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被性骚扰(口述枕流之声吴永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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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导演朱端钧四儿媳,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吴永湄讲述枕流公寓往事。视频由候车式文化工作室提供,王柱拍摄。(18:23)

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

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层6-7套,设二室户约80平方米、三室户约100平方米和四室户约150平方米。六至七层为跃层,设有五室户和七室户,在当时上海公寓中颇为少见。

1949年以后这里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闻(thepaper)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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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湄 戏剧导演朱端钧四儿媳,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教师。1939年生于上海,2000年入住华山路699号。

成长在新社会的女研究生

访问员:吴老师,您是在上海出生的吗?

吴永湄:我出生在上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老家就在附近的新闸路。后来在五四中学念完高中,考上大学,才出去的。

访问员:是北师大吧?

吴永湄:是的。1956年的时候,高中毕业100%都能录取的,(大学)收了21万(毕业生)。但是到1957年的时候,大概国家情况有些变化吧,一下子只收108,000(人),就很紧。我是57届的。因为我喜欢当老师,当然师范从当时情况来讲,也容易考一点。

访问员:说明您的成绩还是很优异的。

吴永湄:也不能说优异,反正是中上吧,有些同学是很用功的,我比较随便一点。其实真的,这几年不是老是在说“初心”、“初心”的嘛,我就想:要不是解放的话,就从我们家庭情况来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为什么?我自己来说哦,解放前和解放后好像就完全不一样。解放以前,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学生。但是解放以后,一开始搞少先队、少年儿童队,可能是因为我可以写写字吧,在学校里搞搞宣传、出板报什么的。后来成立少先队的时候,选上了大队长,做起了升旗手,还带队做早操,好像跟解放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班主任会给班上成绩排名前三的学生发点奖品。解放以前我没有得过,解放以后,一次考了班里第二名,老师就给我奖励了一把扇子,杭州的那种折扇,(我)开心得不得了,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考到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二院之后,初一选大队长,我就选上了。我的同学们很多时候不叫我名字,就叫我“大队长”。 当大队长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解放初期,有一次市里头在上海少年宫开华东局会议,由我们中学一个少先队员去表示祝贺,学校还叫我写了稿子去发言。在这么大一个会场上,当时倒也不是说怎么光荣,就是觉得蛮开心的,这么多大人坐在下面,我就拿着演讲稿子在那儿念。前年吧,“初心教育”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总结,我说:我是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社会,所以我说我是党培养出来的一个孩子。

访问员: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北京的大学呢?

吴永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当教师,北京师大又是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我是第一志愿考取的,当时去北京是很光荣的,所以就去北京了。分给我的是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就是搞中小学教育的。另外,我大哥比我大24岁,他一毕业就被分到东北去了。家里老二是姐姐,她考的是圣约翰大学,但因为她之前是在女中上学的,穿的都是一身蓝的旗袍,很朴素。到了圣约翰,她就有些不习惯,后来又退出来去考了东北的中国医科大学,也算是解放后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院了。家里第三个小孩是我二哥,他不爱学习,在我初中的时候他就参军了,先到浙江,后到广州。所以我们当时对到哪去没有太多的考虑,也不会去考虑生活怎么样。北师大比较好,能够考上,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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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期的吴永湄,摄于北京师范大学。

访问员:后来还读了研究生对吧?

吴永湄:对,我1961年本科毕业,那时教育系招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生,系里头定在本系应届本科毕业生里头选拔8人,我被选上了。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继续在学校学习了四年。其中三年学的是学科,那时候主要搞批判的。但是以我的性格和家庭出身,我“反右”是不积极的,不会批判,但是会写字,他们就叫我做记录。

访问员:当时研究生毕业应该算非常高的学历了吧?

吴永湄:当时我的印象是相当于苏联的硕士研究生,也不算非常高。

访问员: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呢?

吴永湄:研究生没有毕业,就到北京郊区去参加“四清”运动了,还不是“文革”。正好全国开半工半读的教育会议,新疆教育厅长听说北师大有那么一批研究生,他要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就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要去了。他当时还要了一个陕西师大还是甘肃师大的,是搞学前教育的,要了我是学中小学教育的,还有一个同学是学高等教育的。当时我已经结婚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就结婚了,把我分到新疆去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宣队、军宣队都进去了。幸亏军宣队愿意帮我们的忙,军队里头很重视家属要定期在一起。1972年的时候,在新疆的工作就停止了。解放军说:哪有女同志一个人在边疆的?就把我们三个人都调回来,想办法把我们调到“口内”来了。当时新疆算是“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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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后,吴永湄在新疆工作。

青梅竹马间的千山万水

访问员:刚刚提到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结婚了对吧?

吴永湄:我跟我爱人(转身指了一下身后的照片)是中学同学,他比我高一个年级。要说也是蛮有意思的,他是中学里的大队长,我小学毕业,少先队员的关系转到他手里。他当时问我:“你也是大队长,有什么经验没有?”可能就是这么一问,造成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后来,他是初二大队长,我是初一大队长,所以这样一起工作了。我们那时候活动很多的,都是自己搞。

访问员:会搞一些什么活动呢?

