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弹指一挥间，二十年滑过。
2017年春，我们漫步在维多利亚港湾，脑海中活跃的是一串数据：2016年，贵州省港资企业达870家，累计利用港资79.8亿美元，香港地区在贵州的投资排名第一。
航空飞行不到两小时，高铁一路向南仅半天时间——这就是今日贵州和香港之间的距离。
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旅游服务中心是它的代名词，也是贵州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
贵州，作为泛珠三角区成员，随着交通设施不断改善，正逐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陆路交通枢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后花园。
今日之贵州，不可同日而语。
今日之贵州，正以其独特的发展速度吸引着香港——2016年贵州GDP超过万亿，增速连续6年居中国前列。近年来贵州大力推进大数据战略，面向世界推进大数据开放应用共享，深挖大数据“钻石矿”，吸引了华为、阿里巴巴、富士康、高通、微软等世界知名企业入黔投资合作，营造了“经济新高点”。
我们“香港回归二十年”的这一组报道，沿着“一带一路”的筑梦空间，探寻香港与贵州的商务合作，教育交流、黔货出山等轨迹，从“贵州人、香港事”的话题，探讨贵州和香港的各自优势，展开广阔的合作空间。
同心创未来，港黔一家亲。
在高楼林立的中环，汇丰、中银、渣打银行在相互比高，地铁、巴士川流不息，就连吹来的风，也在催促着脚步……站在太平山上，眼下是流光溢彩的香港，一个生活节奏远超贵州的国际大都会。11年前，香港六所大学首次在贵州招生，第一批贵州学子就选择了这座繁华而又匆忙的城市，本以为会是一次孤独的旅行，却未曾想到香港有一个贵州人的“家”，可以暂停脚步，回忆悠悠乡愁，也能凝聚人心，回报家乡。
30年前，或是贵州人或是与贵州有关的一群人，在香港相聚说起贵州话，吃起贵州辣，建立起香港贵州联谊会。如今，最早创建联谊会的贵州人，年少的都已经步入了古稀，成员在新旧交替，就像一个“智囊团”在不停地换血，从最初单纯的老乡聚会，到帮扶贵州、搭建黔港文化商贸交流平台、为家乡招才引智……为了感恩家乡，在港贵州人一直在努力着。
一桌黔菜勾起的乡愁
每次聚会时将窗户关上，把窗外的香港暂时隔离开。摆上一桌贵州菜，说起贵州话……这种情境，就像身在家乡。
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香港闹中取静的一条街道。诺士佛台9号11楼4室，是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邓小宙的物业。
邓小宙喜爱收藏茅台酒，会客室内三面酒柜放满了销往全球、不同年份的贵州茅台酒。原本，这套房屋是他的私人会所，但作为香港贵州联谊会会长，邓小宙免费提供物业给联谊会作为办公聚会的地点。
1941年，在日寇的进攻下，香港陷落。部分港人逃往贵州成家立室，香港光复后，他们带着家属返回香港。同时，也有以邓廷琮为代表的一批贵州人，为了躲避内战前往香港创业。邓廷琮正是邓小宙的父亲。
邓小宙说，父亲是早期到香港的贵州人中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最辉煌时，他的货物空运、海运公司在全世界超过60个代理商。事业有成后，邓廷琮并没有忘记家乡。他于2000年创办的“邓廷琮基金”，10多年来，投入的上千万资金一直资助着贵州的教育事业。2008年，邓廷琮老人去世，“不忘家乡”的遗愿，托付给儿子邓小宙。
联谊会最近一次聚会是在今年4月。在香港一家金融公司做资产管理工作的周顺莉带着两个才到香港的贵州大学生参加联谊会。她说，这一幕又如当年初到香港的自己。
2008年，周顺莉考入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硕士毕业后，留在了香港工作。每个季度末，是周顺莉最忙的时间，长达十多天每天只能睡几小时的生活终于结束。在联谊会上，她按照每位年轻会员出一道家乡菜的惯例，到菜场买菜，用地道的贵州豆瓣酱做了一道酱爆肉。
这天夜幕落下，一扇窗将流动过快的空气暂时隔离，屋内的节奏慢下来。10多个贵州人拼出一大桌家乡菜，有香肠腊肉、凉拌折耳根、辣子鸡、酱爆肉……还有倍感亲切的家乡话环绕着整个房间。30年来，旅居香港的贵州人已经习惯用这种方式与香港暂别，每次都像回到了故乡——贵州。
印尼侨生的贵州往事
当年400多名印尼侨生在贵州的13年生活，感受到的是贵州人的淳朴、善良，学到的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香港站稳脚跟后，他们时常会想起远在西南的“家乡”。
2006年，香港6所大学第一次在贵州自主招生，王坤城放弃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选择了香港理工大学。
每次参加聚会，王坤城都喜欢坐在老会员身边，他总能感受到从长辈身上散发出的能量。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刘明镜、郭建生从贵州来到香港，凭借贵州人能吃苦的精神，最终在香港站稳脚跟。
其实，刘明镜和郭建生原是印尼华侨，但他们总以“半个贵州人”自居。离开贵州40余载，两位老人还能说些贵州话，这让一批又一批新加入联谊会的贵州人，对他们的经历感到好奇。
“贵州与香港最初的关系，要找刘老和郭老这批印尼老侨生才最清楚。”贵州省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说。
78岁的刘明镜，年轻时在香港做过很多苦工，身体落下了病根。郭建生比他小5岁。郭建生很尊敬刘明镜.当年就是刘明镜作为团长，带着他们一帮印尼侨生来到贵州。
1959年，印尼颁布“禁止各地外侨从事商业零售”的经济政策，导致数十万华侨流离失所。1960年，中国政府先后租用外国游轮接难侨回国，第七批430多名归国侨生中，21岁的刘明镜年纪稍长，因此被任命为团长。
