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经韬纬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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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涉及主粮作物与经济作物。
中国用仅占全球7%的耕地资源，充分保障了约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主粮需求，甚至人均主粮产量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这一辉煌的成就，足以证明中国选择的主粮产业政策的正确性。经济作物则是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
如何提高经济作物的生产效率？无论是规模经济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指向集中、规模种植这一必由之路。
在经济理论的完美世界里，大量交易主体围绕价格信号的反应，最终会形成生产布局的合理化，让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福利均达到最优。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一部分强势资本超出常规商业行为的不正当竞争手法，却可能将农业的规模生产异化为一套邪恶的解决方案——“香蕉共和国”。
“香蕉共和国”的诞生
1904年，进步主义作家欧·亨利（O.Henry）在其长篇讽刺小说《白菜与国王》（Cabbages and Kings ）中，创造了“香蕉共和国”（Republic of Anchuria）一词，用其影射被美国私人种植业资本视为后花园、深度渗透控制的一系列中美洲小国。“香蕉共和国”，其后演变为以单一农业作物产品出口为经济命脉的国家的代名词。除了香蕉之外，甘蔗、可可豆、咖啡豆等大宗经济作物产品亦属此列。除了经济模式依赖农产品出口，“香蕉共和国”还含有关于国家治理模式的一重特有意象，因为这样的国家严重依赖特定的农产品出口，其他产业发育不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更重要的是，这一特定的农产品贸易往往被美国私人资本所把持，在经年累月的互动中，逐步形成围绕这一产业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政府能力孱弱，贪污腐败严重。而混乱的内政，往往进一步强化外部资本的话语权。
“香蕉共和国”最初影射的，正是被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标准果品公司（也就是现在的都乐食品公司，Dole Food Com-pany）控制的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中美洲国家。自美国内战结束，并进一步通过美西战争驱逐西班牙势力后，美国工商业资本越过南方种植园主的阻隔，开始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国家狂飙突进。除了广为人知的巴拿马运河工程，美国铁路网也延伸至中美洲国家，这些基础设施为美国商品和资本的进入创造了便利条件。
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各地奇珍异宝汇聚一堂，香蕉这种热带水果也被搬上展柜。这种含糖量较高、剥皮就能吃的水果，受到美国参观者的狂热欢迎，其主要产地正是中南美洲。美国种植业资本也在此时发现了商机。
为了抓住香蕉、蔗糖等经济作物产品的消费“风口”，美国资本纷纷涌入中美洲国家，圈占土地，大规模种植美国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很快将美洲后花园变成了自家的农场。联合果品公司这家成立于1899年的企业，更是个中的佼佼者。其主营业务看似是将第三世界国家种植的蔬菜、水果销往美国和欧洲，但其种植业规模之大，对美洲当地社会影响之深，却使得联合果品公司俨然成为东道国“殖民者”般的存在。它的每个庄园，不但经济上自成体系，而且自定法律，设立私人武装，随意逮捕乃至对当地农业工人施加刑罚，被称为“国中之国”。而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各国长期经营的势力，也使其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它成为披着商业外衣的美国“第二大使馆”。
以联合果品公司为代表的现代美国资本势力，在美洲小国俨然是中世纪领主的做派。为其工作的当地农民，往往需要忍耐恶劣的劳动条件，赚取菲薄的收入，与佃农无异；而“血汗庄园”压榨出的人力，则转化为联合果品公司的滚滚收入。
为了垄断中美洲香蕉产业，永葆其优势地位，联合果品公司深度渗透当地政治生活，干预立法，操纵选举，它甚至不吝于策划政变，扶植代理人军政府。如果这些都不奏效，它甚至能够呼叫美国政府亲自出手“保驾护航”。1918年，美国军队就曾入侵巴拿马、哥伦比亚，目的仅仅是镇压香蕉工人罢工。作为在联合果品公司历练过的人物，其员工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甚至当上了主管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务卿。
