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日报记者陈耿
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秋季某日，临高知县杨址带着数百名儒生坐船渡海，赶往雷州，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岁试，不料船至中流遇到狂风巨浪，船上人员连同县令在内全部葬身琼州海峡。
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王弘诲故居的“八角殿”。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此事后来经一位海南人上报万历皇帝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此后，经朝廷批准，琼州学子不必再渡海北上考试，而是就在岛内的府城应试。上呈奏疏的人名叫王弘诲，明代进士，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人。这就是熟悉海南文史的人津津乐道的“奏考回琼”的历史故事。
王弘诲心系家乡海南，为海南的文化教育殚精竭虑，出谋出力，除了“奏考回琼”，还有很多实事。
“奏考回琼”造福琼州学子
所谓“奏考回琼”，是海南民间的一种说法，查阅王弘诲的主要诗文集《天池草》可知，万历四年（1576年），鉴于管辖海南儒生的“督学”设在广东雷州，每年渡海赶考的琼州学子数千人，远涉鲸波，十分不便，当时在翰林院任“检讨”的王弘诲特向皇帝上了《拟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道疏》。
疏中写到了海南儒生赶考之苦：“贫寒士子，担簦之苦已不待言。乃其渡海，率皆蜑航贾舶，帆樯不饰，楼橹不坚，卒遇风涛，全舟而没者，往往有之。”更甚的是，“迩来加以海寇出没，岁无宁时。每大比年，扬扬海上，儒生半渡，尽被其掳，贫者陨首而无还，富者倾家而取赎。其幸无事者，皆出一生于万死耳。言之可为痛心。”
然而，对于海南学子的这些困难，“督学宪臣”大多毫不知情，只顾限期开考，儒生们为了按时赴考，常常不顾一切冒险渡海，以致“所伤甚多”。临高知县杨址等人葬身海峡之事便是其中一例。
纵观全文，王弘诲的这篇奏疏不足千字，但绝大多数的文字都用来叙述海南儒生历年赶考所遭受的艰难险阻，语气平和，但情意恳切，读来让人动容。
所幸王弘诲的拳拳之心打动了万历皇帝朱翊钧，自此海南学子得以就地参加岁试或科试，竞争监生或贡生的功名。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认为，王弘诲一生当中做了很多有益于家乡海南的事，“奏考回琼”之举，对发展海南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建议朝廷将海南原有专管分巡分守军事的监察区职能，改为兼管教育考试的提学职能，岁试和科试不必渡海到雷州应试（选拔举人的乡试仍需到省城广州），王弘诲还是第一人。
当时的琼州百姓为了纪念王弘诲“奏考回琼”的业绩，在他生前便于定安县城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该祠的旧址在今定安县卫生院，20世纪60年代才被拆除。
新编定安龙梅《王氏族谱》里的王弘诲画像。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十三次向皇帝辞官还乡
王弘诲，字绍传，号忠铭，因此人称“忠铭先生”。然而，这样一位晚明的风流人物，清朝编修的《明史》中并没有他的传略，倒是一部叫作《列卿记》（作者为雷礼）的书里简单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
王弘诲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出生在定安，幼时聪颖过人，5岁时便入私塾读书，相传他9岁就参加童子试，过目成诵，遍通经史。嘉靖四十年（1561年），年仅19岁的王弘诲便考取乡试第一名——“解元”，如今在定安县城古城墙西侧有座“解元”坊，正是当年官方为旌表他而修建的。
乡试之后，王弘诲于次年春天赴金陵（即南京）参加会试，不料父亲王允升病重，他闻讯只得回乡照顾父亲。父亲去世后，王弘诲在家守孝3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他考中进士，时年23岁。
在王弘诲故居左前方，有一座高大庄严的双面石牌坊——“解元坊”和“太史坊”，是后世官员为王弘诲所立，牌坊的石柱上刻有一副行书对联，上联为“石柱擎天秀毓南溟开五指”，下联是“瑶台贯斗光摇北极应三台”，相传为王弘诲的门生、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笔迹。
