子(“肖”是“像”的意思)自然也得不到鲁惠公的喜爱，所以直到四十多岁还没有被立为太子。不过，鲁国卿大夫群体从礼制常规推测，鲁惠公不可能再有儿子能超越公子息姑，而息姑本人又有贤德，所以息姑长期以来就是鲁国高层默认的太子和未来国君唯一人选，在鲁国已经有了很深厚的人望基础。
鲁孝公虽然并不喜欢公子息姑，但也知道自己已是暮年，息姑早晚要被立为太子，于是向友邦宋国提出请求，准备为息姑娶嫡妻，使得鲁宋两国的长期联姻关系在自己去世后能够延续下去。宋人在宗室女子中物色人选时，发现宋武公二女儿仲子年纪合适，据说生下来时掌纹又形似当时“鲁夫人”三字，于是决定把这个得到天命眷顾的女子嫁给息姑，指望着她成为未来鲁国君主的嫡夫人。
仲子在迎亲的鲁国卿大夫护送下到达鲁国后，还没成为息姑的妻子，却先深深打动了未来的公公鲁惠公。对仲子一见钟情的鲁惠公恐怕是吃准了自己的道德模范儿子不会因此犯上作乱，于是顾不得自己五十多岁的年纪，也顾不得掌握实情的卿大夫们对自己的嫌恶，一意孤行把仲子夺过来做了自己的妻子。
就鲁惠公而言，他得到仲子之后，由于是真心喜爱，自然百般宠爱、频繁临幸，而受宠的仲子肚子也争气，不久就给鲁惠公生下了公子允。鲁惠公宠爱仲子，又喜欢公子允，于是也顾不得什么“诸侯不再娶夫人”的礼制，将仲子升为夫人，将公子允立为太子。鲁惠公为自己的决定申辩的一条重要理由可能就是仲子手掌上的“鲁夫人”掌纹，当然，鲁惠公是将“鲁夫人”解读为“现任鲁国君主的嫡夫人”。
就宋穆公而言，鲁惠公强夺儿媳的消息必然让他非常震惊。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从道德层面，宋穆公都不能忍受鲁惠公把亲上加亲、天命撒花的美好姻缘“掉包”弄成了一出父亲出于淫欲而抢儿子新娘的闹剧，于是宋穆公以此为由出兵讨伐鲁国，要求鲁惠公想办法改正错误、消除恶劣影响。鲁惠公这边则认为，我宠爱你宋国嫁过来的仲子，你宋国凭什么讨伐我？鲁宋双方各执一词，从此两国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让事情更不可收拾的是，在黄地战役中，鲁人还打败了宋国军队，这就让自认为得理的宋穆公更加愤怒，以至于鲁惠公去世后的殡葬期间，宋国仍然不停止军事行动，导致鲁惠公的葬礼没能正常举行，灵柩潦草下葬。
就鲁国卿大夫群体而言，当鲁惠公强夺儿媳事件发生后，他们圈子里的主流舆论应该是：第一，反对鲁惠公这种违背人伦大义、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荒诞行为；第二，同情和爱戴被鲁惠公秽行伤害的公子息姑。鲁惠公去世后，鲁国卿大夫群体在“改正先君错误”和“废弃先君遗命”之间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既不废了太子允、直接拥立公子息姑做真国君，也不立太子允为真国君、而让公子息姑辅政，而是以鲁国始封君周公当年担任摄政王、奉太子诵为储君的先例作为依据，拥护公子息姑担任摄政君、奉太子允为储君。公子息姑也积极调整心态，下决心要向他一直仰慕的周公那样，做一个模范的摄政君。前722年鲁隐公即位之后，马上向宋穆公主动请求改善关系，而宋穆公与鲁隐公本来就没有仇怨，可能还非常同情他，所以两国在同年晚些时候就迅速和好结盟。
随着储君允逐渐长大懂事，特别是在得知了“摄政君 储君”怪异安排后的曲折内情之后，他对于鲁隐公的态度很可能就已经变为明里恭顺、暗里猜忌。从储君允的角度看，鲁隐公执政期间的种种“高风亮节”行为更像是为他将来上位当真国君积累人望和政绩，因为说到底，这君位本来就该属于鲁隐公，而自己不过是鲁惠公晚年荒诞行为产生出来的孽种。
鲁隐公十一年时，储君允已经到了可以亲政的年龄，而鲁隐公也到了卿大夫可以告老退休的年龄。到这时，不光是储君允对于鲁隐公的猜忌到了极点，想要作乱上位的权臣公子翚也开始琢磨鲁隐公的真实意图。公子翚一开始怂恿鲁隐公同意杀储君允是找错了人，因为他运气不好遇上了个真心想要学周公的仁德君子。不过他后来跑到储君允那里进谗言倒是找对了人：储君允一方面认为公子翚的告密证实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猜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公子翚应该不敢编造这种罪及灭族的谣言，于是他相信了公子翚，纵容公子翚先杀了鲁隐公，并嫁祸给无辜的寪氏。
简评鲁隐公：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观察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过失，才能真正知道他有没有仁德。”(观过，斯知仁矣)。《礼记•表记》中记载了孔子的详细解释：“表面上仁爱的人有三种，他们都能与真的仁人成就同样的功业，但内心真实想法却不一样。和真的仁人成就了同样的功业，这人内心是不是真有仁德是不清楚的；和真的仁人遭遇了同样的过失，这人倒可以确认是真有仁德。真的仁人为了心安而行仁爱之事，智者为了利益而行仁爱之事，畏罪者为了不受罚而勉强行仁爱之事。”
纵观古今历史，真仁人最容易犯的过失，就是被奸诈无耻之人算计坑害，从而导致利益受损、事业失败甚至死于非命，所以会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诗句，会有“好人常命短，祸害活千年”的俗语。而之所以会这样，说到底是因为此人在智慧、勇气等方面有所欠缺，不足以支撑他践行仁德的高远志向。
鲁隐公这一生的过失，就是真仁人的典型过失。他先是被父亲抢了新娘，然后被同父异母弟弟抢了正牌君位，自己调整好心态想要做个模范摄政君，却在马上就要还政之时被奸臣谋害丢了性命，盖棺定论的谥号也就是一个不香不臭的“隐”。鲁隐公具有不比周公逊色的仁德，却没有周公面对储君猜疑、兄弟反目、东土叛乱等复杂情况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最终死于非命、功业不昭，真是可悲可叹！不知七百年后的那位同样尊崇周公、同样是道德楷模、而且熟读《左传》的王莽，在研读《左传》开篇的鲁隐公事迹时，心中是否曾涌起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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