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归友好、历史归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教育后人。
【背景介绍】
▎宪补是中国人在宪兵队特高课中最高的职务，属于宪兵队的正式成员。
主要任务是发展联络员、搜集情报、捕人刑讯。也会被秘密派到工厂、企业或中国人居住区进行情报侦察。
▎联络员是特高课所发展的情报员。
主要任务是搜集抗日情报，在工厂、企业、大连的中国人居住区和侦察目标周围，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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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托实际上是高级联络员,大多数人员是社会上有地位的绅士或者具有一定技能的知识分子。
嘱托分为经济嘱托和政治嘱托；
嘱托有证明书和旅行证明书，可通行青岛、烟台和北京各地。
嘱托由宪兵队长、课长领导，定期发给机密费,任务是在社会的中层和上层人员中搜集情报。
这类群体现在还有没有？有多少？
值得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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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也是宪兵队的正式成员，由宪兵队颁发证明书，其任务与宪补相同。
临时翻译是宪兵队非正式成员,主要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聘用制,经过宪兵队的特高（战务）课课长批准，颁发证明书,按时划拨机密费,不定时上班,其他任务与宪补和正式翻译相同，并且有权发展联络员；
另一种是特高课为执行某一临时任务所使用,大部分为宪兵个人使用。完成任务后有的充当联络员,有的与宪兵脱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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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1940年5月，王有佐、黄振先的身份暴露了。
特高课却并没有当即抓人，而是开始加强了对两人的跟踪监视。
日本人已经料到王有佐背后会有“大鱼”。
6月24日晚，抗日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与王有佐、黄振林在一座大桥的桥洞里接头，随即被抓获；
赵国文被捕后熬刑不住，招供了，导致了大连抗日放火团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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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并没有在大连终止。
7月28日，从天津赶往大连了解情况的黄振林，刚到联络点就被“蹲坑”的日本人抓获；
8月15日，纪守先在上海“先施公司”被捕；
特高课打算利用纪来诱捕隶属于苏联格伯乌（苏联早期的特工组织，克格勃的前身）的远东国际情报组总负责人A·鲍威尔。
没想到他通过用假的联络日期和联络地点的手段，几次愚弄日本人，成功示警，A·鲍威尔得以安全脱身。
至此，抗日放火团中，除了最高首脑A·鲍威尔和此前已经撤出大连的王金泰等少数几人外，丹东、沈阳、天津、北京、青岛等地区组织的成员悉数被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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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源自黄振先的一次酒后失言：
在与同乡、大连福昌华工公司的小工头牛嗣义的交往时，透露了码头着火的实情、暴露了身份。
他不知道，这位牛嗣义除了同乡、工头的属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隐秘的身份——大连特高课的密探。
献媚求宠，他告了密。
特高课授意他打进放火团内部，以获全情。
牛嗣义便在黄振先面前假装爱国抗日，大骂日寇，从而骗取了黄振先的信任。
与此同时，特高课在全市部署了搜查网，暗中进行追查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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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聊一聊特高课的其余“工作专班”。
【一】别班——对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
别班，大约就是“特别情报班”的简称。
这是对寺儿沟和小岗子中国人聚集区，进行重点监视和侦察而特设的一个特殊工作班。
寺儿沟是大连这座城市起始源头。据老辈人传，最早的寺儿沟源自山下面一座庙宇，民间俗称“东寺”。
寺儿沟、“红房子”大家都知道，不再细说。
小岗子就是东关街；
它位于现在的大连青泥洼桥以西、北京街北段。
因有隆起的小土岗，因此百姓俗称其为“小岗子”。
按照民间说法，在日本占领大连时期，中国人去日本人的居住区要过关检查，而关卡设在小岗子的东面，因而被叫成了东关街。
小岗子——东关街老照片
1936年3月起,放火团负责人秋世显奉命来大连开展组织工作时,就曾化装成苦力住进大连码头工人居住的寺儿沟“红房子”,发展了一大批在码头、车站、仓库、工厂做苦力的工人。
他们靠近日军战略军需物资目标,具备执行放火烧毁日军战略物资的便利条件。
具体情况放在后文的特高课“工作对策”部分细说。
别班的主要活动就是在中国人中搜查谍报、谋略组织，执行思想对策班和防谍班相类似的业务。
特高课要求“别班”的宪兵，在进行情报活动时，首先要树立正确方法，克服片面性、表面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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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对大连民众传统处世习惯的分析，告诫宪兵:
“中国民众，自旧军阀时代以来，就有莫谈国事、缄口不言的习惯，即使对亲朋好友，除特别值得信赖的人外，都不去谈论政事。因此，宪警想通过百姓之口所吐出的真情，来把握民心动向，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样宪兵在搜集情报活动中，就必然会遇到因民族习惯而带来的障碍。”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特高课要求“别班”的宪兵，要悉心研究排除这个障碍的手段和方法。
并具体指导，在侦察中，除直接和侦察对象接触，争取得到信赖获取情报外，更主要的办法，是要在民众的底层建立和发展情报网，然后通过这类情报网，直接搜集底层民众的呼声，达到真正拳握民心动向的目的。
红房子抗日活动遗址
