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正兵相合奇兵制胜?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正兵相合奇兵制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左传·成公十二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汉陆贾也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可见，文治与武功，是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而《论语》与《孙子兵法》所代表的正是文治与武功方面的理论指导之典范。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补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遂使得中国古代的经国治军活动能够长期稳定有序地顺利进行，并为今天的人们从事各类活动提供了弥足珍贵、足资启迪的历史文化资源。
西周末年史伯尝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果将《论语》与《孙子兵法》放在一起作通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恰好能够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优势互补。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崇尚道德与追求事功的统一
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代表作的《论语》，其主导的价值取向自然是崇德尚仁，耻于言利。所以它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放于利而行，多怨”，反映出较为强烈的道德至上的倾向。而《孙子兵法》的主导价值取向则是承认功利，追求功利，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利”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孙子的整个用兵指导思想，成为其指导战争的根本动机，为此，其汲汲提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把“兵不顿而利可全”视为从事战争的理想境界。应该说，《论语》宣扬“仁德”与《孙子兵法》鼓吹“功利”，两者均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不无其思维方法上的偏颇性：于前者不免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之讥诟，于后者，则多少有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局限，无怪乎后代有些人要斥责《孙子兵法》为“盗术”，认为“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索然无余泽矣”。话虽偏激，但多少言中了《孙子兵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只有将两者有机地加以结合，取长补短，让它们“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方能使经国治军的实践活动得到最好的理论指导，始终保持着健康发展的方向。
实施德治与推行法治的和谐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是它的重要特色。因此推崇德治、王化，主张教化民众，使广大民众归心于仁，提倡通过道德修养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最终实现天下大治，乃是其学说的必有之义。这种治国驭民的基本理念，在《论语》一书中有着非常集中的体现。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云云，即是这方面的突出主张。而古代兵刑一体，《汉书·刑法志》具体叙述兵制与法律之由来，称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说明兵学与刑法同源，兵家必定讲求法治。所以，《孙子兵法》基于兵刑同源一体的文化渊源，从敌我双方生死角逐的层面考量，十分注重法治的地位与作用，将“法”与“法令孰行”列为决定战争胜负归属的“五事七计”之一，强调“修道而保法”，“治乱，数也”；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从而在治军和作战中凝聚军心士气，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论语》与《孙子兵法》对“德治”与“法治”关注侧重点的不同，结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地体现了经国治军所应遵循的正确方向，既立足于“法治”，又补充于“德治”。道理很简单，没有以“法治”为手段的“德治”，往往会流于形式，不能产生实质的效用，用孟子的话来讲，就叫做“徒善不足以自存”；而没有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则往往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同样不能发挥积极的功能，“徒法不足以自行”，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讲求中庸守恒与推重诡诈权变的协调
中庸守恒是儒家对待事物运动规律的一般看法。对儒家而言，讲求原则性，注重稳定性，是其积极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旨趣所在，即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儒家学说的奠基之作《论语》，自然要充分反映这个重要特色。因此，它一再强调凡事要坚持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吾道一以贯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云云，就是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具体写照。《孙子兵法》则根据军事斗争的特点，而合乎逻辑地推重奇谲权变，主张兵不厌诈，计出万端，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强调“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与此相联系，对“经”与“权”侧重点关注的不同，使得《论语》更致力于德行操守的养成，而《孙子兵法》尤其热衷于谋略智术的修炼。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人生大智慧的表现。因为，坚持原则，“允执其中”，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而因时变化，“因利而制权”，则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与《孙子兵法》的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可谓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总之，《论语》与《孙子兵法》，一文一武，构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国治军的最好方略，它们并存而共荣，相形而益彰，成为人们体认智慧的不竭源泉，追求成功的高明向导。这种价值，并不因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减损，所以，在今天重温这两部不朽之作所蕴含的文韬武略，正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加以恰当合宜的互补，依然是十分富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