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年，正好是上世纪的六零年，我的出生的地方是绍兴湖塘鉴湖村谢金楼，我出生的一户人家是祖祖辈辈种田的农民家庭。我排行老三，出生时大哥六岁，二哥五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磕磕碰碰地在这个不该出生的时间来到这个世界。
要知道，因为这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我的生日农历二月廿四，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大队集体共产主义食堂只能供应清水光汤的所谓稀饭，人人吃得风也随时会吹倒似的。而我的母亲，一个才生了孩子的母亲，自己命也难保，哪里还有奶水。
母亲自己也说，已经两个儿子了，她不知道何时走出饥荒，实在不行，只能放弃我了。满月后，我就被母亲带到田头，一把稻草就是我的被子，紫云英草地就是我的小床，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而我任凭蚊叮虫咬，天天满身是包，才满月的我就随着母亲早出晚归，在水田地头顽强地活着。有时实在饿，小手抓着烂泥往嘴里塞，母亲看见我满嘴是泥，虽然心痛不已，但她也没有办法。没有几滴奶水，更本喂不饱我，可我就是依然顽强地活着，这让母亲对我刮目相看了。
第二年，母亲不再带我去田头，把我扔在长弄堂。我也早早断奶，依靠草籽糊头存活。据说我几个月就能爬，但从来没有人扶过我走路，所以，到三岁我还是只会爬不会走，村里人就此认为我是不会走路的孩子。可后来我还是依靠自己，顽强地站了起来，学会了走路。
在我的童年，曾经数次差点丢掉性命，这些也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自己没有任何记忆。
第一次是我冬天坐的藤棵（儿童取暖木桶）坐板滑落，我掉入火盆，发现时，手脚、屁股已经烫伤，烂了一个冬天。那年，正好隔壁本家上海外婆在绍兴，她看见心疼不已。我当兵在上海时特地去看过她老人家。她看到我时，老泪纵横：“啊是毛毛呀，侬罪宁过呀，侬屁股手上烫的一塌糊度”。
第二次是出麻疹，发烧半月，不吃不喝已经没有呼吸。以为已经死了，小棺材也做好。但父亲不在家，邻居提醒母亲，搞僵坏（指孩子死亡）一个孩子，不与他爹爹说一声是不可以的，最好让他爹爹见一面。母亲马上请人发电报到平水水库工地，爹爹冒着大雪，当夜从平水水库工地赶回湖塘鉴湖。据说那夜雪厚数尺，雪夜根本无法认路，爹爹几次落水，天亮到家，一进家门，已死的我大声啼哭，活了过来。我小时候，母亲给爹爹算命，瞎子说爹爹虽然有五子一女，但送终一定三儿，固然一语成谶，爹爹九十四岁如睡着在我臂弯。
第三次是我已经能走能跑，喜欢粘着大哥，跟着他屁股后有吃的。那时，已过三年自然灾害，田头地头庄稼很多，总能找到吃的东西。早春时节，去年没有挖尽的荸荠就会出芽，顺着下挖就能找到荸荠，就是不洗，也是很甜的，虽然你泥巴满嘴；到了晚春，河岸边，坟地旁沟沟红如同小草莓，酸酸甜甜的；初夏，荷池荷叶初起，把荷梗拔起来，靠近生藕部位梗子，又白又甜；夏天，莲蓬莲子正鲜嫩；初秋，鲜甜的菱角满湖吃不完；初冬，地头茅草根真甜着；冬天，没有挖尽的藕在池中，没有勇气没有吃。而我大哥最勇敢，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因为，他总能找到吃的。可是，有一次，出大事了。大哥割满草回家了，母亲问他“毛毛呢”，他才发现我没有跟他回来。他发疯似的回到田野，发现我已扑在水沟里很久，淹死了，至少大家全认为我淹死了。大人们把我抱回家，感觉还有点气，就是昏迷不醒，几天也没有醒来。去问了灵菩萨，说丢魂了，在掉下水沟时一吓，魂自己玩去了。人家淹水五分钟没命，我是因为掉在水里时魂已经不在，所以淹了个把小时没事，这灵菩萨就会胡说。丢魂，那就要叫魂，每天早上，母亲带着大哥，抱着我的衣服，到我掉水沟的地方，母亲叫着“毛毛，好居来哉”，大哥就回答“奥，我居来哉”。据说这样叫了半个多月，我真的醒了过来。在这次丢魂事件中，大哥天天挨打，吃足苦头。他五岁参加生产队劳动，从没有进过一天学校，总算在当兵时学了点文化，年年立功受奖，如有文化早就提干了，当了五年半兵后还是退伍。
三四岁时，有些记忆了。记得爹爹是生产队小队长，家里情况有所好转，至少吃饭没有大问题了，但就是缺钱。那时，记得我们三兄弟的服装全是母亲自己做的，母亲十分辛苦，如同一台永动机，白天黑夜地为这个家庭操劳着。我自从能跑会走以后，我就开始下水，不知是谁带会我游泳还是无师自通，在四面环水的地方，穷人家的孩子必须会游泳，这不仅仅是为了可以捕鱼摸虾，更重要的是自救。在水乡掉在水里家常便饭，每年淹死几个孩子也不是新闻。大概我也是怕死，从会走路就早早会游泳，在水底憋个五六分钟不在话下，当兵时有一个二十五米宽标准泳池，我可以在四米水底来回走，把人吓着了。而我这功夫是为了挖深陷湖底的鸡冠蚌壳，大的有十多斤。学会游泳，在水乡孩子就更不会饿死了。父母哥哥们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我就要为他们张罗饭菜。弄一把四脚虾网，一把破扫帚，就能到河里抓小虾、鳑鲏鱼、土布鱼，顺便再摸几斤螺狮，家里就有了和饭（小菜）。到五六岁，我就成为了家里重要的一个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