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恐怕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了，我们课本上学，电视里看，自媒体平台上关于长征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很多人都能准确的说出长征的准确时间，以及长征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但是也许有一部分人不知道，红军在长征中曾经七次更改目的地，更不知道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陕北作为长征最后的落脚点，还有为什么红军会进行长征。
说来惭愧，虽然我也是一个写历史文章的人，但是对这些知识也是一知半解，在查阅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对长征的整个脉络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识，现在把这些内容写出来，一是加深自己知识的记忆；二是和喜爱这些内容的小伙伴做一个分享。
1.两个德国人长征在开始时并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对外宣传则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什么是第二先遣队，因为粟裕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早就出发北上了。
无论用哪种名字，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苏区待不下去了，需要找一块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至于为什么待不下去了，要从两个德国人说起。
1933年初，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后就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但是他不懂军事，于是从共产国际请来了一位高级军事人才——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叫李德，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
李德
这个德国人的履历看起来很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加入了苏俄红军，在德国参加过城市街垒战，又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
李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作为高级军事人才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李德的到来，弥补了博古军事能力的不足，被博古高兴地称之为“及时雨”。
正在博古为李德的到来兴奋异常时，蒋介石的身后也站了一个德国人，和李德一样，身份同样是军事顾问，他叫赛克特，67岁，比李德的履历更牛。
赛克特
赛克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德军驻土耳其最高参谋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还担任过德国边防军总司令。
而我们的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头兵。
赛克特在仔细研究战场态势后，给蒋介石提出了“步步为营”的战略计划，主张用密集的堡垒群，对中央苏区层层包围，然后缓缓推进。
赛克特的理念是：“中央苏区只有区区5万平方公里，如果每天推进1公里，那么不出1年时间，就能全部吃掉中央苏区。”
蒋介石听后大喜过望，自己四次纠集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都没有成功，原来依靠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实现了，德国顾问果然名不虚传。
蒋介石立即按照赛克特的建议制定“第五次围剿”计划，调动100万军队，采用碉堡战术，严禁长驱直入，稳扎稳打，逐渐缩小包围圈，直到完全吃掉苏区。
而我们这边的李德是怎么应对的呢？“以牙还牙”“针尖对麦芒”，他鄙视前四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等战术，将其完全抛弃，采取和敌人一样的战术，用堡垒对堡垒，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
蒋介石有100万大军，苏区只不过10万人马，武器装备和各方面的资源都不如敌人，这叫拿起鸡蛋碰石头，以己之弱对敌之强，结局可想而知。
如果把李德和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做类比的话，战国时期的赵括最为合适，两人都是纸上谈兵的高手，赵括葬送了赵国的精锐，李德丢掉了整个中央苏区。
2.最初的目的地1934年10月10日，8万多红军走出苏区，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个伟大的史诗行动开始了。
长征最初的目的地是博古和李德两人制定的，先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另作他图。
战役行动没过多久，蒋介石就知道了红军的作战意图，于是调动军队，对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希望一举歼灭红军，彻底除掉他的心头大患。
博古和李德显然是很会过日子的人，命都快没有了，但是在转移的时候还不忘携带上苏区所有的装备，包括兵工厂的设备、造币机、石印机、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无关紧要的东西，一样都舍不得丢下。
红军长征纪念邮票
为了这些盆盆罐罐之类的东西，雇佣了5000多名挑夫，每个挑夫一天一块大洋的报酬。
由于辎重中有大量沉重的设备，红军的行动慢如蜗牛，给了蒋介石足够的调遣军队的时间，红军走得异常艰难，在准备渡过湘江的时候，碰上蒋介石布置的五路大军，一场血战就此展开。
湘江战役时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战斗到达了白热化的程度，红军拼尽全力渡过了湘江，但是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红军从出发时的8.3万人，锐减到不足4万人。
湘江战役画作
渡过湘江之后，红军不敢停留，为了摆脱追兵，一头扎进了广西东北部的大山之中，从苏区带出来的盆盆罐罐都被扔在了湘江东岸，这时红军的步伐反而轻松了许多。
巨大的失败使李德和博古在红军中的根基动摇了，红军将士们回想以前的战斗，哪受过这样的失败，所以把怨气都发到了博古和李德两个人身上。
面对巨大的失败，博古痛心疾首一筹莫展，而“洋顾问”李德唉声叹气，把责任推给了别人。
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所有红军将士的心头，而此时的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了如指掌，他知道中央红军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调兵遣将，在必经之路上修建四道防线，就等着红军从大山中钻出来，进入他布置好的口袋中。
整个红军队伍面临着巨大的生死考验！
幸好，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这就是被排挤打压很久，被踢出军事指挥系统的毛泽东。