联合果品公司的标志上曾有一把枪，这代表什么？该公司的血腥压榨，给当地人带来无尽的惨痛经历。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农业生产严重畸形，在种植园的挤压下，农民甚至连种粮食的土地都没有。这些香蕉种植工人的工资远低于正常水平，金黄色的香蕉里面俨然是种植工人的血泪。而一整个国家的交通、电力、能源产业，也都形成依附于香蕉生产和运输的扭曲生态。
以危地马拉为例，整个国家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香蕉树，全国过半经济产出来自香蕉产业，整个国家赫然就是一部依靠香蕉运转的机器。1944年，该国推翻了亲美政府，通过选举建立了民主政府。新政府制定了劳动法，废除大庄园，限制海外资本，实行土地改革。讽刺的是，尽管该法令征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囤积的闲置土地，并要求该公司赔偿土地抛荒的损失，但赔偿标准却只敢定为1925年的地价水平，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几乎只是象征性地“罚酒三杯”。这彰显出弱小国家在垄断资本面前的低下地位。而即便是这样已经十分克制的动作，在联合果品公司看来都是莫大的羞辱。1954年，联合果品公司前员工、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策划反动政客阿马斯（Carlos Castillo Armas）入侵危地马拉，暴力驱逐了合法总统阿本斯（Jacobo Arbenz Guzmán）。
读者可能很难想象，50年前，一家食品公司就可以对许多国家予取予求。联合果品公司等美国公司近年来的“低调”，一方面缘于经历了一轮轮民权浪潮后，美国国内政治已经难以容忍赤裸裸的门罗主义干涉思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中国经济崛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的中国，深刻改变了许多经济作物的全球贸易格局，也极大地稀释了美资巨头传统的垄断地位。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拉美“香蕉共和国”的农民们带来了一丝福音。
那么，同样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遇到过“香蕉共和国”问题吗？
被异化的苏东阵营农业合作
鲜为人知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面临农业生产布局被人“指手画脚”的情况。当时，苏联考虑将中国变成提供原材料的国家，比如让中国种植蔗糖作物和橡胶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受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没有国家能种植橡胶树，只能用石油作为原料，生产合成橡胶作为天然橡胶的替代品。然而，合成橡胶成本高、性能差，要制造飞机轮胎等性能要求苛刻的产品必须用天然橡胶。正因为如此，苏联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广东、海南地区，期望当地发展橡胶树种植产业。斯大林曾说：帝国主义在战略物资上封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可以种植橡胶树，希望中国开辟橡胶园，发展天然橡胶产业。
这一提议与苏联计划经济思路一脉相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苏联担心该计划侵犯自身势力范围，针对性地组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合作组织，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苏联的规划，正是按照各国比较优势的思路，将工农业生产的横向和纵向布局拆分优化，使加盟国各司其职，分别在原材料、零部件、整机等环节实现高效规模经济。
表面上，成员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互相协助，共同发展，看似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实际上，经互会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由苏联指派，会议工作语言也是俄语。这意味着苏联在整个分工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承担对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有重要意义的核心产品生产；而那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中低端初级产品的生产，则推给其他成员国。如匈牙利盛产铝土矿，但苏联不准其发展炼铝工业，而是自己低价收购原料，再向匈牙利供应铝锭。
从某些方面来说，经互会变相地将除苏联以外的国家变成了“香蕉共和国”，导致这些“香蕉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依赖少数产业，经济结构畸形。
