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博尔赫斯是影响作家的作家一样，褚时健被称为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这和他几度沉浮的人生有关，无论是少年丧父，还是罢免放逐，甚至身陷牢狱，他和库切笔下的那些人物一样，被打倒在地之后，有着站起来获得新生的神奇力量，他似乎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褚时健近乎执念地追求完美的品质，使得他干什么成什么，他的手指仿佛有着点石成金的魔力。他像一个救火队长，不论养马还是榨糖、造纸，每到一处，无不起死回生。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在他手里传奇般地一跃成为亚洲排名第一的烟草企业“红塔集团”之后，他的名字也因此冠以“烟草大王”。
上世纪90年代，红塔集团的利税，已经占到云南省财政收入的一半。命运却仿佛开了一个玩笑，把他的个人命运，当作了所有企业家共同获得社会认同和尊严过程的献祭。但他仍然绝处逢生，以75岁高龄重新出发，开荒种树，重新创业，成就了火遍互联网的“褚橙”。
东山再起的他，也完成了从“烟草大王”到“中国橙王”的声望转换，人们称他“战胜了时代”，成为了中国企业家们的英雄和教父。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褚时健的人生苦尽甘来，是他个人能力和坚韧奋争的“硬汉”品质，得到了肯定与回报。
从褚时健开始，整个社会开始思考企业家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他们的个人待遇。企业成长也不再过度依赖企业家巨大的个人魅力，转而寻求建立一整套现代化的管理体系。
褚时健已安危离开，长眠于哀牢山中。生前功过相抵，声名毁誉参半。他如同一座在特殊时代里隆起高山，横看成岭侧面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国的任一城市，看到这样的褚橙广告：65年跌宕人生，75岁重新出发，85岁硕果累累，褚橙——褚时健种的冰糖橙，24∶1黄金甜酸比。中国人喜欢的甜，是苦尽甘来的甜，是逆袭的喜悦。人生终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1、少年聪颖
15岁的时候，生活在云南矣则的少年褚时健，获得了一种特异功能：一段时间之后要做一件什么事，他无论多么困倦疲乏，都会提前三分钟醒来，仿佛体内安装了一个小小的闹钟。
这种能力，是从烤酒中获得的。他的父亲在禇时健15时，被日军轰炸滇越铁路的炸弹气浪所伤，不久便撒手尘寰。这时候，禇时健已经有了六兄妹，他是长子，最小的弟弟还未满岁。
父亲去世后，全家的大事都要靠他，作为长子的褚时健，似乎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家里的生活越发艰难，他白天念书，没有办法帮家里种地，只能晚上放学回来后，帮家里烤酒，以补贴家用。
褚时健家的酒坊并不大，每次700多斤包谷，从浸泡、蒸煮、发酵，到拌酒曲、蒸馏、出酒，120多个瓦缸前后左右不停奔走劳作，不仅费时耗力，还考验技术，尤其需要耐心和体力。
光是蒸的过程，都需要十几个小时。柴锅里要一直有水，灶里柴火需要一直添续。蒸到一定时间，还要搅拌大铁锅中的包谷。锅一揭开，就是满屋烟雾缭绕，熏得眼睛都睁不开。
这些事以前都是父母和师傅轮流值守，现在却只能由褚时健一个人面对。十五岁的少年，白天奔走一天已经很累很疲乏，仍须通宵达旦盯着大灶添柴加水，他很快就靠着墙壁睡着了。
灶上稍有动静，他就一下子警醒，跳了起来。如此几次，褚时健突然获得了在灶火的照耀下打盹，一到两小时左右，一定会自己醒来，绝不误事的本领。
这种神奇的能力，一直保持到他八十多岁时，自己的孙辈约好第二天的事情，他不用闹钟，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三分钟，就会自然醒来。