特高课所提出的克服片面性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密探、特务安插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他们在大连劳工中间雇佣情报耳目人员，暗中搜集情报。
前文所讲到的牛嗣义就属于这种民族败类。
特高课和警察署将这类人员称为“白片密探”。
所谓“白片”，就是是日本宪警的名片，如果发现情报线索，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随时报告，大大有赏。
靠着高额悬赏，特高课在中国工人聚居区暗布了大量鹰犬，对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形成了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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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班——进行专业的技术鉴定，展开科学侦察
该班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在思想对策和防谍两项工作中，对各种案（事）件反映出来的现象，通过物理、化学等科学手段，研究侦破的方法，以及进行证件、照片、指纹等方面的专业的技术鉴定，属于科学侦察。
在所谓谋略事件发生时，化学班就会被派至现场，通过摄影摄像、现场勘察、化验检验、指纹鉴定等刑事技术手段配合破案。
另外，为侦破标语、传单等反日宣传品的来源，化学班还要从印刷方式，纸张性能等技术指标,确定宣传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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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班设置有物理、化学、冶金、电器等实验室，专业的设备、器材十分齐全。
组建初期，为训练宪兵队员，曾从满铁大连科学研究所、满洲大陆科学院等部门，聘请了著名的专家学者传授专业知识。
比如，在特高课进行的侦察行动中,屡屡因在目标对象住宅遭遇遇狗叫而造成失败。为此，化学班就组织专门人士研制了针对狗的安眠药——“K剂”。
只要狗的嘴巴一接触这种药，狗就立即失去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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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戎克班——拥有随时逮捕和自行处决权
这是唯一的一个执行海上特殊任务的宪兵机构。
戎克，日语片假名：ジャンク；英语：junk；
专指中国式平底帆船。
战务课设这个班的主要任务，是指挥大连分队在大连沿海搜捕乘船进入大连的地下抗日工作者。
戎克——中国式平底帆船
中共胶东地方组织与大连地方组织，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长时期有着密切的联系。
早在1934年，因中共莱阳县委遭到敌人破坏，县委委员左友文等19人就曾为躲避追捕，经由海路转移到大连，建立了中共胶东临时支部。
他们在西岗子一带以打卯子工（苦力短工。就是那种干一天算一天的临时工,大多数是只凭力气不须技术的壮工）和经商为掩护，保存力量，等待上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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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们奉命返回山东后，其中部分党员又一次因身份暴露，无法在当地工作，再次由海路转移到大连隐蔽。
1941年末，中共中央也指示胶东区委，抽调一批熟悉大连情况的党员从海路进入大连开展工作。
1942年夏，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领导下的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向敌占区派遣干部的指示，安排张寿山到大连组建抗日同盟分会；
并规定其任务：
“适当发展组织，长期隐蔽，储备力量，等待时机成熟时，组织武装，配合我军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权。”
1942年9月末，张寿山抵达大连。
他以认山东同乡、结拜兄弟等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先后发展姚华芝、宋天鹏、李继先、于宏海、孟春、冷青等人为抗日同盟会会员。
1943年春，建立了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大连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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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山东——大连这条海上通道对于抗日活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戎克班除执行一般宪兵职权以外,还负责渤海、黄海以及沿海的警戒警备任务。
他们有权检查海面上一切航行来往船只，取缔海上密输品出入，逮捕“潜入国境”的“不良分子” (被认为是抗日的爱国人士)。
另外，还搜集海外一切有关军事、国际形势等情报，管理海面和沿海海岸的一切“刑事犯”、“国事犯”。
他们拥有随时逮捕和自行处决权，一切事务勿需请示上级机关，可以先斩后奏，任何地方行政机关无权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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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埠头分遣队——特高课迫害民众的“秘标对策”
这个班最初仅有12名宪兵，重点负责大连码头设施的警护、对上下船的旅客进行盘问、搜查。
后来，又增设了大连火车站、旅顺火车站两处宪兵诘所(进行盘问、盘查的办公室)；
大连火车站旧影
根据当时的规定,这些居民、旅客，必须携带日伪颁发的“居住证明书”或者“旅行证明书”，随时接受检查。
埠头分遣队通过检查 “证明书”来搜查间谍。
在这些证明文件的背后，却蕴含着特高课的秘密战侦察手段——“秘标对策”。
特高课在这些证明书上，用各种手段施以秘密标志（暗记）。
“秘标”最初由宪兵队负责制作，1944年以后改由保安局制作。
大连火车站内部旧影
“秘标”的具体实施办法，除印刷用纸上设有统一的“秘标”外，各发证机关在发证时，也都各自设“秘标”，甚至在检证时，也设“秘标”。
当时，除使用带有暗影的特殊纸作为统一的“秘标”印刷证明书外,在印刷时，也设秘标，例如，在印刷《居住证明书》时就设了两处统一秘标：
一处设在繁体“證”字上右边的一捺会比正常写法稍长一些；
另一处设在“使用规则”中的一条虚线上，会将这条虚线上的一点有意省去。
除统一秘标外，发证机关所设的秘标就更多了，其中，在盖印章上，秘标最多。
