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0日，今天，是黄家驹诞辰60周年。
在1993年从舞台上跌落的那一刻起，黄家驹的名字并没有就此黯淡下去。相反，当他与历史的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他的精神超越了生命，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他的理想的力量超越了时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家驹，还活着，他依然还在台上唱歌。
黄家驹所在的年代，代表了香港摇滚的黄金时期，他自身的才华也符合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想象。
对于大部分出生于90、00年代的内地年轻人来说，黄家驹不是他们童年时期就萦绕耳边的名字，一开始，人们可能只知他是摇滚乐队Beyond的主唱，英年早逝；后来，人们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创作者，《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等耳熟能详的歌曲皆来自他的作词作曲；再后来，人们发现他曲风多变，不仅会写情歌，还会关心贫穷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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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黄家驹的一生，一半是挣扎的痕迹，一半是理想的光辉。
他跌倒在寻求自由与开阔的音乐之路上，音乐没有辜负他，回馈了他超越生命的影响力。
摇滚乐与流行杂志
1962年6月10日，香港公屋苏屋邨中的一户黄姓人家诞下一名男婴，据说，婴儿的母亲在前夜梦见了一匹健壮的马，故而将孩子取名为黄家驹。
黄家驹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两年之后，弟弟黄家强出生。大哥年长他们太多，两位姐姐又有自己的世界，因此家驹与家强最为投契。
儿时，兄弟二人常常跑到苏屋附近的山头玩耍，捕捉草蜢与烤番薯；他们共同喜爱饲养热带鱼与游泳，当时泳池的入场费是三毛港币，两人的零花钱不多，常为了最后一毛钱在家里翻箱倒柜，然后“大摇大摆游泳去也”。
童年黄家驹（右）搂着弟弟黄家强
黄家驹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不像许多音乐人那样从小学习乐器乐理，他真正开始学习吉他，是在17岁闯荡社会之后。
他在青少年时期，便受西方摇滚乐，尤其是英国摇滚乐影响颇深，他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恰好是西方乐坛人才辈出的时候，披头士、猫王、大卫·鲍伊不仅影响了欧美，也影响了东方。
香港在80年代的乐队风潮由此而生，人们常说“夹band”，用来形容“玩乐队”，这些乐队都是十分松散的组织，成员来来去去，散漫自由。
除了乐队遍地开花，70、80年代的香港还盛行创办流行文化杂志，和“夹band”一样，它们更像是文艺青年的兴趣爱好，兴起时想办就办，办一期就倒闭也无所谓。
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创作文化杂志的有闲一族代表了当时最靠近世界流行前沿的那批潮人，Beyond的御用作词人刘卓辉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提及自己曾经的编辑时这样写道：“比我大五六岁，从法国留学回来，一副约翰·列侬的样子，写文章、打鼓、画画、喝咖啡，也是个艺术家，带我去喝巴西咖啡”。
一些音乐刊物成了许多青年的摇滚启蒙，当时还有报社在办公室里出售从国外进口的摇滚黑胶唱片，这些唱片由于风格小众，不会被唱片公司相中发行，黄家驹以前就常去一家报社买黑胶。
摇滚乐与文化杂志，“摇晃”着黄家驹与和他一样的年轻人。黄家驹是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的粉丝，学习吉他之后，他开始在家听重金属与硬摇滚风格的唱片，那时的弟弟家强尚不能欣赏这些“吵耳”的音乐，常常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大，以示反抗。
少年时期的黄家驹
据Beyond经纪人陈建添说，黄家驹没有专门的吉他老师。他最初和别人“夹band”时，乐队里的主音吉他手说他弹得奇差无比，永远都不会有出息，这句话刺痛了生性倔强、不愿服输的黄家驹，他下定决心苦练吉他。
1983年，黄家驹第一次在音乐之路上得到了专业认可。当年，《吉他》杂志举办“山叶吉他大赛”，杂志的创始人同样是一位“夹band”前辈，为了参加比赛，黄家驹临时找到叶世荣、邓炜谦、李荣潮组成乐队，他们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超越（Beyond）。
Beyond甫一出世，就取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不过到了年底，邓炜谦、李荣潮两人便退出了乐队，从1983年到1988年，Beyond前后共经历了九次成员变动，无论如何变动，他们都是那群“夹band”的年轻人，二十岁出头，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在中午起床。
