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塔辛组织的创始人亨利·海（Harry Hay）最终决定建立一个争取同性恋权益组织。他相信一个组织能够将更多遭遇不公平对待的同性恋者组织起来，但在他的构想中，这个组织更像是一个互助小组，而非利用激进的抗议行动来争取更多的权益。
出生于 1912 年的海在整个 1930 年代和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拥有改变世界的想法。在大萧条后的那段岁月里，左翼组织看似提供了一种通往乌托邦的方式。在 1934 年参加完位于旧金山的工人罢工后，海参与活动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唯一的问题是，当时的活动组织容不下像海这样的同性恋者。
这一度让海非常沮丧。在当时，他已经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为了能够适应左翼组织的禁令，他甚至一度寻求心理治疗，并与一名女性结婚。然而，到了 1950 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维持这样的生活。次年，他选择离婚。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海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将同性恋者组织起来，为这个群体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从 1948 年起，海就开始为这个组织设计规划和蓝图。
1950 年 7 月，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一位朋友鲁迪·戈恩雷西（Rudi Gernreich）。在后者的帮助下，海开始接触自己认识的同性恋者，最终在那一年的 11 月，他和戈恩雷西招揽到了另外三名愿意加入的人。就这样，马塔辛社团（Mattachine Society）成立了。
图 /harryhay.com
马塔辛这个名字来自于海对于民谣音乐的研究。在中世纪法国，有一群男性舞者会组织起来反抗君权，这种组织就被称为马塔辛。海相信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隐喻，而男同性恋者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去达成为自己争取权益的目的。也确实如海所希望的那样，当下的历史学者将 1950 年成立的马塔辛社团追溯成为美国最早的能够长期维持运营的同性恋权益组织。在此之前，亨利·格博（Henry Gerber）曾经在芝加哥组建过人权社（The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仅维持了几周就被警方摧毁。而 1948 年亚瑟·沃纳（Arthur Warner）在纽约成立的联盟组织（The League）则因为过于封闭而很快被拓展到纽约的马塔辛社团所吸纳。
整个 1950 年代，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态算不上乐观。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许多来自乡村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同性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行的，并且壮大了同性恋社群的规模和群体意识。但在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系统性地打压同性恋群体。1952 年，美国心理学会的诊断指南将同性恋列为一种心理疾病。在政府层面，时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同性恋者从政府雇员中排除出去。联邦调查局也由此启动了大规模的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监控。再加上当时席卷全美的反共浪潮，同性恋群体被迫转入地下，并且需要时时面对来自于官方的管理。
历史经验总是会告诉人们，打压的势力和反抗的力量总是相辅相成。在美国系统性地收紧同性恋者生存空间的同时，同性恋者也总是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边界和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因此更快地促成改良的力量。起初，海希望马塔辛社团能够作为一个秘密社团，在暗中将同性恋议题带到大众讨论的领域当中。这主要是出于海个人对于形势的判断。此前在芝加哥也曾有人试图创立类似的同性恋权益组织，但在几个星期之后就被警方彻底破坏，因此海相信保持低调是让马塔辛社团能够长久运作下去的关键。因此在早期，马塔辛社团的主要活动就是组织小规模的聚会，参与者可以就同性恋相关议题进行探讨。在这期间，马塔辛社团保持低调，甚至看上去像是一个完全地下的组织。
