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老兵徐墀在回忆抗战情景。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香港西贡斩竹湾，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烈士碑园坐落在面朝大海的山岗上，20米高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抗日英烈纪念碑”7个大字。在日军侵占香港的3年零8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的战士们参与营救南下文人，为抗战出生入死。
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后院，十余平方米的房间里，挂满了红色锦旗，这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们的“荣誉簿”。1998年成立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便位于此处。
84岁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会长林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回忆起当年的“黑色圣诞节”。1941年12月初，香港充满了节日气氛，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放上了“圣诞老人”。8日清晨，港岛东北角突然传来了飞机呼啸声，伴随着空袭警报声。“我和母亲正在去教堂的路上，飞机从头上飞过，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
日军进攻香港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立即派遣精干武装进入香港抗日。5天内，日军占领了整个新界和九龙半岛。25日下午6时，香港总督府挂起白旗，短短18天，香港宣告沦陷，开始了3年零8个月的“黑暗岁月”。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包括沙头角、西贡、大屿山、港岛等中队及海上中队和国际情报组，成为香港的抗日力量。
1943年12月，8岁的林珍成为港九独立大队的“小鬼”通讯员，利用年纪小不易被察觉的优势，在游击队之间传送情报。“情报写在很细小的纸条中，卷起来跟火柴棒差不多大。送信途中会爬山，经过小溪和沙滩。幸运的是，没有遇到日军。”
1940年，大批文化界人士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积极开展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紧急配合香港地下党组织营救文化界人士。
著名作家茅盾也在营救名单中。据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他们一行人翻过大帽山离开香港。“我们终于登上了梅林坳，俯视山下，在茂盛的树木中，隐约可见几点灯火。”那就是白石龙——游击队总部所在地，终于安全了!有千把文化人，在香港地下工作者的安排和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逃离香港抵达内地，这是一次伟大的营救行动。
沙头角罗家大屋是游击队进入香港后的落脚点，也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基地和交通站。数十载岁月沧桑，老屋外墙已斑斑驳驳，院子里一簇簇的三角梅开得正盛。2018年2月，为了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和香港居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决定在沙头角罗家大屋设立抗战纪念馆。
94岁的老兵徐墀在这里回忆起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情景。“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后，奔走相告，欢呼高歌。”
完成抗战使命的东江纵队随之北撤，老兵黄清也在其中。“我原本计划去山东，但因病留在香港，后来在西贡当警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目前，港九独立大队健在的抗战老兵超过100人，分别居住在香港、广州、深圳、惠州、佛山和北京等地。最多时达千人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如今在香港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的老兵仅剩下58位。
从1985年起，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人开始整理香港抗战历史。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115名烈士名单放进香港大会堂，供市民瞻仰。而昔日的抗战英魂也长眠于西湾和赤柱等地。
香港历史学者邱逸用了两年时间写下《战斗在香港》，书中讲述了8名港九独立大队普通战士的人生轨迹。导演刘深通过寻访50多位抗战老兵，拍摄了纪录片《香港大沦陷》，纪念老战士们的英雄事迹。
“在年轻人记忆中，这段历史几乎是空白的，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走出课堂，了解和感受这段历史。”邱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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