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我写了要防止鲍毓明脱罪的文章（点蓝字复习）。
周末，事情果然像预料的那样，鲍毓明开始洗脱与李星星的“养父女”关系，强调李星星对自己的感情。
鲍毓明的姐姐甚至声称，两家父母见过面，商量过鲍毓明与李星星结婚的事。
鲍律师果然是个狠人，这么做对他的便利不言而喻。
一方面，中国历来讲究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要涉及男女私情，就有了一副“闲人勿扰”的金刚铁甲；
另一方面，就国内的大环境而言，在私人感情上给女性泼脏水相对便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鲍毓明跟李星星的关系，如果在男女私情问题上定了性，无疑增加了从法律角度判定鲍毓明强奸罪的复杂性与难度。
昨天，财新网发表特稿《高管性侵养女疑云》，文章以鲍毓明方面的陈述以及提供的手机聊天记录为基础，得出结论：“如果鲍毓明”所言为真，那么兰儿（财新为女孩所取化名，本文沿用《南风窗》化名李星星）是一边收到（订婚）钻戒，一边在寻求社会各界对她这位“性侵受害者”的帮助。
鲍毓明当然有发言的权利，问题是财新的这篇文章，更像一篇站在鲍毓明角度的“反转文”。
这篇文章引起巨大的网络争议，已经被财新删文。
财新的这篇报道，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些舆论“反转”，有人评价李星星是想转正的“二奶”，还有人把李星星定位为旧社会的“童养媳”。
最让人不适的是这篇文章作者的立场。发文后，作者意犹未尽地评价：小女孩13岁找了个留美归来的sugar daddy(对年轻女子慷慨大方的好色阔佬)，到了20岁开始到处哭喊自己被强奸，并称女孩是“故事会人格”。
这个案件，鲍毓明与李星星相处长达三年多，有反复与复杂的纠葛并不奇怪；甚至不排除随着更多细节的披露，还会一次次“反转”。
从法律角度，要关注所有的细节，但从人心角度、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角度，只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鲍毓明到底有没有在李星星14岁时，与她发生性关系。
如果有，即使鲍毓明在法律上脱罪，终究逃不过道德与道义的谴责。他的行为，玷污了他的学识、阅历，更配不上他的社会地位，他如果真能脱罪，不代表他无罪，只能说法律存在空白地带。
鲍毓明向财新记者展示聊天记录时，一再强调两个细节，证明自己是受害者。
一个是李星星对鲍毓明的示爱、吃醋行为；
一个是李星星母亲两次向鲍毓明询问“事情定下来没，就算一个母亲嫁女儿也是要光明正大”，以此说明李星星是自愿，而李星星母亲同意这门亲事。
鲍毓明第一个申辩，是换汤不换药的“完美受害人”理论。
鲍毓明的意思是，如果女孩被性侵了，应该像英雄一样，义正辞严，毫不动摇。
但别忘了女孩当年只有14岁，从一个破碎、贫穷的家庭，到了一个自己仰慕的上流社会成年男人身边，她很可能在被性侵后，迫于对于权威的恐惧，缺乏质疑和反抗的勇气，想要通过亲密关系，解决自己内心的冲突。
林奕含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真实呈现了这种心态。13岁的房思琪被老师诱奸，她试探性地跟妈妈讲“听说学校有同学跟老师在一起”，妈妈随口说“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
她把这件事情告诉相好的男性朋友，遭到男性朋友的嫌弃。她只好去找那个性侵自己的人，说：“饼干（房思琪在小说里的化名）没有人喜欢了，如果老师愿意喜欢饼干，饼干就有人喜欢了。”
“如果老师爱我，这件事就不丢人了。”女孩在被老师诱奸或强奸后，惶恐无助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种避世心理。
北大女生高岩被导师沈阳侵犯后，也采取了与沈阳谈情说爱的方法，去逃避自己所受的伤害。
最终，林奕含与高岩都选择了自杀，可见这种痛有多深。
侵犯林奕含的是台湾补习名师陈星。林奕含自杀后，她的父母表示，至少还有三个女生与女儿的遭遇相同。然而，因为没人站出来指控，陈星被免于起诉。
陈星的太太更是在林奕含生前，扬言要告她“妨害家庭”，甚至要求她下跪道歉。
