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颇有中国西周初期封土建邦的味道，国王或是大领主将土地授予封臣，换取臣属的忠诚和军事义务。如同周公举分封制"以藩屏周"一样，西欧的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不是凭空出现的，社会的混乱、政治的不确定性让人们本能地寻求强者的庇护，如同大雨倾盆时本能地寻找避雨的屋檐。于是依附关系在社会各阶层确立，进而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
罗马帝国奔溃后，乡村中的社会关系十分混乱，原先存在的村社和庄园还能在一定的范围内维持秩序，但是总的来说乡村地区缺乏稳定的统治秩序。乡村失去了国家的有效控制，就连往日强大的宗族势力也自身难保。自由农民或是原先的隶农需要接受势力更强大者的庇护，甚至有势力的人也不能保证其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需要一个强大的保护者。
那么谁能成为合格的保护者呢？在那个社会动荡、武力为王的年代，能给予庇护的人自然是有强大武装的人，这种人或是蛮族军事领袖，或是被国王分封的领主。有强大经济军事实力的人也希望人们能投他麾下，这样既能为自己积攒实力，农奴们也能创造经济价值，供给自己的衣食。弱小和强大的概念总是相对的，一方面一些人急切地寻求庇护者；另一方面，一些人通常以暴力手段僭取权力。甚至一人身兼二职，既是更强大之人的小弟，同时又是更弱小之人的大哥。
依附关系的形成也有其历史渊源。一方面，在蛮族传统中有依附制度的雏形。以高卢地区为例，虽然在古老的蛮族村社中，人们多是有土地的自由人，但是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没有一个高卢首领身边不簇拥着一群农民或武士组成的侍从。另一方面，因为罗马帝国奴隶制的衰落，庄园主越来越希望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增大农民对庄园土地的依附力度。
并且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确实也越来越依赖于庄园主的土地，这也为中世纪早期依附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过促使依附关系成熟的决定性条件还是中世纪早期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上说，弱小的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庇护，因为社会公共权力被摧残殆尽，法律在乡村地区更是沦为一张废纸，社会也需要一种强有力的人际关系来维持秩序，否则整个社会不是一锅粥就是一盘散沙。于是宣誓效忠的仪式变得特别重要，评价一个人好坏首先是看他是否忠诚。
当然，想要投身强人名下也是有代价的。在那些寻求保护的下层民众中，最悲惨的人沦为了奴隶，因为奴隶身份是世袭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后代悲惨的奴隶命运。但其他人，甚至最微贱的人，都渴望保持自由人的身份；而接受其效忠誓言的人，一般也没有理由放弃对于自由的追求。
中世纪早期各种依附关系形成的背景都是相似的：普遍又强大的割据势力的存在，社会各阶层的人普遍缺乏安全感，同时人们在危机中的牟利心态促使人们对强有力的保护者"下注"，将自己委身于他，换取更好的境遇。这样的情况在罗马帝国时期也能找到其渊源，在4、5世纪的社会各阶层，如果一个人想保护自己免遭收税人的苛捐杂税之苦，使法官的判决有利于自己，或仅仅是为了保证自己有个体面的职业，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附于一位地位更高的人。
在那个时代，自由人甚至颇有地位的人也会选择这样做。在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国家建立后，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居民越来越多地利用保护、服从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社会中的依附关系确切的说是"保护、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保护和被保护双方都有权利与义务。被保护者一般要完成约定好的"役务"，取得强者的保护；保护人则要保护弱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从而让弱者专注于为己服务。
这是一种朦胧的契约精神的发展，在国家层面也得到了体现：国王本人按其资格是其人民的领袖，他一视同仁地对其臣民提供援助，而他也有权接受自由人共同誓言所规定的臣民的效忠，但是他答应给予一部分臣民以人身保护权。
之前说到确保自身利益或是牟利的心态也促成了社会依附关系的发展，在社会上层，这样的情况尤为如此。法兰克国王身边有一群侍臣，他们是经过精心选拔的侍从，是向国王效忠的被保护人，因而获得财富与荣誉。但是誓言并不能保证他们在所有条件下的忠诚，在墨洛温王朝后期局势动荡之时，"侍臣们"不止一次操纵了朝局的发展。
投身于豪强就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如果想让自己的仕途更长远，前程更光明，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附于一位豪强，让豪强的势力为自己遮风避雨。甚至宗教人士也寻求这种保护，各个等级的基督教士也向世俗界寻求保护，一来能促进基督教的传播，二来可能获得教产。
中世纪早期普遍的依附关系的发展不是偶然，其原因既有历史传承因素又有社会现实因素。依附关系、依附制度的形成不仅是封建社会形成的基础，也促进了契约精神的发展。身处乱世，人们第一个到的就是自身的安危，想要一个靠山。
参考文献：《封建社会》、《中世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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