但马塔辛社团壮大的速度却超出了海的意料。1950 年 12 月，他们的第一次活动还只是吸引到了 18 人参与，但是很快他们的活动就不得不以公开的形式进行，因为有时到场的人数可以多达 150 人。再算上他们在其他城市发展的分支机构，包括圣地亚哥、旧金山等城市，马塔辛社团在两年招募的成员数量就能够达到 2000 到 5000 人之多。
很快，马塔辛社团内部对于海要求组织保持秘密的决定也产生了争议，尤其是在成员戴尔·詹宁斯（Dale Jennings）遭遇到了警方的暴力执法，并且因其同性恋身份而起诉至当地法院之后。包括詹宁斯在内的很多成员都认为马塔辛社团应该更积极并且直接地向大众传播有关同性恋的议题。一本名为《ONE》的同性恋杂志由此诞生，并且开启了一个为同性恋者争取话语权的时代。而在马塔辛社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许多其他同样以争取同性恋权益的社团也在美国各地成立。1955 年，四对女同性恋者在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女同性恋权益组织，名为比利提斯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Bilitis，以下简写为 DOB）。
DOB 的创始人 图 /FoundSF
到了 1960 年代，这些组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无论是马塔辛社团还是 DOB，他们都存活过了不成熟的婴儿期，并且也渡过了可能会让他们分裂的创始人的纷争。一些创办的杂志让他们的声音得得以传播，并且这些传播还获得了最高法院的判例中的保障。但是历史学者约翰·德米里奥（John D’Emillio）提醒说：“（在这个阶段）同性恋权益者仍然只有少数能够鼓舞他们的成就……在 1960 年，这些运动最多也只能算是处在同性恋者生活的边缘。他们并没有能够动员大众，并且在吸引大众以探讨对待同性恋者的社会态度和公共政策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总之，诸如马塔辛社团和 DOB 这样的早期的同性恋权益运动，在整个社会的层面，大多显得规模有限，并且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
这其实也并不难理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尽管同性性行为在历史上都很常见，但是在 1950 年代整个社会都没有能够真正将同性恋者视为一个受到系统性歧视的少数群体，即使是许多同性恋者也仍然相信这是他们个体所遭遇到的困境。如同德米里奥所说，“在同性恋者可以获得接纳，并且鼓励人们去寻求同性恋权益之前，人们需要一种新的话语去解释同性恋者的实际经验。尽管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早期，一个同性恋亚文化正在形成，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常初级的、并未得到发展的。”
德米里奥将同性恋者的处境和黑人、以及犹太人的处境作对比。他相信，随着这些群体都遭遇到了整体的压迫，但是黑人和犹太人的困境已经得到了更充分的讨论，因此他们能够更发起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以寻求社会整体氛围以及法律层面的变革。而就在同性恋权益运动诞生的同时，民权运动正在以更大的规模获得全美的关注。
现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开端通常会被追诉到 1955 年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Montgomery）。12 月 1 日晚上 6 点左右，42 岁的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坐上了下班回家的公交车。车行过几站，车前部预留给白人的十个座位全部被占满。看到有些拜仁无处可坐，公交车司机詹姆斯·布雷克（James Blake）起身来到了帕克斯的那一排座位。“布雷克对我们说，‘你们最好让开点，把这些座位给我’。”很多年后，帕克斯这样回忆，“（这时候）我感觉到一阵决心向我涌来，就像在冬天的夜里，我给自己盖上了一层被子。”
帕克斯因为拒绝给白人让座而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开，并引起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注意。当时，他作为一名牧师来到这座城市履职才一年时间。对于民权十分感兴趣的金意识到这一事件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帕克斯的入狱，已经有不少当地黑人社区开始抵制城市中的公共交通系统，而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一事件进一步扩大，从而引发更广泛的对于黑人权益的关注。就在 12 月 5 日的一次黑人集会上，一个名为蒙格马利权利促进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的组织宣布成立，金被选举为该组织的主席，领导之后的抵制行动，以及帕克斯被捕案件的后续支援。