高岩自杀身亡后，北大给沈阳记大过处分，处分原因是沈阳与高岩存在男女关系。而在高岩的闺蜜李悠悠实名举报沈阳的公开信里，高岩曾哭着对李悠悠说，沈阳像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过来。
不仅侵犯者为了脱罪，喜欢在性侵后，向被侵犯者表达爱意，把实质的犯罪变成虚假的感情；被侵害者因为担心被家人、社会鄙夷，也会拿爱情作为自我安慰剂。
何况李星星自述鲍毓明对她进行了频繁的洗脑，告诉她所有家庭的父母都会跟孩子做这种事，如果她把这件事说出去，就不干净了，别人都会讨厌她。
在鲍毓明与李星星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两人年龄、阅历、社会地位、财富占有量有着巨大的差异。
鲍毓明称李星星从一开始就喜欢自己，并对自己产生了信任和依赖。
对于一个还不满14岁的女孩，这种信任、依赖甚至于喜欢，是成长环境缺爱的未成年人，对于权势男性的本能倾慕。
如果作为成年人的鲍毓明丝毫不做判断，不加自律，顺水推舟，并在女方刚过14岁就跟她上床，这种畸形的情感，在虐恋言情小说里，可能被称为爱情，在现实生活里，它是成年人依据自己所占有的权势，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剥削。
法律工作者罗翔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赞同。他建议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出台“滥用信任地位剥削性利益罪”——当双方具有特定的关系：监护和被监护人、教育者和学生、医护人员和病人，那么弱势者的性同意是无效的。
鲍毓明试图为自己开脱的第二点更站不住脚，甚至可能恰恰说明了鲍毓明对李星星的犯罪行为。
李星星是单亲家庭。财新报道，李星星母亲腿脚不好，靠摆地摊糊口，这样的家庭，当女儿被成功人士性侵后，可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把女儿嫁给她。
我知道女性独立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我们真的没办法要求每位女性都拥有独立意志和现代思维。
我小时候，邻居花季女孩嫁给中年光棍，我百思不解。我妈支支吾吾地告诉我，那个女孩被大叔“祸害”了，嫁了就清白了，不然抬不起头来。
我妈还顺势跟我科普了女孩的安全教育问题，算是我受到的最早的性教育。
意大利1980年，才废除“修复式婚姻法”。什么叫“修复式婚姻”？指性侵者如果迎娶受害人，法律将不予追究。
在北非，类似法案被称为“强奸法”。2017年，行为艺术家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海滨步道上，展出了31套被处于“绞型”的婚妙，呼吁废除《强奸法》。
直到2016年，土耳其还试图批准“强奸未成年人合法化，娶受害人免责”法案。
网上流行一句话：你没穷过，你不懂。也许，没有在底层活过的我们，看再多社会新闻，也无法对底层人民的无奈和心酸感同身受。
一个没有能力给女儿提供合格生活环境的母亲，当女儿被性侵，而条件优渥的侵犯者又许下承诺时，促成女儿嫁给她，也许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帮助女儿的方法。
李星星母亲的选择的确糊涂、失职。但看看李星星母女维权路之艰难，三次报案所受到的待遇，谁敢摸着良心说，这样天真而糊涂的选择，没有可理解的合理之处？
如果没有《南风窗》这次“意外”的报道，也许这对母女的悲痛，将永远像城市中的灯火，无声点亮，又无声熄灭。
制裁一个人，并不是法律与道德的终极目的，当一个人逾越了人类文明的底线，用成功包裹自己的兽性，纵容这样的人，相当于纵容特定权势阶层伤害未成年女性的特权。
童真要在阳光下奔跑、闪耀，它是国家的希望，是文明的未来。成年人的义务和责任，是保护好她们，而不是以虚伪的爱，满足自己奇特的癖好。
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美好的洛丽塔情结，电影《洛丽塔》如果不是以成年男人的角度，而是以小女孩的角度去写，一定也是一部悲伤、灰暗、无处诉说的血泪史。
关于本文
● 作者：艾小羊。复杂人生的解局人，品质生活的上瘾者，专治各种不高兴。代表作：《活成自己就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