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因此，他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周代的“礼制”，抨击一切违背“礼制”的东西。
然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逐渐在社会中普及，再加上水利灌溉、垄耕法等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力相比于以往大大地提高。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体量也不断地变大。对于宗法社会的那套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制约的“礼制”，诸侯们再也忍受不了。于是，他们纷纷寻求变法，实行编户齐民、郡县制，都想要打造一套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到地方的中央集权式官僚体系。
以往的熟人社会秩序因此被打乱了，随着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迁移，开始形成陌生人的社会。这样，过去的那一套宗法封建制，也就不再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了，也就逐渐地瓦解掉了。宗法社会是周代“礼制”存在的基础，连存在的基础都开始瓦解了，“礼制”也就难以恢复了。
因此，孔子“复礼”的尝试，注定是一场失败。（详见文章：孔子“复礼”为什么会失败？弄清楚“礼”是什么，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一生的事业都失败了，为何后世还要尊他为“至圣先师”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从孔子的“复礼”说起，看看孔子的“复礼”面临什么问题，他又做了什么。看完这些，再看这个问题，你心中就会有一个答案。
面对礼崩乐坏的世界，如何才能“复礼”？面对春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该如何救世呢？孔子很清楚地知道，想要拯救这个乱世，就必须要找到这个乱世的病因。
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道无情，老天爷不会对谁好，也不会对谁坏。圣人也一样，对百姓不会好，也不会坏。从宇宙到社会，都是没有人格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好恶的世界。
和老子不同，孔子则认为老天爷是通人性、有道德、人格化的。礼，即代表天道（天命）。世间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礼崩乐坏”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世人不遵从周礼。
孔子认为，政治的秩序本质是人的秩序，而政治的最高形态就是教育。教育，是让人拥有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和情操陶冶。君子能在自己具体的行为中，随时地遵从周礼，从而树立人事的典范。因此，只要教导世人向往成为君子，世界的秩序也就能恢复了。
因此，孔子为了实现“复礼”的毕生理想，就必须要以教育的形式来教化世人，以文化教养实现对个体人格的整体提升。
教化世人，该选择什么样的教育途径呢？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你可能不知道，“儒”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那时候的“儒”，其实是对某些职业的一个总的概括。就像“商”，是对所有卖东西的人的概括。
当时的“儒”，主要分为两种：六艺教民的“儒”，以德行教民的“师”。
“儒”，主要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掌握特定专业技术的人员。他们是可以夜观星象、为百姓预报天气、辨别农时的人，也可以是来自社会上各个阶层懂得礼节、仪式的专家，尤其是治丧的礼仪顾问。虽然被贵族们抛弃了朝廷之礼，礼也崩了乐也坏了，但是像婚丧、相见等周礼，却完整地被民间大众保留了下来，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持续地起发挥着作用。
“师”，以德行教民，他们则与官学中的乐师有关。在先秦的典籍中，若单单提到“师”字，往往特指的是乐师。一方面乐师的舞蹈中有祭祀、祈雨等上古的巫觋传统遗迹。另一方面，周代的乐舞教育已经开始人文化，乐教主要是以“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为目标，培养人的协调的德性。然而，这种以艺术教育形式呈现的德育却不面向普通人，它主要的受众是贵族子弟和未来的政府官员。
而咱们的孔老夫子呢，他的身份既是“儒”，也是“师”，后世儒家的基本面貌就是这样被奠定的。
孔子他老人家的一生中，最关切的内容就是礼乐文化。因此，孔子的那些事业，无论是从政、授业、还是删诗作史，他都是以探究礼的内涵、恢复礼的秩序、发扬礼的精神为目的的。而孔子认为这些事业的实现途径，必须通过美育，也就是乐。
既然教育途径找到了，那下一步就是找学生了。这时候，孔子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只有贵族子弟和未来的政府官员接受教育，他教育受众十分有限，如何能将“天”引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当中呢？
若想教化世人，必须要扩充“人”的内涵在春秋早期，只有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因为这本身也是礼的一部分，但是礼是不下庶人的。
然而，周朝当时无论是贵族，还是其他的文化人，他们不是依附于君权，就是被贵族、卿大夫们豢养的门客，通通都是官家人。所以，当时的教育被称为官学。孔子认为，官学教育出的人，既没有独立的身份，又没有自由的灵魂。