这是一个人责任心的体现，也是多苦多难的少年的老成。他不但比别人家的酒坊蒸煮的玉米优质，而且节省了燃料，能将成本降到最低。甚至通过观察与思考，对酒曲发酵过程中的温度进行了精确控制，他的出酒率，要比同一个村庄的人多出近两成。
少年褚时健不仅酒烤得好、烤得多，而且他的经商天赋也开始显山露水。他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已经学会了饥饿营销，每次担了酒去禄丰车站卖，人们总是一涌而上，一会儿就买光了他的酒。
这是少年褚时健回忆里最好的一页，烤酒过程中获得的成就感与快乐延续至今，也让褚时健开始了解自己：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一生。
2、崭露头角
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难见荤腥。少年褚时健为了改善全家人的生活，经常去南盘江里“拿鱼。”拿鱼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一种心理较量：赤着脚往河湾里走去，要保持和游鱼差不多的移速，让鱼感到迷惑。等接近到足够距离，突然一弯腰，双手卡住黑鱼一下子拎出水面，然后迅速把指头勾进鱼腮，提着鱼上岸。
整个南盘江，连精壮汉子也比不过褚时健拿鱼的本事，他拿到的鱼比所有的人都多，有时候多到连母亲都犯了愁：“不要再拿鱼了，家里的油瓶都空了，再拿就只能干吃了！”
在他和母亲的努力下，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也许，好好在江边这个小村子一直生活下去，有山有水，有地种，还可以烤烤酒。”八十多岁，经历了人生风雨的褚时健这样回望自己的少年时代，和命运突然出现的转机。
江边小村的阳光明媚，岁月静好，但一个男孩在这样的处境里不走出去，时间一长，就再也走不出去了。这时候，在昆明读书的堂兄褚时俊，专程回到村庄，光着脚丫和褚时健一起去下河摸鱼。
这一次的收获尤其丰厚，但经过堂兄动员的褚时健，开始向往山外的大世界。瓦缸里的烧酒，和江里的黑鱼，对褚时健已失去了惑力。
母亲自然不会反对，只是家境窘迫，她拿不个什么主意。
他心思既定，1944年盛夏时节，16岁的褚时健扛了一个行李包，离开村庄，去往昆明，成为龙渊中学的一名新生。
受益于奇异的历史恩惠，从1938年开始，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大”地迁入昆明，这座边城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人文鼎盛时期。各种公立和私立的大学、中学都很出色，校友也都来自天南地北，这让褚时健大开眼界，如鱼得水。
向来以“会生活”著称的褚时健，同学们很是认可他的聪明和办事效率。入学不久，他就被师生们推举为伙食委员，专替同学们管理一日三餐。
他先去市场上逡巡了几天，遍访米铺和菜贩，觉得心里有了“谱气”，才在几天后走马上任。
褚时健当上伙食委员后，总是能买到物美价廉的柴米油盐。所以在褚时健做伙食委员阶段，学校的食堂很受欢迎。“因为我负责任，为大家着想，也不搞小动作，老老实实管账。大家都愉快。”
堂哥褚时俊每每向大学同学介绍堂弟时，总是不无骄傲地夸说到：
“别看他不爱说话，其实本事大得很呢！下河拿鱼、学校当职，有几个比得过他的！”
3、因为一个微笑，失去了大好前程
褚时健求学时的昆明，思潮涌动，大师云集，是一座战火与知识、毁灭与重建并存的瑰丽边城。
然而内战一触即发，全国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随着1946年西南联大回迁内地，堂兄褚时俊也将追随北迁的清华大学去北平，完成他的学业。
而褚时健自己，再没有了一个稳定的学校来继续学习。眼看着人生就要半途而废，他和同学们权衡后形成了一致意见：“回乡打游击！”