吴永湄:我们搞得很有意思的,搞军事野营,也没有请解放军。主要是暑假寒假的时候,我们一群初中生,自己打了背包,带了粮票、油票去烧饭。夜里头搞野营,假装演习打仗。我们不是住房间的,都是搭帐篷的,帐篷是借来的。碰到半夜下大雨,搭的帐篷吃不消,赶快又去联系旁边的住家。大家都光着脚、抱着被子,踩着沟里的水过去,搬到他们的房间里去。那时候就是很勇敢的。我觉得比现在中学、小学生快乐多了。

访问员:后来您在北京上大学,您和您先生是怎么样进一步走在一起的呢?

吴永湄:他比我高一年级,在北航上大学。暑假回来给我带点礼物,约我一起出去玩,那就单独活动了。中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单独活动,都是大家一起的。有时候就到这里(枕流公寓)来的,各年级的队干部搞同学聚餐我都会参加,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菜。我婆婆讲我们是青梅竹马,其实也说不上,只是认识得比较早,十三四岁。

访问员:你那时候来,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吴永湄:哟,你们这家挺好的嘛,(那时候)他们家已经有电视了。到他们家看文艺方面的电视,大概是我公公(朱端钧)导演的那些戏。他是导演,导了不少戏剧,什么《上海屋檐下》、《关汉卿》、《桃花扇》。有时候也参加沪剧的导演,丁是娥演的《罗汉钱》,就是他帮着去导演的。我们寒暑假来上海,老爷爷会带我们去看他排戏。因为他过马路不方便,我们就搀着他过去。他坐在舞台下面,我们就坐在他边上,有的时候帮他做做场记。我公公对待工作是很认真的,晚上排戏他都要到对过(上海戏剧学院)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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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湄和先生朱丰泉在枕流公寓花园中合影

我们大学期间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多接触,我先生是学工科的,我们那时候学文科的自己活动的时间比较少的,都是集体活动。批判会或者出大字报这些,都可能是集体性质的,(两人关系的发展)主要还是研究生以后。一起玩玩,看看电影。当时,我大哥和他的三哥也在北京,我们一个礼拜在我大哥家过礼拜天,另外一个礼拜天就到他哥哥嫂子那里过。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就是到外头走走,最多聊聊天。

访问员:后来你们结婚的是几几年的事啊?

吴永湄:研究生毕业了,领导已经知道我要分配到新疆去工作了,没有告诉我。领导对我说:你毕业了要分配了,你要服从分配,你这个关系明确了有好处。(所以)我们1965年结婚的。

访问员:是回来到上海这边结的吗?

吴永湄:嗯。

访问员:有没有到枕流公寓里面来办酒呀?

吴永湄:没有,我们结婚以前,我公公到我家去了一趟,家长双方见了个面,在丽都花园吃了顿饭。我们是到杭州旅行结婚的,去了几天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就那么转了一转。

访问员:就没有摆宴席啊?

吴永湄:没有没有,吃饭了,请双方的家长吃饭了。那时候好像是困难还是什么的,反正我记得我们家是我爸爸妈妈在,好像我大哥也在上海,去了一下。就在上海丽都花园,那时候是政协的活动地点。我公公是政协委员嘛,他就说在那里请双方家长吃了一顿饭,没有别的东西。

访问员:就简简单单的,然后你们就去杭州旅了个行啊?

吴永湄:嗯,几天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就那么转了一转。

访问员:回来之后你就去新疆了吗?

吴永湄:回来以后…北京可能还呆了几天,后来我就走了。

访问员:两个人就分居两地了?

吴永湄:嗯,他在北京力学所,我就到新疆去了。没什么,那时候这种好像很自然的,走了就走了。我是10月份去的,可能那年冬天我先生到新疆去(看我)。那时候困难,新疆没有大米,都是吃玉米面粉比较多。他拿个帆布箱子,装了一箱子的米哦!别的也不带什么。火车还不正常咧,他买了票,结果说火车没到,要明天早上才有。他就拿箱子当枕头在火车站睡,睡到开火车,就那样过去的。他呆了一阵出来,回来的时候,我还请他在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吃了顿饭,要了个鸡。我印象还很深,很客气了,要了个鸡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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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湄先生朱丰泉去新疆探亲时装大米的帆布箱子

建设并保卫美丽的生活

访问员:您是在哪一年生的孩子呀?

吴永湄:1965年结的婚,1966年要的小孩。新疆工资比较高,一个月有88块,我就寄50块给小孩,自己留38块。我一个人没法带孩子,就留在上海我妈妈那儿。我不吃羊肉的,还要想办法到有猪肉的地方去吃饭,所以就这么样过的。

访问员:小孩有没有到枕流公寓来看看爷爷奶奶呀?