金很快就成为了全美民权运动的领导者，发起并组织了多场集会和抗议。抵制公交车、自由乘车者活动、向华盛顿进军、伯明翰儿童游行、塞尔玛游行、以及孟菲斯罢工。在这些大规模的抗议中，美国立法和司法机构逐渐推翻了此前的歧视性做法，并且出台新的法案保障少数群体在雇佣、投票、住房等多个方面的平等权益。相比起民权运动的成功，马塔辛社团和 DOB 缺少金这样的领袖，也缺少愿意为同性恋权益走上街头的抗议者，也就造成了同性恋权益运动被边缘化的困境。
然而，民权运动与同性恋权益运动并非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事实上，学者们大多相信，如果没有整个 1960 年代躁动的社会氛围，那么同性恋者争取权益的行动注定会徒劳武功。玛格丽特·克鲁克香克相信（Margaret Cruikshank）在《同性恋解放运动》（The Gay and Lesbian Liberation Movement）一书中这样写道，“同性恋者之所以能宣称同性恋是一种政治身份，仅仅是因为其他社会运动提供的先例，尤其是民权运动。如果没有整个 1960 年代的反抗运动，那么同性恋解放运动将不可能在 1970 年代出现。”
富兰克林·凯姆尼（Franklin Kameny）是最早从民权运动吸取灵感的同性恋权益者之一。这个出生于纽约皇后区的犹太人，获得了哈佛大学天文学的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为美国军方工作。1950 年代冷战期间，美苏之间为了争夺太空而展开了一场竞赛。凯姆尼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天文学家之一，并且他一直认为如果美国人要将人类送进太空的话，他很可能就是候选人之一。然而，就在 1957 年的一次外勤过程中，凯姆尼突然被上级召回。调查人员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质问凯姆尼：“有消息引起了美国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的注意，消息称你是一名同性恋者……对此，你是否有任何回应？”尽管凯姆尼始终坚称，他的私生活与他是否能够胜任联邦政府的职位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还是像整个 1950 年代的其他数千人一样，立刻被联邦政府开除。
凯姆尼 图 /Washingtonian
然而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凯姆尼决定将联邦政府起诉至法院。而在写给最高法院的上诉书时，凯姆尼写道：“联邦政府反同性恋的政策，并不比基于宗教或者种族理由的其实更合法或者更不反动。”尽管最高法院最终没有选择审理这一起案件，但这一信条成为了此后凯姆尼为同性恋谋求权益的总方针。他很快就在华盛顿成立了马塔辛社团的分支，并且成为了当时几乎是唯一愿意以公开身份谋求同性恋权益的人。在 1964 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再次鼓励同性恋权益运动人士学习民权运动的做法。“黑人在过去 90 年中通过教育和信息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然后，这 90 年中取得的成就，尽管绝非是完全无效的，也万万无法和过去 10 年相比，而在过去 10 年中，黑人采取了集锦的，利用社会行动的方式来争取民权。”
此后，他仿照金的做法，利用每一起同性恋者受到迫害的案件，有机会就将案件公布至媒体、以及司法系统的面前，希望能够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曝光机会，来推动同性恋者的集体意识和法律层面上的变革。凯姆尼也攻击美国心理学会将同性恋认定为一种心理疾病的做法。“通过任何法律的手段，来确保同性恋者获得生命、自由、以及追逐幸福的权利。”在凯姆尼创办马塔辛社团华盛顿分支的时候，他将这一段话写入组织的章程当中。
像凯姆尼这样利用司法和政治手段以改善同性恋者在社会中处境的做法被德米里奥称为战斗性（militant）同性恋权益组织。“在 1960 年代早期，美国东海岸，同性恋运动中的战斗翼出现了。受到民权运动人士的影响，他们放弃了 1950 年代较为温和的路线。战斗主义者采用了基于少数群体平等权益的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了抗议的行动发起当中，并且确认了同性恋者争取争议的正当性。他们的信心和决心，为整个同性恋权益运动和同性恋者争取到了在整个社会中的可见性，而这是此前的同性恋权益运动并为能够达成的。”德米里奥相信，到了这一阶段，同性恋权益组织的抗争方式已经与早期的秘密社团大相径庭。至少在组织和理念这两个方面，同性恋权益运动从民权运动中获得了他们的力量。
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动荡的 1960 年代美国为人们注入了一种新的意识，他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抗争形式来争取社会争议，即使这种形式可能是暴力的。