战争的阴云散去，此时在华宁县盘溪任区长的褚时健，按要求划定家庭出身。他回想自己在矣则村曾有两亩水田和十几亩旱地，于是给自己报一个“小地主”。
此后，便一直在云南玉溪行署人事科长的位置上，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直到越来越多的荒诞，进入了他的生活。
官职为玉溪行署人事科长的褚时健，负责整个玉溪地区干部的人事任免，和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干部的困难补助。
一日，时任行署专员的冯姓领导，专门叫上褚时健一起吃饭。
饭桌上，专员拍着褚时健的肩说：“你不知道啊，我一天要抽两包‘大中华’，工资都被我抽完了。媳妇骂我骂得很凶。”
褚时健很疑惑，专员一月工资120元钱，专员妻子也有90多元，收入相当高了，而且专员只有一个孩子，抽包烟又能穷到哪里去。
大概专员看出褚时健的疑惑，又拍了他的肩：“你咋个没理解？”
后来专员又专门请褚时健的岳母吃了一次饭，意思也是暗示希望褚时健把自己加在发放福利费的名单上，但褚时健还是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直到1958年底的一天，专员组织了一次针对褚时健的会议，专员让大家发言，结果全体沉默，没人吭气。专员火了：“你们不说我说！褚时健你这个人事科长怎么当的？！专员要饿死了你都不晓得！”
褚时健坐在椅子上，恍然大悟，也不禁笑了起来，心想，专员啊你这就真是肮脏了。
这一笑，让专员更恼怒，专员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专员批评你，你还敢笑！老子不把你这个人事科长撤了，你就把老子这个专员撤了！”
当月，褚时健就接到通知，被发配到偏远的元江县红光农场。那是他人生中前所未有的低谷。
他感受到了人心的凶险，特别想找个人坐坐，聊一聊，但一下子竟不知道该找什么人。
褚时健在红光农场，被分配到偏僻的桥头一队，距离场部足足十多公里。住的工棚四面透风，尽管是冬天，还是蚊虫肆虐。
一天清晨，他在剧烈的痛苦中醒来，头晕晕沉沉，血从鼻腔里淌了出来。他把血使劲的咽下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血会淌光，要回收一些到自己肚子里。他再也爬不起来了，迷迷糊糊地躺倒在床上，感到无比的悲观绝望。
人们不敢走近他，任他躺在工棚里，听天由命。当时场部医生罗载兴听说桥头一队有人要病死了，就叫上一个当地傣族人带路，前去探望。一进工棚，看到几近昏迷的褚时健，他呆住了。
原来，几年前罗载兴从湖南老家来到四川，追随美国牧师学习医术。牧师被认为是特务而驱逐回国之后，罗载兴流落到云南玉溪一带行医。因为罗载兴曾与 美国人有过接触而被指为“间谍”，运动中，群众对他拳打脚踢，斗得死去活来。
褚时健这时刚好随工作队，遇见了罗载兴，给他解了围。命运真是奇妙，失去消息多年的两个人，又在这样的境况下见面了。
罗载兴仔细检查了他的身体，确认褚时健得的是疟疾。他很肯定地说，如果自己没来的话，褚时健今天恐怕就会死在这里。
罗载兴拿出药箱子最底层的一粒德国奎宁，给褚时健吃了，病情才渐渐好转。
多年之后，褚时健把平反回到玉溪的罗载兴，调到自己主管的玉溪卷烟厂医务室工作，直至退休。
这倒不是为了报答那颗德国奎宁的救命之恩。褚时健那时刚遭行署专员报复而倍感人性阴暗，也对人整人的世界感到了过于的冰冷和拥挤。褚时健差点死在了流放之地，他自己都绝望了，放弃了，是罗载兴人性中的亮色，将自己从人间的泥泞之中拯救了出来。
4、闲置的双手会成为魔鬼的玩具
苦熬两年之后，褚时健被调到了新平县，任畜牧场副场长。畜牧场的主要工作是养马，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人都吃不饱，还有什么拿给马吃呢？
褚时健到了那里，精神振作，扛着枪到处走去，几天之内，就摸清了马瘦毛长的畜牧场底细。“我哪里闲得住？那么个地方，不干点事情，要把人都憋坏了。国家给了你点事情做，还是要做好。”