幸运的是，中国始终没有正式加入经互会，在该组织内的身份仅为“观察员国”，保持了选择发展道路的相对主动地位。中国人的坚持，本质上是认识到发展一套独立自主工农业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想要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首先要保证基础原材料和工业生产不受限制，不会有被其他国家控制的危险。加入经互会，尽管确实有短期的利益，例如，依赖苏联的完备工业体系，可以省去不少“大而全”的麻烦；但从长远来看，对国家发展能力会造成伤害。
朝鲜是一个鲜活的反例。深度参与经互会贸易分工的朝鲜，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发展顺风顺水，让南方兄弟羡慕不已，先于中国完成了农业机械化，城市化率也超越中国。当时，朝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而中国只有400美元。
按照经互会布局，朝鲜生产粮食、矿物等初级产品，卖给苏联，换得各类机械、石油、化肥。在苏联的慷慨贸易条件下，朝鲜人民的生活非常幸福。然而，这一切的代价，是放弃了国民经济体系的自主性，将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绑在一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停止“以货易货”，朝鲜立即陷入能源危机，进而引发严重的经济倒退。
极度重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业已建立起一套配套健全、较为协调的工农业体系，不依赖单一产业发展经济。但在地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生产中，我们也出现过局部的“香蕉共和国”问题，典型案例就是云南咖啡豆。
云南咖啡豆引发的思考
前不久，云南咖啡豆被“贱卖”的新闻成为热点。一些咖啡树种植者在控诉信中反映：如果收购价格继续受到打压，2021年可能是最后一次采收咖啡豆了。30年来，白菜价格翻了10倍，而云南咖啡豆的收购价却始终如一，种植户已经难以为继。
因为气候适宜，云南咖啡豆产量占到全国95%以上。可就在国内咖啡消费市场迅速扩大的背景下，种植咖啡树的农户却处于亏本状态，这种矛盾的现象因何而来？
和美洲蕉农类似，云南咖啡产业最终服务的也是国际咖啡品牌。下游巨头们赚取的巨额利润和农户无关。研究机构曾给出数据：在整个咖啡产业链中，上游咖啡豆每千克成本约17元，中游加工后每千克成本83元，到下游消费环节，终端价格却暴涨到每千克1 567元，三个环节利益分配占比分别是1:6:93。整个产业链的绝大部分利润被雀巢等国际品牌商拿走，它们作为咖啡豆采购方，凭借着与农户之间不对等的谈判地位，尽可能压低收购价格。相同品质的云南咖啡豆，相比其他国家产品，每吨大致少卖3 000元，粗略估计，30年来损失了百亿元。
云南咖啡豆之困，源于产业结构单一，分散农户议价能力不足，下游市场又高度受控于国际垄断资本。为了维护种植户的利益，当地政府成立行业协会，试图形成行业合力，将分散的小农户进行集中化管理，改变定价权上的被动局面，避免沦为原材料供应地，被生产咖啡的厂商牵着鼻子走。
电影《一点就到家》针对咖啡豆价格谈判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一群青年创业者带领村民，辛苦种下咖啡树，却要被收购厂商刁难。我们以2020年12月云南咖啡豆的议价事件为例。因为难以集中资源，缺乏标准化的加工能力，种植咖啡树的农民很难判断自己的咖啡豆是不是市场需要的咖啡豆，也不知道咖啡豆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更没能力讲价。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成立协会、形成行业力量，咖啡厂家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哪怕一分钱的收购价，都可能给成百上千的农民带来灭顶之灾。
云南咖啡豆遭遇的困境，是“香蕉共和国”在国内一个微观案例，尽管这样的案例在规模和影响上还远没有达到中美洲国家的程度，但仍然值得我们警惕。当地种植户辛苦劳作，如果只能分享产业附加值的最低端，放任国际资本利用产业链优势垄断最多的利润，长此以往，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将是镜花水月，难以持续。如何提高经济作物附加值，政府、行业协会应该发挥作用，帮助农户形成合力，提高其与下游品牌商的议价权。最终，从原材料提供到终端产品输出，让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分配合理平衡。
实际上，不光是咖啡豆，这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各种农产品滞销的新闻源源不断，农业频道也会根据滞销情况和扶贫政策，推出有针对性的公益广告。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广告中的农产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属于经济作物，而不是粮食。经济作物更依赖市场调整价格，容易形成买方市场。农业生产周期长，无法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快速调整产能。农民辛苦劳作迎来大丰收，最后却很可能因为产量太高，价格被压得很低。各种农产品滞销新闻和公益广告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对“香蕉共和国”问题的最好警示。