王弘诲刚正不阿，不畏权贵。
就在王弘诲初入仕途的时候，他所景仰的同乡海瑞因直谏拂逆嘉靖皇帝而下狱，王弘诲不怕受牵连，每天早晚都去死牢探监，用药调护受过“廷杖”之刑的海瑞。1587年，海瑞在南京病故后，王弘诲率先撰写《海忠介公传》，对海瑞的为人极其赞赏和敬仰。
据明代区大伦撰写的《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记载，当时的首辅大臣（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十分专权，王弘诲便写了《火树篇》和《春雪歌》来讽刺他，遭到张居正的打击和压制达14年之久，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他才得以重返政坛，并先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侍郎、礼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弘诲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走到他的政治巅峰期。
从政时，忠君、爱国、恤民的王弘诲多次上书万历皇帝，如《请建储公疏》《请朝讲公疏》《请召对豫教疏》《慎重诏令疏》《礼部题禁风俗奢靡事宜》等奏疏。当时人称，王弘诲能恪守臣节，正气凛然有古时大臣的风骨。
据《忠铭公年谱》记述，大约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或稍后，花甲之年的王弘诲曾先后13次上书告病还乡，方才得到万历皇帝的“恩准”。
王弘诲故乡龙梅村的双面石牌坊——“解元坊”（背面为“太史坊”三字），明代万历二年所立。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为海南文运勠力奔走
王弘诲早在致仕前，对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已经很上心。
万历甲午年（1594年），江西庐陵（今吉安）人氏贺沚上任文昌知县，第二年就与文昌士绅一起在县城西北面的玉阳山脚下创建玉阳书院，第三年落成。王弘诲、许子伟等名士应邀撰联多副祝贺。王弘诲写下：“道贯审畿、舜跖两端宜早辨，学求先觉、圣狂一念慎初分。”
玉阳书院建成后，确立了讲会制度，重在讲学，允许不同学派讲学，具有初代书院的教学特点，是一家典型的“讲会式”书院，与注重日课、月考的“考课式”书院截然不同。于是，玉阳书院吸引了琼州各地著名学者百里赴讲，士人学子更是趋之若鹜。1596年九月，王弘诲受邀前去主持讲学时，主张“崇实修，黜虚谈”，讲学之余，对玉阳会友讲了6条“会语”，相当于立下了讲学、求学、为人、处世的规矩：“学者且讲工夫莫讲本体，且立名节莫立门户，且求自信莫求人信；学者须先立定，必为圣贤之志；德业、举业原自合一；格物，即诸说皆可相通，犹云知之所至，行亦至焉；学道者如登山，然开眼见山非不了了；君子之道只闇然，日章尽之彼；大学问。”
王弘诲致仕还乡后，对海南的教育事业更是不遗余力。
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捐资，在定安县城创建了“尚友书院”，遗址在今天定安中学校园内的三棵枇杷树处，但建筑痕迹已然不存。据定安民间口耳相传，尚友书院启用后，王弘诲还经常在书院讲学。此外，王弘诲每年还出资赞助书院的日常费用，被传为佳话。
据宣统《定安县志》记载，创立尚友书院后，“重实践力行，生平不作空谈无益之言”的王弘诲专门撰写了《尚友书院约言》，勉励儒生们勤于躬行，主张“德业学业，合而为一”。
在龙梅村的永济桥畔，他还修建一座龙门塔，在其中设藏经库，寄望故乡多出读书人，能够“鱼跃龙门”。王弘诲《登龙门塔分得龙门高深四韵》组诗中的两句“从此遐荒开泰运，满江风雨化鱼龙”，正是他拳拳之心的真实表露。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上任不久的琼州知府涂文奎，曾重建琼州府城的鼓楼（又称谯楼、文明楼）。遗憾的是，不到10年，鼓楼便在1605年的琼北大地震中，轰然倒地，此后并未马上重建。直到1615年，王弘诲向琼州府尹建议重修鼓楼，且应当恢复之前的形制。时任琼州知府谢继科便着手重建鼓楼，但他在这一年死于任上，此后具体事宜由推官傅作霖接手操办。
两年后，王弘诲在龙梅村去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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