他摩拳擦掌，正准备大干一场，但上级突然宣布了畜牧场倒闭，并将他调往堵岭农场。那是一个几近失控的烂摊子，农场一穷二白，两千多人等米下锅，一有上级领导来农场检查工作，人们就把他围起来，扣住不让回去。
褚时健甚至亲自下河拿鱼，或者傍晚进山打猎，来解决农场的温饱问题。11个月之后，终于稳定了农场人员的情绪，将堵岭农场与漠沙农场合并在了一起。褚时健也调往新平县的曼蚌糖厂。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归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岗位。当时，由于糖厂设置陈旧，人心涣散，新平县虽然是出了名的贫困县，却每年都要倒给糖厂20万元的财政补贴。
但令褚时健没有想到的是，恰是他被放逐的这片广阔天地，自己将会大有作为。找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正是他所擅长的。
在糖厂，他展示了自己对于品质的极致追求。从原料、燃料、加工的锅具，到甘蔗渣的储存再利用，褚时健调往糖厂的第一个财年，糖厂就传出爆炸性的好消息：当年盈利8万元！
褚时健由此时来运转，一路高歌猛进，将糖厂办成了支撑新平县财政的半壁江山。糖厂也由曼蚌迁往了相当繁华的戛洒，并且建立了附属的造纸厂。
工人和家属们的生活，都超乎想像的滋润，使得褚时健在那个斗争激烈的年代，竟也获得了片刻安宁。
之后，褚时健工作越来越顺手，好消息也一个接着一个的到来。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三顾茅庐，希望他能出山，去做分管经济的副专员。
早已对官场程式了然于胸的褚时健，坚决而不失礼貌地拒绝道：
“算了，还是不想回机关了，我现在干了十几年企业，已经上手了，习惯了。还是让我在企业待着吧。”
不久之后，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他终于挺过了人生里最为艰险的岁月，离开新平，从此开启了他人生的一段传奇。
5、红塔山
云南边地阳光慷慨汹涌，红土肥如油脂，雨水夜来昼走，历来出产优质烟草，但被称作了“云烟之乡”的，只有玉溪。
后来回想，褚时健一生功业，从小地方到大地方，从小工厂到大工厂，从私企到国企，兜兜转转，却从未离开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玉溪。
玉溪城中有一座山，山顶置有一座白塔。那个时期，白塔被涂以紫土，从此改称红塔。后来褚时健领导的玉溪卷烟厂发展壮大，红塔成为了玉溪这座城市、甚至云南的地标。
每个玉溪人都知道，塔内的第五、六、七级，各设一佛龛，龛内又各团里铜佛像一尊，每个龛边刻有四字，连起来就是：化起人文，奎璧联辉，果夺锦标。
周桦在《褚时健传》里写到，这十二个字，似乎宿命般地隐喻着红塔集团后来的风雨历程。
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看清轮回不休的宿命，我们也无法拨开历史的烟云，为过去的时间和事迹，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定论。
只有那些人心，忠实地纪录着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从炮派和八派的斗争缝隙里争取了生产时间。人整人的是非风浪，越来越趋于平静，人们开始向生产线要效益，从细节上追求品质。
这种品质不光是因为制丝机上脱落一小块橡皮，上千箱烟就要被回炉到机器捣碎，直到把那块碎成120多份的小橡皮找出来；而且是对于原料和工艺的病态般的完美追求。
“消费者为什么爱名牌？”褚时健常在工厂里问职工们，“是因为爱名牌高高在上的质量。”
他说，“做企业，种种难处都有。但当你进入某一种境界，再难的事你都觉得平常了。”
不久之后，他整顿了玉溪卷烟厂，大刀阔斧改制了红塔集团，成为云南省甚至全国的纳税大户。闲暇之余，他经常在电视或者集团组织的晚会听到云南传统名曲《猜调》：
什么长长上天？
哪样长长海中间?