邓炜谦、李荣潮两人退出后的Beyond，只剩下黄家驹与叶世荣两位初始成员
毫无疑问，黄家驹是Beyond的灵魂人物，他是乐队的创建者、最主要的作曲人，也是领导者。在乐队的组织过程中，颇能看出黄家驹的领导力，黄家驹有一双有神的内双眼睛，鼻头略圆，因此起来总是带着点稚气，与外表形成反差的不仅是他沧桑有力的嗓音，还有他的性格，黄家驹能言善辩，总能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1985年，陈时安因出国留学退出乐队，黄家驹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当时仍在另一个乐队的黄贯中加入Beyond，即时补上了主音吉他手的位置，黄贯中加入后，家驹对他亦十分照顾。
Beyond的成员来自真正的草根阶层，他们大多在中学毕业后就流转于各行各业，黄家驹和叶世荣都做过保险推销员，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因此也不认为过得特别苦。一开始，Beyond没有音乐排练房，只能在叶世荣祖母家中的一个小房间练习，常引来周围领居呵斥、投诉，后来，这个房间成为有名的Beyond音乐基地“二楼后座”。
Beyond 左起：黄家驹、叶世荣、黄贯中、黄家强
“山叶吉他比赛”并没有使得Beyond声名大噪，如果说，第一名的成绩给Beyond带去了什么，那应该就是首次将他们的音乐灌录进唱片的机会。
1984年，《吉他》杂志出版了一张名为《香港》的唱片，里面集合了过去几年获奖乐队的音乐，在这张唱片中，能听到Beyond的早期作品、黄家驹作曲的《脑部侵袭》与《大厦》，与他们后来注重旋律的流行曲风不同，那时的Beyond更讲究演奏技巧，即便今天听来，仍感到十分前卫。
心中有火
从Beyond，或者黄家驹身上能看到香港人最早的摇滚实验，即便Beyond成立之初便注重原创，但起先创作的歌曲仍以英文歌为主，后来才用粤语写歌。这些受到世界流行文化影响的年轻人慢慢想着手做一些本土色彩的、原创性的东西，这在他们的上一代人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对此黄家强在回忆录《拥抱Beyond岁月》中说：“回想起来，上一代值得我们尊敬的音乐人并不多，因为以往的歌手只是负责唱歌部分，而词曲均由他人代劳甚至全部翻唱，很少歌手是真正从音乐人而来的。这样说来，乐坛并未能因为他们而进步。”
不过当黄家驹埋头创作时，社会上依旧有“烂仔”才做摇滚的偏见。此外，当时的香港已有主流的流行歌曲，牢牢占据了歌迷的注意力，黄家驹在一次采访时曾表达过对早期音乐无人问津的不甘：“我觉得自己的音乐应该十分流行，不知为何没人听，非常不甘心”。
在后来的人们眼中，Beyond有过一段“地下乐队”时期，那时他们做唱片需要自掏腰包，做成录音带放到唱片店里售卖，Beyond野心很大，不满足于小型演出，还想开演唱会，刘卓辉后来写道：“一支还未成名的地下乐队，居然租一个容纳2000人的场地，背后没有公司支撑，只靠自己一手一脚去筹备，连到街上贴海报都亲力亲为，脑子里盘算的肯定不会是赚钱的事，应该是一团火。”
结果当然是亏了钱，心中有火的人，必然更能触碰到现实的冰冷，“独坐在路边街角，冷风吹醒，慢慢地伴着我的孤影，只想将吉他紧抱，诉出辛酸”，《再见理想》唱的就是Beyond当时做音乐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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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Beyond的“歌迷缘”向来不错，在地下时期就积累起一定数量的粉丝，第一张唱片《再见理想》就卖出了2000张，尽管与主流唱片销量有一千倍的差距，但对于地下乐队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1986年，Beyond正式签约公司，这一年他们来说，是走出“地下”的一道分水岭。
是坚持做自己的音乐，还是暂时向流行妥协？能够看出，黄家驹并不想止步于小众的音乐领地，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被更多人喜欢，并有着想要证明自我、超越自我的强烈愿望。Beyond选择了走后一条路，在他们的签约后的首张唱片《亚拉伯跳舞女郎》中，他们的风格摇身一变，扮起邻家男孩，带上了偶像的气息。
察觉到Beyond商业化的转变，很快有原来的粉丝指责他们背叛了摇滚。签约之后的Beyond开启的是一条在摇滚与商业之间寻找平衡的漫长道路，这样的矛盾与挣扎，贯穿了黄家驹的一生。
话再说回80年代，“走红”真是一门玄学。1988年，Beyond发布专辑《现代舞台》，专辑主打歌是同名歌曲，填词人也是刘卓辉，这首歌他写得真情实感，“不羁的少女仍旧在故作端正，风骚的这个课仍旧是故作公正”，将一位年轻人对娱乐圈、政治、人生的不满全写了出来，但这首歌在市场上没有什么反响，真正火的是专辑中的另一首歌，《大地》。
当时制作歌曲，都是乐队作曲、编曲完毕后，将demo发给作词人填词，《大地》的demo叫做《长江》，黄家驹的作曲磅礴大气，刘卓辉听了之后写了他的叔公与大陆亲人分隔的故事，他不觉得写得很好，但《大地》却成为了流行三十年的粤语金曲。