提到粮食，“香蕉共和国”的人能吃饱饭么？答案是否定的。整个国家可以耕种的土地大都种了香蕉等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依赖进口。这些国家多是中南美洲国家，普遍人口生育率高，增加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加上价格波动，最终会加剧粮食危机。
这些增加的人口，能不能借助工业转化成“人口红利”呢？依旧做不到。因为农业成了这些国家的核心产业，大量的人口被捆绑在低附加值的农业生产活动上。跨国巨头将农业产品工业化，最后会把农产品拖入持续的价格战。劳工陷入内卷，难以提升素质，产业难以升级，让国家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作物生产新路径
“香蕉共和国”对中国原料产业的启示是什么？就是帮助人们打破“大农业解决一切”的幻想。以联合果品公司为首的垄断资本，虽然能垄断农业产业链，却抵抗不了产业的客观规律。举个例子，联合果品公司囤积大量土地不用于种植，一方面是为了打压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是因为香蕉种植需要每10至20年转换种植地，以预防虫害并维持土地养分。政府甚至还要出钱，从联合果品公司手中购置一部分闲置土地，将其交给没有地的农民耕种。本来能种粮食的土地被闲置浪费，整个国家的农业体系抗压能力差，天灾人祸下极易崩溃。如果滥用杀虫剂，还会导致香蕉工人患上癌症，形成更加深远的环境威胁。
这些问题分析下来，并不代表农业不适合进行规模化生产。农业规模化生产，对热带国家种植的经济作物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不管是香蕉树、咖啡树还是水稻，种植这些农作物都依赖大量的人力劳动，很容易通过依靠大地主和种植园等方式集中种植。地主缺乏改革动力，就会捆绑军队和买办等外部势力，形成“香蕉共和国”这样的恶性循环。单纯的土改不能帮助个体农户完成整个产业链的生产，依然会导致土地兼并，回到原来的种植园模式。真正适合他们的，实际上是能够通过国家手段抵抗风险的超级农企，通过全国自上而下的规模管理，来更好地适应国际农产品市场。
规模化生产能够帮助农民集中劳动力，但是农业生产周期长、抗风险性差的问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就连美国这样的“大农田式”经济，在2020年也投入数百亿美元的资金进行补贴。为了缩短周期，有人滥用化肥；为了抵抗虫害，有人到处喷洒杀虫农药。集约式生产只是简单地增加了生产量，却很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环境问题。2010年，英国政府公布了一份鸟类数量普查资料，资料显示农地鸟类的总数自1966年以来减少了超过一半。鸟类急剧减少的时间，恰好处于1976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一时期的英国农业正在进行全面改革，传统的混合型农场运作模式转型为集约化的运作模式。
除了环境污染，集约化的农业生产还会带来另一种风险，就是议价权带来的风险。农产品的议价评估不是“高产廉价”就能概括的，需要评估农业生产固有的行业风险。像是速溶咖啡这样的快消品企业，往往会用“控制产业链成本”这样的理由压低价格。不过，需要生存的不只是快消品企业，还有为快消品企业提供材料的农民。农业原材料的收购，不应该因为买方是快消品巨头就被绑架，而是应该让农民推出属于自己的行业标准，用自身的进步帮助买方争取更大的市场。
“香蕉共和国”的故事，揭露了农业生产面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维持生态，另一个是对抗风险。采用“香蕉共和国”的模式，进行单一的农作物生产，不能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者结合当地环境，在保证组织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差异化、多样化的生态农业，通过轮种等方式降低风险，借助合理的生产规划维持生态，从生产层面帮助农民化解农业本身的风险。
“香蕉共和国”与上一篇提到的粮食贸易，某种程度上有着深刻的联动机制，正是因为畸形的经济作物生产挤出了主粮生产，当地农民不得不购买商品粮，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对粮食进口的高度依赖，由此形成了农产品同时依赖进口和出口的奇景，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因为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像过山车一般动荡。垄断资本操纵下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卡住了这些拉美国家发展的脖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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