3.毛泽东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没有上过一天军校，没有受过一天专业军事训练的毛泽东，凭借其天才般的军事指挥能力，用极其灵活的战术，以弱势的兵力打败了数倍于己的围剿大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
然而，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之后，反而受到了巨大的批判，批判者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而要求红军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被踢出了军事指挥系统。
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虽然不是毛泽东指挥，但是军事指挥系统还是按照以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去打，所以也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
而李德一来，把毛泽东以前的战略战术全部丢弃，生搬硬套书本和国外的战术，导致了巨大的失败，迫使红军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在长征之初，毛泽东的名字本来不在转移的名单上，是周恩来极力主张一定要带上毛泽东，博古才勉强同意，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这一举动挽救了整个红军队伍。
在广西山中行军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情报，但是毛泽东早已经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他判断蒋介石一定会在中央红军进入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埋伏重兵，而此刻整个中央红军正向这个口袋钻去，关键是最高军事指挥博古和李德浑然不知危险就在前面。
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处于军事指挥系统之外的毛泽东站出来发声，提出放弃中央红军制定的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重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
在通道县举行的“飞行会议”上，李德固执地认为还是应该到湘西去，毛泽东打破了两年以来的沉默，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要求立即扭转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
毛泽东还是老一套“择弱军打”的战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战斗力极弱，是不经打的豆腐兵。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的多数人的支持，大家眼睛中泛着光，他们看到当年领导他们打胜仗的“战神”又回来了。
会议否定了李德的计划，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贵州，并在贵州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计划，这是长征中第一次更改目的地，也正是这次更改目的地，拯救了红军。
笼罩在红军战士们头上的乌云好像散开了，大家抖擞起精神，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4.第二次更改目的地中央红军一进入贵州，一切仿佛都变得异常顺利，他们很快就攻下了黎平县城，并召开了“黎平会议”，在会议上，共产国际派来的高级军事顾问李德靠边站了，并以书面决议的形式，放弃进入湘西的原计划，以进攻遵义，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以前被李德排挤，从参谋长位置上被贬到红五军团的刘伯承被重新启用，重新参与指挥作战。以前的将帅都回来了，红军重新焕发了战斗力。
一切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渡过乌江天险之后，直取遵义城。
不出所料，贵州的王家烈的“双枪兵”真的不经打，红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的遵义城，暂时把蒋介石的追兵甩开了一段距离，红军得到了出征以来难得的几天休整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红军召开了重要的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且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虽然名义上毛泽东并不是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但是实际上，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已经完全属于毛泽东了，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从一定程度来说，这个决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到贵州发展，但是到了贵州之后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贵州这个地方太穷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连吃饭都成问题，蒋介石又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向遵义进逼，遵义已经不适合作为新的革命根据地了。
为了解决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刘伯承在遵义会议上提议，北渡长江，到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刘伯承是四川人，对四川极其熟悉，找到合适的地段渡江，不比渡乌江难多少，贵州军阀刘湘的川军和王家烈的黔军有一拼，还有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也在四川，可以前来接应。
当时看起来北渡长江是极其有利的，会议作出了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第二次更改目的地。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北上，打算从四川的宜宾和泸定之间渡过长江。
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不一样，红军低估了刘湘的川军。
5.首战受挫遵义会议上取消了“三人团”，博古和李德都靠边站了，红军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是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只是帮助两人做军事决策。
但是无论朱德还是周恩来，都对毛泽东极其信任，所以实际上，此刻毛泽东已经成为了红军的主帅。
被压抑了两年多的时间，现在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岗位，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意气风发，他要证明自己还是那个一直带领红军打胜仗的毛泽东。