印章正盖、斜盖、盖在签发人姓名上边，还是下边，是将姓名全盖上，还是盖一半，都可能是 “秘标”。
另外，还有根据持证人年龄、性别不同，而规定的盖印秘标。
在印泥中渗入化学药水，也是设置秘标的一种办法。
旅顺火车站今貌
埠头分遣队所执行的“秘标识别服务内规”要求，在实施“秘标对策”过程中,如发现伪造证明的重大嫌疑者，不得立即进行逮捕，要进行跟踪侦察。
“秘标对策”实施以后，使大量的民众无辜遭到了迫害。
仅1940年，埠头班就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刑讯劳工2300余人,并施以“灌凉水”、“压杠子”等惨无人道的刑罚，使无数工人被迫害致死。
其实，因检查秘标而逮捕的间谍嫌疑者中，真正的间谍微乎其微,绝大部分是因手续不全，宪警机关通报不灵而被捕的无辜民众。
据后来统计,通过秘标对策所逮捕的苏联间谍，只占被捕间谍总数的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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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手段后来被各方面识破。
那时，国际情报组采取了严格的秘密活动方式。
正常情况下，各地组织之间是切断横向联系的。
行动资金和制造发火装置的原材料,一般通过派遣女交通员送到指定地点和指定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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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日本关东军所编撰的《国际工作班的概貌》这份报告中曾多处提到一位“妇女”:
“该团上级领导人可能是德国人，有二十四五岁妇女。”、 “以后王在天津屡次与该妇女接头联络”、 “该上级领导人妇女因巧妙失踪而未能捕获。” ……
报告中的这位“妇女”留有以张半身像,好似三四十年代的当红影星,时髦、靓丽。
这个美丽的年轻妇女就是远东国际情报组抗日放火团天津地区的交通员张琴玲。
她就是通过火车，往来于关内外,向东北各大城市传达指令、分发经费、运送炸药、传递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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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中旬起,张琴玲受上海总部指令,携带资金及放火材料来大连,在听取地区工作状况的基础上,给予指令:
“一方面在满石满化、大连码头、军用仓库方面,断然实行活泼的工作；
另一方面必须努力培养执行工作员。”
张琴玲督促鼓励放火团成员坚决执行燃烧行动,她与秋世显、赵国文亲临一线指挥甘井子油厂“大爆炸”,熊熊大火烧了16个小时,毁掉了日本在连的战略石油,使其损失700万以上。
由此，当时大连街四处流传:“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领中国军打进大连来。”
张琴玲直至亲眼看到任务完成,才离开大连。她转移至哈尔滨，后到呼兰家乡潜伏。
1942 年,张琴玲由于积劳成疾而病故,年仅30岁。
再比如，大连放火团第一个成员邹立升,就首先将他的妻子包玉侠发展进放火团组织,担任大连——天津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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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她带着五六岁的儿子单独去天津执行任务,按照事先约定,她准时见到国际情报组驻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林，黄振林将爆破指令、爆炸药品及活动经费交给包玉侠。
包玉侠将爆炸药品藏在一盒精制的木质点心盒里,用手提着,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
车到大连时,从车窗往外望去,满眼的日本宪兵、警察在站台上溜来溜去。
包玉侠这时忽然发现,隔她两排的座位上,一位妇女抱着没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着大包袱。
包玉她灵机一动,赶紧走上前笑吟吟地说:“大姐,我帮你抱孩子吧。”
那位妇女看她诚心诚意的样子,点了点头。
包玉侠双手接过孩子。儿子一手扯着妈妈的衣襟,一手扯着那位女人的手,俩女人亲亲热热地走出了检票口，躲过了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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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包玉侠与丈夫邹立升一同被捕，包玉侠被判7年徒刑,在牢里受尽折磨,直至大连被解放才重获自由出来。
此后,她一直过着平和安详的生活,2011年辞世,享年97岁。
【未完待续】
【下情预告】
大连宪兵队特高课根据管辖区内的特殊情况，制定了“应付内外事态紧急变化情况下的一系列对策”。
1、“苦力对策”：
即是以码头、补给厂、福昌公司、满铁各工厂等重点场所工作的中国工人为对象，对中国工人聚集的碧山庄、东山庄、千代田町宿舍等地进行基础调查。
对各部门工人的住宿及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并围绕这些工人，分别制作“苦力名簿”，时刻监视工人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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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中共胶东大连支部宣传委员赵恩光带领李彭华发展的盐业工人党员王洪德、于喜春、刘庆良等到周水子日本关东陆军仓库的“688”、“401”号仓库建立“苦力窝棚”。
“苦力窝棚”建立后，赵恩光这个“苦力头”表面上也像别的工头一样克扣工人工资，但每次开饷之后，他又背地里把克扣的工钱分别退给工人。
各个工棚的工人听说“赵工头好”，都要到他包办的“苦力窝棚”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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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本文所回顾的这段往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请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理性阅读，切莫误解。
笔者无意于激发、引导各种不良情绪，更无意于影响、重构读者朋友们的心理认知。
谨以系列文章告慰无辜殉难及为国捐躯的千万个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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