“当时广东的补校都满了，领队问我们去不去贵州。”刘明镜说，那时，他也不知道贵州在哪，就带着大家来了。一批人在贵州大学、贵阳六中、贵阳卫校安顿下来。读书、任教、下农场、进工厂……爱上老师做的贵州菜，刘明镜、郭建生两位老人说，当年在贵州的时光还历历在目，他们把自己当作贵州人，每年回来一两次，拜访一些故友。
这是唯一一批分到贵州的印尼华侨，在贵州待了整整13年。
1973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侨生前往香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再返回印尼。1984年，中国沿海14个城市迎来改革开放，香港、内陆各省也到沿海进行招商引资，刘明镜遇上贵州领导，勾起了思乡情。
“想为家乡做点事。”刘明镜说，1985年，他先后几次带着经商的朋友到贵州考察，第一次牵线搭桥，将外资企业华亚有限公司的塑料加工厂建在了当时的豺狗湾（现贵阳北京东路）。
“这算是港资外资最早引入贵州的时期，数量不多，但却凝聚了在港贵州人和印尼老侨生的心血。” 省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说。
心系故乡的联谊会
香港贵州联谊会人员
联谊会、同乡会总让人单纯地认为，是一个地名的原因，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抱团取暖。直到家乡突然发生一件大事，才会让人感觉到，游子是与家乡真正凝聚在一起的。
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中环已经很繁华，一家普通的茶餐厅是贵州人陶守伦、邓廷琮、杨莉君、赵潜、陈彭端淑常聚会的地方。渐渐地，大家想把更多贵州人凝聚在一起，开始奔走筹备建立“贵州旅港同乡会”。
郭建生说，1987年10月15日，香港政府批准贵州旅港同乡会成立，10年后改名为香港贵州联谊会。现在联谊会的组成分为四块，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老侨生、香港的贵州就业者和青年学生，会员1000多人。
联谊会的青年部，最初是“黔山港水”同学会，由2009年70多名入港读书的贵州大学生组建。王坤城是首批成员之一，起初目的很简单，同乡聚会，分享与扶持。“我从未想过一个小团体也能与家乡真正地凝聚在一起，让我心中缥缈的乡愁变得实在。”
坐在刘明镜身边，30岁的王坤城穿着一件普通的黑色T恤。T恤上的印画是龟裂的土地，写着“SHOW YOUR CARE（需要你的关心）”，这件T恤，他保存了7年。
2010年，贵州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源源不断的灾情报道，每天在网络上更新，也牵动着旅港贵州人的心。4月，“黔山港水”同学会发起倡议援助家乡，并把活动取名为“港水北调”。
“单纯地发起募捐，持续性不强”，“要让更多的人关注内地旱灾”……“做宣传T恤义卖，既能筹钱又能传播。”
T恤的设计整整进行了2天，负责设计的香港中文大学黔籍学生张小黎完成了两个版本。其中一个就是王坤城所穿的样式，另一个样式很特别，印画的左边一半是蓝白海浪、绿色森林；右边一半是一只火红的大鸟，靠在海边流泪，它流出的眼泪滴进了身下两个小人高举着的盆里。王坤城说，鸟就代表着在港的贵州大学生，“眼泪”虽少，却代表着他们关注家乡，想贡献出仅有的“水资源”。
衣服设计好，跑工厂、垫支、联络各校布置义卖展台……贵州同学全员动了起来，义卖活动在2010年4月10日香港各大学同时进行，筹集到22061元港币，全部通过爱心组织捐给家乡。
“殊途同归。”联谊会副会长程燕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香港贵州联谊会就一直为家乡洪灾、旱灾、山区教育等进行大量扶贫、募捐行动。2010年，香港贵州联谊会邀请“黔山港水”同学会正式加入，成为联谊会青年部。
黔籍在港学生为当年贵州旱灾进行义卖
贵州学子的抉择
香港，一个精英荟萃的城市，每年都会有几十名拔尖的贵州学子来到这里求知。香港贵州联谊会将这些学生比喻成“金子”、“贵州才智”。
这个隔绝外界、只有贵州话的联谊会，突然间被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联谊会副会长程燕用粤语接听的几个电话打断。今年有几个在港贵州大学生就要毕业，她正忙着联系生意伙伴给他们找工作，程燕向大家挥挥手，示意小声一点，像个中介不分昼夜地在谈业务。
10多年前，程燕就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给到港的贵州人找工作，受助过的人都感谢程姐。到了周顺莉、王坤城毕业时，程燕同样鼎力相助，他们笑着大喊，“谢谢程妈。”
“程妈”已经是来港大学生对程燕的统称，她感觉自己老了，但听着亲切。
王坤城毕业不久开始创业，他在深圳创办了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年销售额已超过1千万元人民币。“‘回报家乡’好说难做，但这是程妈和所有联谊会长辈，让在港贵州青年要一直挂在心上的事。”王坤城说，现在贵州发展大数据和他有了契合点，以前“如何回报家乡”这个难题，现在变得简单了很多。“只要找准机遇，我就要回去投资。”
聚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明天要赶回深圳的王坤城，早上七点要赶早起床的周顺莉，还有需要繁忙一天的其他联谊会会员，几次准备要走，又找出一个理由坐下继续聊。
被视为“家长”的程燕想起曾有贵州的领导开玩笑“责怪”她，帮助在港贵州学子找工作，不让他们返回贵州建设家乡。
其实，程燕很希望这些学生回家，他们才是心系贵州的“才智”。她记得当时这样回答这位领导，“贵州学子考入香港不容易，在这经过历练后再回去，他们会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本报记者 李强 田坚 黄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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