随着礼崩乐坏，原有宗法社会的制度逐渐解体。受过官学教育的人也因为打了败仗，或者失去土地，逐渐地流落到平民社会。这样一来，他们反而身份独立了，灵魂也解放了，也就可以凭自己所感所悟，自由地传播思想了。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我的品德是上天所赋予的，桓魋能把我怎样呢？”孔子的这句话，充分的反映了宗法社会架构崩溃，个人的精神世界在意识觉醒后进一步扩大的历史潮流。
周文化中天人关系是孔子的思想中格外注重的传统，因此，他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观点。“人”不再是过去那样，专指贵族，而是世间一般意义上的所有人，人的内涵就这样被扩充了。
就这样，孔子将过去的“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民间”，办学的时候，他主张“有教无类”。谁要是想跟他学习，不论是什么身份，只要交适当的学费就行，没有学费拿几个鸡蛋是那个意思就行。因此，孔的三千弟子出了七十二贤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有。
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民间办学的人，也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老师。
就在孔子扩充了人的内涵，开始在民间办学以教化世人的时候，又一个难题摆在了孔子的面前：
如何向世人传教？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礼的精神？孔子的教学目标是，向世人传授礼的精神，以文化教养实现对个体人格的整体提升。但是，以什么样的文化载体教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礼的精神呢？
孔子给出的答案是：礼教为体，诗教为用。
春秋时代的贤者们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但是，相比于形式性的礼乐仪节，他们其实更关心曾作为天人秩序之载体的“礼”，在当下混乱的社会形势中所呈现的实际生命力。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的“礼也”、“非礼也”，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当时的人已经把“礼”作为衡量和规范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基本正义原则。
因此，圣贤们一方面想将古礼的典章仪式完整的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他们挖空心思地渴望将礼的精神、礼的本意提炼出来，再通过某种方式将其作用到现实当中。当时贵族社会的共同语言是《诗》，因此，《诗》就是最能保持礼之精神的文化载体。
《诗》就是我们说的《诗经》，是在民间所口口相传的诗歌。古代社会十分闭塞，信息极其稀缺，因此，诗歌就成为了当时的人们最得力的精神共享手段，它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地方风土人情，是社会中沟通上下、远近的桥梁。
我们都知道，《诗经》包含《风》、《雅》、《颂》三个部分。人们用《风》来沟通民情和王政，通过《雅》来进行讽喻和抒情，通过《颂》来进行一些庄敬典雅的仪式。
因此，在那个时代《诗》就是政治、是宗教、是教育、也是社交，它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
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歌诗待宾和赋诗言志是非常流行的交往和表达方式，也是平时贵族的交往礼仪中所必需的手段。因此，《诗》具有特殊的政治属性，它是各诸侯国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话语平台，无论邦国外交还是宴飨宾朋，都要用《诗》歌唱，并伴以优美的音乐。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小雅·鹿鸣》
如果那个国家的士人、大夫不具备欣赏和灵活运用《诗》的素养，他就无法在往来酬酢的外交场合中合适地发言。说错了话，不仅丢自己的脸，更会让国家跟着蒙羞。换句话说，一个合格的外交官，只有掌握了《诗》的内涵，才可以在樽俎鼓乐之间，得心应手地曲抑强权，展现本国的文化实力。
《诗》还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孔子对儿子孔鲤说过：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
这句话的意思可不是，“不学诗，你就不会说话”。孔子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学习《诗》的话语和表达方式，你在社交场合中，就不知道该如何恰当地与人说话。孔子的言外之意是，《诗》可以教你如何恰当地表达复杂的、微妙的意思。
因此，《诗》不仅是贵族的共同语言，塑造了贵族文化。它还是社交语言，向世人传递了一种恰当、含蓄、得体的表达习惯。
在孔子之前，周代的王官之学就早已有了诗教。但是，其主要内容是教导人如何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这种诗教显得有些功利主义。
孔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诗可以兴”，扩展了《诗》的用途。孔子的“兴”有两层意思：
- 第一层意思，是作为一种与“比”和“赋”并列的创作方法。东汉大儒郑玄在《周礼注》中曾经指出，“兴者，托事于物”，“兴者，以善物喻善事。”他认为兴与比经常联用，作用都是通过产生一种意象来指喻他事。
- 第二层意思，是作为欣赏诗时，人产生的一种升腾高越的特殊情感效果，也就是所谓的怡情。
