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毁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东林书院，只存在了短短二十一年，但在当时却是大明朝野都极其关注的焦点。毫不夸张的说，这座民间书院从建立起就成为明末一股令人无法忽视的政治势力，推崇它的誉之清议，诋毁它的斥之结党，即使到了今天这种争议依旧不休。
东林书院能够迅速崛起并发展，离不开创始人顾宪成的努力，以及顾允成、高攀龙、叶茂才、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等人的加盟。这群在官场不得志的士大夫们通过考究学问、议论朝政等方式，吸引了吴越当地及其他地方众多慕名士子的关注。
不仅如此，顾宪成还制定了《东林会约》，并以每年举行一次大会（或春或秋）和每月举行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的方式向大明朝各地著名的书院（如徽州的紫阳书院、淋沥书院等）和大儒们发起邀约，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学问辩论大赛，这样的措施更是让东林书院声名远扬。
东林书院
那么东林书院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它认第二，没有书院敢认第一。
“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东林书院其实就是一个在顾宪成的主持下，只要发一帖子，能得到几万、甚至几百万回帖的火爆论坛，这就是当时的现状和实力所在！
当然，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创办东林书院，并不仅仅是因为不做官了闲得慌，还在于看不惯大明朝日益糜烂的政局和社会风气，认为必须自上而下地重塑世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举止，因为百姓都是有盲从性的，只有朝廷率先作出了道德方面的标准和榜样，不好的社会风气自然也就焕然一新，才能实现贤才出而治化昌的大明盛世。
“圣帝明王必务表彰正学，使天下晓然知所趋，截然有所守，而后上无异教，下无异习，道德可一，风俗可同，贤才出而治化昌。”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官职在身，就只能通过建学院，开论坛的方式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以期能够引起朝廷的关注，达到道德标准建设的目的。
那么当时的大明朝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道德问题，让顾宪成不顾自己的在野之身，也要联合一群志和道同者对朝廷、对其他读书人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呢？其一是明末思想大爆炸，其二是万历利用税监大肆敛财。
东林书院内部
1、明末思想大爆炸让顾宪成等产生了成为民间道德领袖的野心！
a、儒家思想的内部争斗！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工具。到了两宋时期诞生了程朱理学（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而到了大明朝中期（正德、嘉靖时期），社会上又多了一门王学（王阳明学说）。但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王学，二者都是在儒家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只是任何一种学说都会存在自身的弊端，如果引导不慎，势必会给天下的士子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事实上也是如此。
以正德、嘉靖为思想分水岭，读书人总是在程朱理学和王学之间摇摆不定，始终无法真正信仰某一学说，这对大明朝的有志青年是否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造成很大的影响，“天下尊朱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据，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天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这种不坚定的率性而为，在顾宪成看来是极其危险的，根本不利于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确三观。
基于此，顾宪成认为自己即使在野也要义无反顾的站出来救世，站出来拨乱反正，不管朱子也好，王子也罢，一切都脱离不了孔子，必须强调程朱理学和王学源出同宗，是可以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批判的，所以尊孔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
在顾宪成看来，救世之举就是要拯救世人的道德，只有道德提高了，那么大明朝也就得救了。
“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
顾宪成
b、西学东渐带来的文化冲击，加深了东林对道统的坚守！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获准在北京定居，获得了明廷授予的官阶品级，享受到了明朝的官员俸禄，而他也给大明朝带来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明的产物，物质形态的，如自鸣钟、大西洋琴；意识形态的，如“政教分离”。
文艺复兴以后，西欧还没有完成彻底的“政教分离”，但“政教两立”、“信仰自由”的雏形已经初步具备，即教会和国家分权，教皇负责思想和信仰层面的管理，国王负责政务处理，教皇无权干涉国家政务，包括王位继承权；而且教皇传位和国王不同，国王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教皇需要挑选贤能进行传位。
西方这种“政教分离”的理论实际上很符合中国儒家“道统”和“政统”分离的学说（明朝内阁和皇帝争权，就已经是在实践中进行摸索），然而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自科举制建立以后，历代王朝以科举取士的方式掌控民间的身份转变，利用儒学建立意识形态并教导民众，实行“君”与“师”、“政”与“教”的合一，也就是说孔子只是一个抽象化的存在，事实上屈服于具体化的代言人皇帝之下，即皇帝依旧是政务、思想上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权威都牢牢掌握在皇室的手中，所谓一言九鼎、君无戏言就是这个道理。即使是文治第一个高峰时期的宋朝，这种现象依然没有变化。
即使明朝设置了内阁，而且内阁也可以对皇帝的旨意产生质疑，但在儒家森严的等级观念下，还是要屈尊在皇权之下的。但这种权威却因为万历皇帝在和朝臣的国本之争中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威严，又因为王学对程朱理学的冲击让他在道德上也逐渐失去了的威严。
所以对于想树立民间道统权威的顾宪成等人来说，将道统和政统进行分离，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标准体系，并让自己成为这套体系的代言人，建立担当民间道德权威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眼前，而利玛窦带来的西方这种政教分离的思想和实践性更是增强了顾宪成等东林人的野望！
所以建立书院，利用舆论宣传自己的道德标准体系就极为重要了。
利玛窦和徐光启
2、万历皇帝利用税监大肆敛财引发民间强烈不满，让顾宪成看到了民间力量及舆论的强大！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山东临清爆发了民变，这是民间第一次对征税太监敛财的反弹，也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因为临清的位置特殊，属于南北咽喉之地，民变如果不能及时安抚，势必会让京师处于动荡之中，故而也引发了朝野上下要求废除征税太监的要求。
此后，全国各地都对征税太监进行了喊打喊杀，民间反对太监征税的暴动越演越烈，这自然也包括东林所在地，南直隶的苏锡常一带。这样的后果就是，万历妥协了，限制了征税太监在地方上的权力，将征税权归还给了地方政府，税监只负责押解税银，而且也减少了税银的征收。
万历年间的抗税斗争，是明末以来的民间资本力量（手工业者、工场主、小市民等阶层）对抗封建皇权的胜利，也让顾宪成看到了民间力量的强大，进一步加深了他必须成为民间道德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的理念。
“乡愿之同流合污，从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滚随去，凡事都不做头，既以忠信廉洁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污又不为倡而为从，则君子亦宽之而不责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而忠信廉洁又不为真而为似，则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既然大家都知道民间舆情的厉害，但又不敢成为领导者，遇到事情只知道躲在背后指手画脚，如此，还是东林来的好。
意见领袖也是领袖。顾宪成的这段心迹表明，在野为民时必须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如何整顿，建立书院宣扬自己的学说就是一条最好的道路。
万历画像
3、结语：
很多人认为东林书院的创立，也就标志着明末党争的形成，但汪郎不这么认为。
因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开始建立东林书院时，虽然一心想成为民间道德标准的建立者和行动上的领导者，也仅限于学问上的压倒性，对参加党争应该不存在想法。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朝廷下达旨意让他出山时，被他以目昏耳聋，老态尽现，不足效驰驱备鞭策的理由拒绝了，并表明了自己不问政事的决心，“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而且那位给东林学院和顾宪成带来麻烦的李三才也不认为自己是东林的一员，他曾在奏疏中指出“今奸党仇正之报，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把自己和东林割裂开来。
当然到了天启年间，东林卷入了和魏忠贤之间的党争，这是另一期话题了，下回再聊。
参考资料：
《明神宗实录》
樊树志《晚明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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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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