什么长长街前卖嘛?
哪样长长你跟前喽。
在这令人迷惑，同时又令人忍俊不禁的歌声里，他时时想起新平。不久前，当他离开新平的时候，以为就是永远的离开，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叶落归根，又回到这个善待了他们一家的地方，甚至死后还会埋葬在了这里。
6、人生巅峰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红塔集团和他的掌门人褚时健，都已经如日中天。
集团不仅引用了世界一流的设备，领先国内同行，而且在玉溪建立了全国著名的烟草种植地，烟叶质量和口感媲美欧美，进入世界前列。市场上的“红塔山”牌香烟更是火遍大江南北，许多时候就是拿着票子也很难买到。
巅峰时期，曾有领导的公子哥儿来找他批条子，以比批发价低得多的“调拨价”拿烟，一个条子就能使人一夜暴富，获利千万之巨。
几十年前，玉溪行署专员向自己索要困难补助时的情形，又重新出现他的面前，然而这一次，他却不得不为之。每次签完字，褚时健都要拍着公子哥儿的肩膀，用纯正的云南口音，推心置腹地进行告诫：“小心点，莫给你老子找麻烦！”
其时，成为全国优秀企业家的褚时健，折冲樽俎纵横捭阖，投资银行、交通等诸多实业，更纵情游猎于资本市场，成为影响全球的商界领袖。
1999年，那场著名的“世纪审判”中，褚时健以贪污、受贿被判无期。这两项百姓最痛恨的罪名，在他身上同时出现时，却获得了始料未及地宽容与同情。
（这一点至今仍令人困惑。我正在努力理解褚时健，精于经营却乏于创造的能人没有能够成为我的英雄，黄光裕史玉柱们左手搏右手的绝技在未来则更不可能。）
然而舆论界还是一片哗然，人们再一次把他称作“烟草大王”，他的妻子马静芬就被称作了“烟草皇后”，女儿褚映群自然也就成了“烟草公主”。
甚至有人说他“掌柜当得久了，以为自己是东家”。
面对汹汹的言论，褚时健却选择了沉默，从入狱到保外就医，甚至在耄耋之年东山再起，之后安然离开，他都一语未发。
当京昆高速公路上横行无忌的云F牌照的厢式大货们逐渐稀落，我们知道，分布广众的吸烟室里永不可能再聚集更多吞吐烟雾的人们。
这不再是一个由烟草大王决定的时间和结局。
他的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败凋落。
7、守得云开月明时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巴顿将军的这句名言，是2003年王石去看望褚时健后，留下的感叹。
1996年褚时健从“中国烟王”的高峰坠落，直到2001年因糖尿病保外就医。次年，褚他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
当时他已75岁，漫山遍野的腥红裸土上，长满了高不过尺余的橙树苗子，风一吹来，越发显得生气勃勃。
“什么时候能够挂果？”王石问他。
他两眼放光，说：“大约四、五年后吧。”
王石一算，那个时候，褚时健已是80岁了。
他在这个时间选择自困荒山，也对人世和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给他告慰的是，当年调查组深入过通海县一个烟田种植村，离开时，村主任对调查组的人说：“褚厂长是好人，你们莫整他。”
不负期望的橙树，开始结果。甜蜜的果实，也正在一点一点的擦去一个老人内心的阴影。或者说，也在救赎他因为染指烟草，而负有的原罪。
我们无法假设，这个把品质视作生命的人，如果能够有机会从头再来，让他从事其他的行业，比如医药，比如食品，那我们又将是如何有幸。
不出意外，因为追求完美，他的橙子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他已经不再是为了钱，甚至也不是为了做成一件事，只不过注重自己这个’人’的修炼罢了。”
致敬和致谢
本文参考了《褚时健自述》，以及先燕云和张赋宇《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周桦《褚时健传》等诸多著作和网络资料。谨向褚时健先生，以及原著作者、出版社和网易、新浪、腾讯等网站，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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