诗歌的兴，是通过情景合一的审美意象，让普通人的情怀也能具有诗人的文采，让士人、君子内心的忧怀可以得到宣释，让这幽微的情愫能够感人益深，久远地流传。这时，我们当下客观的自然世界虽然没有改变，然而精神世界的意蕴却因为“兴”而变得有所不同。人们通过诗教的荡涤，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局限当中跳脱出来，由贫乏的“小我”转而成为“大我”。因为“兴”，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开阔，和包容，也就逐渐摆脱了小人的习气。
因此，孔子诗教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并提升人们的精神思想。通过“诗可以兴”，孔子为诗教注入了审美式教育和新内涵。
孔子做了这么多，但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复礼”，而要想“复礼”，就必须要和政治发生联系。孔子是怎么做的呢？
如何将审美式的教育与政治发生联系呢？“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译文：“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暂时免于罪过，但不会感到不服从统治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统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德政”，统治者应该崇德尚礼。简单地说，就是用审美式的教育方式，把“礼”的秩序和条理化入到理想的人格修养之中，教导人们成为“君子”。
在《论语》中，“君子”经常是和“小人”一起出现的。其实，在春秋的时候，“君子”和“小人”还不包含现在语境中价值褒贬的意味，他们只是社会等级与分工的分野。
那时候，中上层的贵族与社会的管理者被称为“君子”，而承担具体职事的下层贵族或从事劳动生产的庶人被称为“小人”。概括地说，“君子”是社会的协调组织者，而“小人”是具体的执行者。
然而，孔子将“君子”与“小人”的身份、社会分工方面的意义进行了弱化，进而将“君子”精神意象层面的意义进行了强调。
在孔子眼里，“君子”与“小人”之间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他们对“道”的把握：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孔子说：“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君子能够与其他人保持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君子却又不必苟同于对方。而小人在对问题的看法上习惯于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小人”的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和”，作为人格素养至少有如下两个层次的内涵：
- “和”，意味着一个人要具有协调各种要素、创造新意义的能力。
- “和”，也意味着君子要拥有广大的气量和胸襟。
在我们当前的世界中，中国总是声称自己会“和平崛起”，我们说这句话的依据，其实就是两千多年来我们传统文化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观念。
孔子主张统治者施行德政，又教导世人成为“君子”，然而，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这套理论中却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人们遵循“礼”的内在动因又是什么呢？
春秋时期之所以礼崩乐坏，正是因为人们眼看着那些违背“礼”行事的诸侯，不但没有被天命制裁，反而越来越强大。那人们就想了，到底有没有天命这回事儿，我为啥一定要遵循周礼呢？因此，为了挽救人们对“礼”动摇的心，孔子就必须要为“礼”找到一个内在动因。
礼的内在动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做君子？为什么要遵守道德？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对道德规范的内在自觉，是人的德行之根本。因此，仁不仅是诸德目之中的一个，还是一个具有统御功能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仁”是美丑和善恶的最终评判标准和唯一依据：“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对于现实世界的政治主张是，统治者要施行“仁政”。统治者施行仁政的最直接体现，就是要以对待家人的态度爱护子民，用文化和道德来维护秩序，孔子反对滥用战争和刑政。
因此，孔子始终在反复地强调，“仁”是人的心灵秩序，如果人的心灵失去这个秩序，“礼”就找不到内在动因；“仁”也是礼乐的精神内涵，如果丢弃了这个内涵，礼乐也就沦为了没有灵魂的死物。
结语孔子为“复礼”奔走一生，最终也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宗法社会是“礼制”存在的根基，社会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再退回到宗法制的小社会。所以，孔子的“复礼”理想终究是一场梦。
然而，孔子“复礼”的梦想实现不了，并不代表他在追梦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也毫无意义。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在追梦路上他在民间办学、诗教授礼、为礼寻找内在动因的诸多努力，为他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历史中奠定了地位。
孔子为中华文明找到了人心灵秩序——仁，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为何孔子“复礼”失败了，却仍旧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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