这种新的社会意识的根源来自于美国从 1955 年开始的越南战争。进入 1960 年代，这场绵延不断的战争逐渐向公众展现出了它狰狞而又泥泞的一面。面临美国在越南的巨大伤亡，美国政府不得不持续向国内征兵，而这自然也就引起了年轻人们的不满。从 1964 年开始，陆续有学生在大学中发起示威游行，以抗议美国政府维持越南战争的做法。很快抗议方式开始变得激烈起来。1965 年，密歇根大学率先发起 2500 人参与的听课抗议，此后有 35 所大学效仿这一做法。同年 82 岁的和平主义者爱丽丝·赫兹（Alice Herz）在底特律街头自焚抗议越南战争。
反战的激进抗议形式最终还是汇入了同性恋权益运动当中。德米里奥认为，第一次公开的同性恋权益游戏就是伴随着反战运动进行的。在 1965 年 5 月的一天，有 20000 名反战人士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进行抗议，而在同一时间有 7 名男性和 3 名女性在白宫前呼吁同性恋权益，并且也前往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等美国政府机构表达抗议。
也是在 1965 年，一些以往温和的同性恋权益机构开始改变以往的做法。以 DOB 为例，从 1955 年成立之初，它更像是一个私密的同性恋者俱乐部，试图在旧金山为同性恋者营造一个可以安心交流和往来的场所。但此后，他们也面临着来自警方越来越大的压力。1965 年的新年，旧金山举行了一个筹款晚会，为一家新成立的同性恋权益机构筹款，结果遭到了警方的搜捕。DOB 的两位创始人德尔·马丁（Del Martin）和菲利斯·里昂（Phyllis Lyon）回忆，警方用警车堵住了入口，将探照灯光打入会场，并且还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都拍照备案。500 名与会者被激怒了，他们无视了警方的行动，持续入场参加活动。最终，与会者和警方发生了冲突，并导致数人被捕。
次日，这些同性恋权益机构召开记者会，在谴责警方之余，要求当地法官迅速下达指令，释放这一次在警方行动中被关押的人士。最终，这起案件变成了警方的一次公关灾难。历史学者大卫·卡特认为，这起事件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同性恋群体被骚扰和压迫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同性恋者为了争取权益而捏造出来的是非。克鲁克香克则相信，这起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同性恋者不再是在社会是被无视和孤立的一个群体，并且注定处在社会环境的压迫之下。
1966 年，一个名为北美同性恋组织大会（The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的全新机构出现了。包括凯姆尼、DOB 在内的美国许多同性恋权益机构在这次大会上集合到了一起。他们相信，通过一个协作性的沟通机制，能够进一步扩大他们所做事情的声量和规模，从而能够进一步达成目标。而这个大会的高光时刻出现在 1968 年。凯姆尼模仿黑人民权运动中“黑人是美的”（Black is Beautiful），第一次提出了提出了“同性恋是好的”（Gay is Good）这样一个口号。同时大会也通过了一份被称为《同性恋权益法案》的文件，提出了 5 点主张，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第一条：“成年人之间私密的获得认可的性行为不应该被犯罪。”
回顾这一时期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变化，德米里奥认为有两个特征是最值得关注的。其一，进入 1960 年代末，同性恋者越发将自己的性取向是为一种性和情感的表达，任何阻碍这种表达的公民权的丧失都构成一种不公正的歧视。其次，在借用民权运动的模式之后，他们相信是政治行动，而不是自助或者教育，才能够帮助他们通向平等。“这两个特征在一起为同性恋权益运动可以采取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随着越来越多类似于旧金山筹款晚会这样的事件在美国发生，一些有着先见之明的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同性恋群体正处在黎明到来的当口。他们相信，很快就会有一起事件能够像帕克斯拒绝为白人让座一样，激发起整个同性恋社群的愤怒，并促成一场同等规模的运动。
在 1969 年 6 月一份名为《皇后季刊》的杂志中，一篇社论这样写道，“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停止为自己而感到罪恶……面对现实，接受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为自己是位同性恋者而感到自豪和激动吧——我们已经为我们争得了在社会中的位置，现在需要理解的是，我们要留在这个地方，并且我们的声音响亮而又雄壮。黎明已经为同性恋者露出了曙光……这是这是同性恋者复兴的年代。”
题图 / News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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