在Beyond的作品中，一些特别受到大众追捧的，反而是纯粹为了商业的“命题作文”，其中就有《真的爱你》，它是公司指明黄家驹在母亲节写的歌颂母亲的歌。或许是因为曲调优美，这首歌的反响的确很好，“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成为大街小巷人人都在哼的旋律。
无论如何，Beyond真的红了。
在《大地》发行的同一年，Beyond在北京开了演唱会，成为第一支在内地举办演唱会的香港乐队。香港流行歌曲广泛进入内地，是在90年代之后，1988年，Beyond就能在北京演出，并不是他们在内地有多出名，而是因为他们是一支来自香港的乐队。
1988年10月，Beyong摄于背景首都体育馆后台
在2022年的歌唱节目《声生不息》上，歌手李健回忆说，粤语歌被赋予了叛逆、前卫、大胆的内涵，不只是音乐，李健的说法，反映的还有当时内地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想象。
Beyond北京演唱会的地点在首都体育馆，18000个位置，全场满座，不过语言仍是情感传递的一大阻碍，据说演唱会过半，观众也走了一半，那场演唱会的高潮，是黄家驹用普通话唱的《一无所有》。
1988年黄家驹演唱《一无所有》
理想之地
彼时，内地的摇滚乐刚刚起步，或许正是因为产业尚未成熟，当人们看到被香港音乐产业塑造过后的Beyond时，会感到一丝意外。有文章记录，当时北京音乐电台的主持人去采访Beyond，对黄家驹的印象是，聪明、稳重，不怎么“摇滚”。
有人说，创作了那么多流行经典的黄家驹是天才，也有人说，31岁溘然长逝的命运使得黄家驹被后人神化。客观来看，论技术、艺术造诣，Beyond都未必是当时香港最出色的，与他们同一时期的摇滚乐队，有凭借迷幻电子风格获得文艺青年偏爱的，也有不乏视野宏大、用音乐进行尖锐社会批判的，Beyond的流行反而衬得他们朴素平实。
对非洲人民疾苦的同情，是黄家驹的人文标签之一
背后是一定的妥协，黄家驹曾在一次采访时说：“我们玩简单的歌曲，feed back最强，很用心玩些技巧难度高的歌曲时反应很冷清清”。随着Beyond不断走红，商业演出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他们走到哪里都要唱《大地》《喜欢你》《真的爱你》，并应宣传需求频繁出入娱乐节目“玩游戏”。
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罕见，乐队越通往主流，越被磨平棱角，失去了原有的凌厉风格，最终灵气全无。但黄家驹不是这样，不少人认为，他个人的创作巅峰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
起初，黄家驹唱的更多是自己的少年心事，对现实的迷茫还有未竟的理想，随着他走向更加开阔的世界，他也将个人的观察保持在音乐创作当中。1990年，黄家驹应慈善机构邀请前往巴布内新几内亚，这使他更加深刻地思考贫穷、和平、战争之间的关系，关注国际社会问题。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有感于曼德拉的事迹，为他写下《光辉岁月》。
“Beyond是一个很有世界观的乐队”，Beyond的粉丝如此说道。Beyond另一首关心难民儿童的《Amani》也是黄家驹作词作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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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Beyond进军日本乐坛，在当时的圈内人看来，这是一支香港乐队“红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做出的选择，但对于黄家驹等人来说，他们另有考量。正如当时内地的音乐主持人想要看到很酷的香港歌手，却看到了“不太摇滚”的Beyond一样，黄家驹对日本也有类似的向往，那里有比香港更大的音乐市场，更容纳多元。只不过，对于已经成名的Beyond来说，他们只是踏入了一个更工业化的音乐产业机制。
他们依旧没能逃离“玩游戏”，1993年6月24日，黄家驹在日本东京富士电视台录制游戏节目时，不慎从舞台跌落。6月30日，黄家驹去世。
《海阔天空》成为了黄家驹的绝唱，这首歌收录于Beyond在日本创作的专辑《乐与怒》。如今看来，《海阔天空》与《再见理想》讲的是一样的故事，在这首两首歌之间，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太酷、却很执着的黄家驹，八年前，一无所有的黄家驹在追逐理想，八年后，红遍亚洲的黄家驹依旧在追逐他的音乐梦。
在他之后，香港流行歌曲经历了流行、式微，又于今日的怀旧风潮中回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如今乐坛创作力的整体消退，使得人们只能通过怀旧聊以自慰。人的记忆中容易将一段过去的时光想象成完全黑暗、或者完全理想的，只是，哪里有真正的理想之地呢？只是心中的理想不灭罢了。
1991年，Beyond第一次踏入香港红馆，举办“生命接触演唱会”，这是家驹时期的Beyond唯一一场有高清录像的演唱会。舞台上，黄家驹在演唱最后一首歌《光辉岁月》之前，光着膀子，眼睛很亮，他笑着说：“可以的话，希望明年我们找一个更开放、更自由、更和平的地方，一起再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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