不过天不遂人愿，毛泽东复出第一仗，就遇到了川军猛将，人称郭莽娃的郭勋祺。
在中央红军向北行军的时候，蒋介石可没有闲着，调兵紧追不舍。为了遏制追兵的势头，中央军委决定在土城打一仗，杀杀追兵的气焰，改变战场态势。
毛泽东为了打好这一仗，亲临战场，在距离土城不远的的青杠村指挥，得到的情报是：土城驻守的是不经打的2000黔军。
这点弱小的兵力，还不是手到擒来，但是这个情报是不准确的，土城内驻守的并不是黔军，而是川军，数量不是2000人，而是10000人，指挥就是郭勋祺。
郭勋祺
土城战役是一场失败的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上阵指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罗荣桓、刘伯承、叶剑英、杨尚昆、刘少奇、董振堂、耿飚、张爱萍、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等等将领齐上阵，也不能打下一个小小的土城，红军还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土城战役让郭勋祺这个川军的旅长一战成名，是毛泽东复出的第一次败仗，红军伤亡2000余人，北渡长江的计划受挫，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出路。
毛泽东虽然首战受挫，但是毕竟是高明的战略家，他立即提出取消北渡长江的计划，回师贵州，继续打王家烈的黔军，然后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建议。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第三次更改目的地。
6.四渡赤水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不败的战神。在首战失利之后，毛泽东就指挥出了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四渡赤水”。
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指挥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闪转腾挪，忽西忽东，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
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指挥罗炳辉的红九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制造北上渡江的假象，然后带领真正的中央红军主力迅速渡过乌江，直扑蒋介石亲自坐镇的贵阳。
此刻的贵阳是一座空城，蒋介石吓坏了，急调云南的滇军前来护驾。
毛泽东等地就是蒋介石的这一招，他指挥中央红军在贵阳虚晃一枪后，拐了个弯，从贵州西部穿出，直扑云南的昆明。
红军一路上大张旗鼓，声称要占领昆明，“云南王”龙云急坏了，生怕自己的老巢被红军占领，更怕蒋介石借剿匪收拾自己，就像收拾王家烈那样，于是带动兵力驰援昆明。
毛泽东这一招还是一个虚招，敌人调动兵力，金沙江的防线出现松动，毛泽东瞧准时机，指挥红军主力迅速渡过金沙江。
这个时候，原本计划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又更改了，变成在四川西部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长征中第四次更改目的地。
接下来就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等我们比较熟悉的剧情了，历尽磨难之后，终于在1934年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原本以为，两个方面军会合，红军总体的力量增强，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红军的生存状况会越来越好，但是没想到，两军会师竟是毛泽东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7.懋功会师懋功会师后，发现四川西部这地方山高谷深，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加上大都是少数民族，交流存在一定的障碍，更不适合发展根据地，比贵州还不适合。
于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又做出了北上甘肃南部，然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这是长征途中第五次更改目的地。
决定作出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进军北上，但是张国焘自持红四方面军实力强大，萌生个人野心，拒不执行北上的决议，私自带领右路军南下。
毛泽东得到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报告后，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进行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区，先行北上。
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整个红军面临着重大的生死考验。
8.最终目的地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进。
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苏联的国际援助，扩大队伍，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第六次更改目的地。
俄界会议后，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克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了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
哈达铺是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红军战士们得到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比较轻松的休整时间。
在休整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一则消息，消息称陕北还有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这个消息让他喜出望外，如果陕北还有根据地，那么就不用到苏联边境去了，可以在陕北立足，然后逐渐扩大根据地。
毛泽东立即找来相关人员反复确认，在确定了消息为真的情况下，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更改长征的目的地，取消去苏联边境的计划，更改为去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并以陕北为根据地，保卫和扩大苏区。
这是红军在长征中最后一次更改目的地，可以说一张报纸帮助中国工农红军找到了正确的落脚点，挽救了长征中的中央红军。
同时，中央红军的到来，也挽救了陕北红军。
历史就是这样，在必然中带着偶然，长征中的红军，克服了多少困难，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这点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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