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东升
“碗礁一号”沉船船货 赵东升供图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人类仅能将目光落在陆地文物的发掘与研究上，几乎无暇顾及水下文物。
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展开对公元7世纪拜占庭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正式拉开人类利用水下考古技术进行水下考古的序幕。乔治·巴斯也由此被称为“水下考古学之父”。
曾被忽视的水下“宝藏”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开始的时间较晚，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除了完成了一些淤陆地和岛屿古代遗存的调查和少量发掘之外，在水下考古技术领域仍然是一片空白。但在国外，水下考古却进行得如火如荼，并且有很大一部分牵连到辉煌的中华文明。
1986年4～5月，英国著名寻宝人迈克·哈彻在荷兰拍卖了他在中国南海打捞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南京开往阿姆斯特丹的“歌德马尔森”号上的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其总价值达2000万美元，价格之高让我国派出的参与竞拍的专家甚至连举手的机会都没有。
而这些瓷器还只是整船瓷器的1/4，其余的被迈克·哈彻砸碎扔掉。有报道称，迈克·哈彻共打捞出古代沉船50余艘，获宝无数。而美国人格雷科、比利时人海曼斯等都曾在我国南海疯狂盗捞水下文物。
1987年8月，英国一家打捞公司通过查阅史料，推测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茵堡号沉船沉没于中国南海台山海域，随后与广东省救捞局合作进行了探测，结果证实其为一艘中国南宋时期的沉船，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南海一号”。
在打捞时，工作人员用巨大的抓斗抓取的精美的长达1.72米的金腰带，以及200多件来自于中国龙泉窑系和景德镇窑系的瓷器，让中方人员认识到这艘沉船的重要性。
惨痛的经历刺激着国人的神经。前国家科委、文化部连续出台多份关于加强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示，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正式提上日程。1987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正式成立。
水下考古填补历史空白就出土的文物数量和考古界的影响力而言，“南海一号”被学者比喻为“海上敦煌”，甚至媲美“秦兵马俑”。其所载文物反映了我国宋代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与先进科学技术，为研究古代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及生产技术、手工业水平等提供了极好素材。
而且它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主航道上，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中西交流史等都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笔者虽未全程参与“南海一号”的打捞工作，却有幸在2004年培训期间下水探摸了当时还在海底的“南海一号”，参与发掘了郑成功军队的漳州东山冬古湾沉船和附近的宋元时期沉船调查；2005年，参加了平潭东海水域“碗礁一号”清代康熙年间贸易沉船的发掘工作，并对平潭水域的其他地点进行了调查和探摸；2006年，参与了福州闽江水域古代沉船的调查。
闽浙赣交界地区和太湖南部是中国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诞生的主要地区，开创了中国3000多年辉煌的瓷器文明。这些地区烧造瓷器的窑址已有不少发现，但印纹硬陶窑址却凤毛麟角，成为学界聚讼的公案。
2016年太湖水下调查发现的直径8～12米的众多石圈，为考古界一直搜寻不见的商周硬陶窑址提供了新的线索。同时太湖水下发现的大量古代村落、遗迹、遗物等遗存也为太湖的形成史和形成原因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水下文物仅包括沉船上的货物吗？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自然灾变，一些位于水边的居址、港口、墓葬等沉没于水中；由于水陆变迁、沧海桑田，一些本位于水下的遗存也可能处于淤陆或城市之中，等等。
水下考古除了发掘水下的古代遗址、打捞沉船和水下文物外，还研究位于陆地上的古代船只、码头、海洋性聚落、专为海上贸易而生产的产品基地等。另外，古代造船术、航海术、海上交通和贸易等也属于水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水下考古存在瓶颈目前，我国的水下考古专门技术已比较完备，能较好应用于全方法、全流程的工作，但还缺乏在高等教育中的普及。建立水下考古虚拟实验室、购置必要的设备，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应该成为下一步中国水下考古需要努力的方向。
不仅如此，我国的水下考古在国际视野方面还有所欠缺，即主要探求我国水域内的水下遗存，这些遗存与海外有什么联系、如何联系则相对缺乏，即便知道了沉船大致从哪里出海，但目的地是哪里，又是如何与海外交接的还缺乏必要的证据。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与此前我国不重视档案材料的留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缺乏国际化考古有关。
现下，国际上更多地使用海洋考古学的提法，关注海洋史的问题。海洋史学家研究的领域包括海洋航行、贸易路线、停靠港口、来往于不同目的地的货物、海上生活、航海科学，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理解人类为何以及如何与海洋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事物。
考古学可以通过揭示船上的未知货物，如史前器物、技术仪器等，为海洋历史学家提供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获得的信息。
也就是说，水下考古学实则只是海洋考古学的一部分内容，海洋考古学包括水下考古技术和海洋考古学理论，我国的水下考古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但理论建设有待加强。
新《条例》引领水下考古新发展目前，我国水下考古工作面临的挑战还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国水域面积大，涉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所以保护任务重；其次，我国各种生产、生活对水下文化遗产的破坏较大，而且相关管理较难，无法与已有广泛认知的地面文物保护等而视之；第三，专业力量不足；第四，投入成本大，见效慢。此外，还受到水域条件影响，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4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希望。与此前相比，新修订的《条例》制度更加完善，内容更加明确，要求也更加具体，针对性和操作性也更强。
在《条例》指引下，我国将会加快水下考古工作基地和队伍建设，加快开展沿海和内陆重点水域的水下文物资源调查，公布一批保护单位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央地合作，组织实施一批重点水下项目；组织海上联合执法，迅速遏制盗捞和走私活动。同时，高校也会加强学科建设、加快培养后备人才。
我深信，水下考古的春天很快会到来。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副教授，本报记者袁一雪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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