吴永湄:不能经常来,要划清界限的。我女儿小的时候,要到爷爷这里来,好像是我爸爸带着她来。也不敢进来,就说在窗外打打招呼,敲敲玻璃窗看看,都不敢进来的,怕进来了给他们惹麻烦。来往不多的,“文革”以后才好一点。

访问员:“文革”以后好一点的话,你们还有没有像以前一样去看公公排戏?有没有听他去上课?

吴永湄:没去听他上课,可能排戏还是有的。

访问员:平时朱老先生的学生会不会到这里来呀?

吴永湄:会来的,好几个学生老来的。他们就像在家里一样,跟我婆婆都很随便的。他们就在房间里头研究怎么排戏,对老爷爷生活上也很照顾。我女儿大一点以后,爷爷过世了以后,她还会去找那些爷爷的学生们聊天,她也喜欢戏剧。现在我女儿在新加坡自己办了几个班搞艺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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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湄公公朱端钧于枕流家中接待学生。图片由朱家三子朱孚泉提供,朱孚泉现定居北京。

访问员:当时在枕流公寓里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吗?

吴永湄:那时候其实大家接触得不多,后来我和先生都到安徽去了,我在中国科技大学教书。有一次好像是七几年放暑假,我们回上海,朱家几兄弟都拖家带口回来了。本来老大在台湾,老二在上海,老三在北京,我们在安徽,老五在河北。那一次是在家里团聚了,这个房子反正住了十几二十个人,所有的人都回来了,我们都回来的。一个儿子成了四个人了,对吧?我家两个小孩,儿子是1972年在上海出生的,满月就抱去安徽了。老二家也是四个,老三家也是四个,再加上原来家里的人。(大家)都在这个房子里住,晚上就拿桌子凳子铺了睡觉了,都在家里头睡觉,很热闹的。又有表演,又有说故事,挺有意思的。大概是大哥(从台湾)回来,他那时候怎么回来的我也搞不清,可能是因为二哥通过这样那样的关系。那次是最热闹的,难得聚聚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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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左右,朱家五兄弟于枕流家中聚餐。右起:长子朱雍泉、次子朱繁泉、三子朱孚泉、四子朱丰泉、五子朱胶泉。

访问员:您是什么时候回上海的呀?

吴永湄:从中科大退休以后,我就回上海了。因为上海当时出了一个政策,父母双方有一个人户口在上海的话,小孩就可以留在上海。我就想办法把户口转到上海来了,那么我小孩大学毕业就留在上海了。

访问员:后来您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呀?

吴永湄:我和先生是2000年过来的。我先生是2007年过世的,婆婆大概是1996年过世的。

访问员:现在的话,您每天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吴永湄:回上海以后,上海水产大学和静安区教育学院都返聘了我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女儿在新加坡生孩子了,我就辞职了。回国没多久,这里居委会又叫我去帮忙,我想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就去了。

访问员:您是几几年加入居委会的呀?在里面都做点什么事情呢?

吴永湄:我印象中好像是2003年就参加居委会工作了。主要是在里头打杂的,管我们楼组的一些事情。

访问员:收水费的话,这边有没有一些事情可以分享一下的呀?

吴永湄:我们是等自来水公司通知的,通知我们这一个月水费多少,那么我们就收多少。我们印了一本收据,通知各家各户几号到几号大家自己抄水表。然后在大楼的厅里头摆个摊子,你就来交钱。统一好了之后,交到附近的超市去,它那里是可以收公用费的。

访问员:每个月都收吗?

吴永湄:两个月收一次。我们的老百姓好得很,大多数人都是很自觉、很支持的,大家都客客气气的。还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外国人。外国人有的听不懂汉语。我小时候三年级学过一点英语,我就“Water、Water”指指水表,他也能明白。然后再抄一个数给他们。有的人晚上下班晚,我们就晚上上门。

访问员:那还是很辛苦的!吴老师,您是2000年搬过来的,在枕流公寓住了大概20年。

吴永湄:对,正好20年。

访问员:那您觉得枕流公寓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吴永湄:这套房子我们至今没有买下来,还是租的,房钱比较实惠。这里楼层高、空气好,我住的这个房间方向又好,到了冬天,一上午的太阳。另外,这里居民之间小问题不计较的,大多数人都很体谅你的困难,工作还是比较好做的。有一些小事情,我能做的就做掉了。比如说每当逢年过节要发东西,我们这里原来离休干部有十几个,老人们现在更多了,要发点糕啊什么的,拎不动了我就搞个小推车,这是为大家服务的事情。我的身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好像比同龄人能多做一点事情。这可能跟我生活的环境比较有关系,因为一直在集体当中生活的。那时候实行劳动卫国制,人人都要通过,班长天天督促,我们就要去做。党和政府培养一个研究生不容易,你现在做一些又算什么呢?没关系,只要做得动就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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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湄公公朱端钧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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