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法”思想虽然是战国末期的产物，其自身也有理论缺陷。
但是在秦汉之后，随着儒法合流的不断加深，法家思想虽然不是国家统治思想，但是其立足于现实，秦以后的历代君主在避免法家思想反噬的同时，在治国中依然不可避免地运用法家思想治国。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对民众现实利益的关注；二、“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三、“变法”成为中国古代解决社会危机的主要手段。
秦以后的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法家思想实践的延续。
汉初，统治者制定“休养生息”的国策，目的就在于恢复生产，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它在封建社会末期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是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才使得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温饱。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遂吞之。”这一历史事件无论真假，也无论唐太宗这一行为是真心还是假意，在“仁政”、“爱民”等儒家思想背后体现的是君王对民众现实利益的关注。
秦以后，虽然法家思想不再作为国家统治的主导思想，但是“法”在君主治国的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汉武帝时期，为了打击贵族、豪强，汉武帝任用酷吏“排富商大贾……锄豪强兼并之家”，使得“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这就与韩非有功必赏、有过必诛的主张的主张相一致，将刑罚的对象扩展至贵族。
《敦煌文书》中有一案例，主要讲述了母亲生病，秦鸾却因家贫无法为母祈福之事。
这一案件从本质上来看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当行孝与法律产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的问题。根据判词可知，法官从事件的结果出发不认为儿子的行为属于孝行。
从这一角度出发，偷盗是违法行为，而为母祈福则是道德行为，判官以偷盗的违法性质否定了其为母祈福的道德动机。
也就是说，一个具有道德的行为不能是违背法律的行为，将法律作为道德的底线，实际上便是承认了司法判决中法律的至上性原则，这种判决方式就与法家思想相似。
法家之法诛行不诛心，也就是说法家只关注这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人们行为的动机并不是十分关注。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在法律道德化过程中，人们在“孝”“忠”问题的认识上已经逐渐脱离了儒家思想中对人们行为动机的探讨，而把重点关注在了人们的行为结果上。
韩非讲：“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他主张法律条文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受到韩非“法”思想的影响，当社会产生危机时，有识之士总是试图通过变法来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比较著名的就有北魏孝文帝改革、唐两税制改革、宋王安石变法、明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清摊丁入亩等等，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到了法家思想与精神的影响。
韩非“法”思想的当代价值韩非“法”思想本身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韩非提出的“法”思想，对于当前的法治建设依旧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价值：
一、规则的重要性；
二、职责分工。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后来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可以看出严明法纪与国家强盛之间往往具有密切联系。
韩非讲“奉法者强则国强”，在今天看来，韩非强调的实际上是规则的重要性。韩非“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的主张也体现出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
也就是说无论是谁违法都应当受到惩罚（除君主之外），虽然这一主张在今天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看来这是对传统“刑不上大夫”思想的突破，对当前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韩非讲“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审言辞”，这就是说君主要通过臣子说的跟实际发情况作比较，从而判断事情的真假；从检验实际效果来审查臣子的言行。
因而，韩非才讲“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通过臣子言语与实际结果比较是否一致，从而对臣子进行赏罚。这实际上便是要求臣子侍奉君主要尽职尽责，履行自身的责任与义务。
当然，韩非也指出了君主应履行的职责，那便是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正因为将“富国强兵”作为君主的职责，韩非才能将“法治”与“富国强兵”结合起来（“奉法者强则国强”），从而促使君主推行“法治”。
另一方面，由于韩非“法”思想自身的理论缺陷，因而在当前法治建设过程中也需要适当注意。这主要表现在势与道德的关系上。
在贯彻法律的过程中，无论是通过上级对下级的权威以及政府对民众的权威从而使得政策、法律得以贯彻实施，还是通过民众自身对政策、法律地接受使得法律得以实施，这体现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呈现出来的最终效果也不尽相同。
韩非贯彻法律的方式主要依靠的是君主的权势，韩非讲“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在韩非看来“势”是君主能够推行法治、术治的前提。
韩非更是以狂矞、华生二人为例，说明了无论是谁都应为君主服务，否则君主就可以将其杀掉。他虽然主张君主应满足人们对名利的追求，但是狂矞、华士二人的事例说明了，当部分人不将名利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时，韩非“法”思想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困境。
韩非给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将其杀掉，这就说明在满足人们对名利追求的背后则是通过君主或者国家的权势来强迫人们必须服务于君主。
而不是像三国时期的刘备一样“三顾茅庐”，通过感动诸葛亮才将其请出。二者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儒、法两家在治国中的差异。
太公望以狂矞、华士不为君主服务为由杀掉二人，太公望这种简单粗暴的治国方式，从治理模式上看可以节约时间成本，相较而言，刘备“三顾茅庐”的方式就显得时间成本较大。
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太公望损失的是两个贤者，而刘备得到的却是诸葛亮一生忠于汉室，在刘备逝世之后依旧以兴复汉室为目标进行北伐。
这就说明，当一个人从心底里要跟着这个君主，那么他就会用一生来报答，矢志不渝，这种人虽然少，但是他们在君主稳固政权、争霸天下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秦崛起的历程来看，秦统治者所重用的商鞅、张仪、范雎等都是名利之徒。他们虽然也是有才能的人，但是从他们的经历来看，商鞅在秦孝公之后，因受到旧贵族的打击，也曾举兵叛乱。
张仪在秦仕途不畅之时，就离开秦国到魏国；范雎则是被蔡泽说动，怕被诛杀，因而向秦昭王请辞。
综合三者可以看出，他们虽然都对秦国的崛起有功，但是在自己服务的国家面前，自身的生命始终被置于第一位。也就是说，当秦国不能提供给他们所追求的名利时，他们便会抛弃秦国。
相比较而言，刘备“三顾茅庐”虽然花费了极大的时间成本，但是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关羽因战败而投降曹操后，曹操“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表封羽为汉寿亭侯”，而刘备与关羽“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曹操通过名利的手段没有得到关羽，而刘备却以兄弟之情得到了关羽的跟随。这就说明，无论是以功名利禄吸引人才，还是以诚心感化人才，都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方式。
但通过曹操与刘备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到，单纯的以一种方式吸引人才存在缺陷，应该说，只有把握了人才的真正需求才能吸引到人才为自己服务。
综上，可以看出“以势压人”与“以德服人”在治国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当然，这里的“以势压人”是以满足人们对名利的需要为体现的，单纯的“以势压人”，通过个人的强权肆无忌惮地压迫他人，这样的政权也不会长久。
通过满足人们对名利的需求以及“以德服人”的治国方式在当前法治建设中都具有借鉴意义。
在落实法律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国家以强有力的措施进行贯彻，即法律一旦被公布，任何人、任何团体都要遵守，不能因不认同该法律条文就不遵守法律。
因而，为避免法律条文中的不合理之处，在完善法律的同时，应促使人们树立法治观念使其由畏惧法律惩罚、畏惧权势从而遵守法律到认同法律进而遵守法律的转变。只有当人们从内心深处树立起法治观念，人们才能够真正不违反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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