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所向披靡。
女扮男装
Left image: Marlene Dietrich（玛琳·黛德丽）. Right image: Katherine Hepburn（凯瑟琳·赫本）.
目前为止，关于是否穿裤子而衍生的身份偏见不光是发生在所谓“文明人”和穿罩衫或马裤的人群之间，更是发生在男人与女人之间。
“长裤是男人穿的，不是女人穿的衣服”是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这种成见的影响下，人们自然无法对穿裤子的女人熟视无睹。时至今日仍有一些西方男人认为裙子才是女人该穿的唯一下装，他们完全忽视了女人选择下装的自由。某位自封为服装专家的人甚至宣称，那些穿裤子的女人是故意的，为了减少自己的魅力，模糊性别。
像我们在之前讨论的裙装一样，裤子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性别定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职业女性在工作时也必须穿裙装，虽然针对具体的工作内容，女性工作人员的动作也需要进行调整——就像后来的女性要穿裙子骑马，为了不走光，女性会侧腿坐在马鞍上，而不是叉开腿骑行。其实，当时逻辑是这样的:如果女人穿裙子的时候不适合从事某种运动或工作，那么说明这项运动或工作本身就不适合女人。
举个例子，在1788年，一位研究者观察维苏尔火山爆发时，发现同行的女人们聚集在火山口附近，他批评穿着长裙的女人们不该来这么危险的地方，说岩浆喷溅的时候她们可能来不及躲避，但是，他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让女人们穿方便行动的马裤。许多文化的禁令都是与财产、性别、谦逊有关。几百年以来，女性穿衣服时都会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稍露多一点皮肤都会被认为有伤风化。
尽管如此，我们仍找到一些证据证明西方乡村妇女会把裤装当作工作服，尤其是9世纪的欧洲。农场女工们在工作时可能会借丈夫的裤子穿;或者，有些女人会在裙装里面再穿上裤套。这是出于实际需要，并非时尚需求而穿裤子的例子，这也说明在社会底层人民中，身份认同并非如此重要。不过精英阶层要穿裤子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穿马裤或者长裤的女人被认为是有意识地颠倒性别。一部维京法典甚至说到，颠倒性别的穿着会带来诅咒，一个女人如果穿上马裤很可能会遭遇离婚的命运。裤子还被人们赋予了男性权力的隐含意义，比如“今天谁穿了裤子?”
关于女人是否可以穿裤子的争论在19世纪达到顶峰。在英国工业革命和北美西部大淘金的背景下，女人们也需要穿上裤子，加入到社会工作中。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片新开垦农地中，女人们为了更方便地在野外干活，必须穿上棉布衬衫和帆布裤子，就跟在北英格兰的矿坑工作的女人一样。在北方工作的女人——主要来自兰开夏郡——留下了不少照片，这些“矿工姑娘”在那些富太太看来是挺新奇的，在此之前，女性至多穿些装饰性的裤装，比如灯笼裤。
Stereograph card of "The New Woman" with cigarette in mouth, wearing pants, standing with one foot on chair and facing a man wearing a dress and doing lundanry, in 1897.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人们并不提倡女人穿裤子。许多女人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19世纪的法国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女人不能穿裤子的法规，不过这项规定在19世纪50年代有了一些放宽，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女性运粮官们偶尔也被允许穿裤子工作(尽管她们的官方制服还是裙装)。
这些漂亮的运粮官衣服给了后来的女性灵感，裤装成为很多女性梦寐以求的装扮。19世纪40年代，一项关于女性穿裤子的运动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关注，甚至是嘲笑。这段时期，一种土耳其式的女性裤装在美洲风行，尽管女人们在穿这种齐膝的裤装时，上半身仍搭配着保守的上衣，但还是引起了争议。批评的声浪是如此之大，漫长且持续，以至最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如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也最终放弃了抵抗。
这种穿着的引领者是美国女权运动的激进分子艾米丽娅·布鲁默，因此人们也把这套装束称为布鲁默套装。事实上，布鲁默是这场裤装运动最著名的支持者，但不是最早的。最早穿上裤装套装的女人是伊丽莎白·米勒，她的换装得到她父亲的支持，这位思想先进的父亲认为女孩子穿裙装有被歧视之嫌。斯坦顿参与到裤装运动正是受米勒的影响——在1852年两人的相遇中，斯坦顿身着笨重的裙装干活，她看到米勒身着裤子，一手提着油灯、一手抱着婴孩，轻松地爬上了梯子，这让她感慨万分。有一次她自己穿灯笼裤时，这样记录道:“我穿这种裤子两年了，真是太方便了。就像一个卸下脚镣的囚犯，我感觉自己真的自由了，我随时可以在风雪中行走、爬山、跳跃，在花园里工作......事实上，我可以参加任何体育活动。”
Amelia Bloomer(艾米丽娅·布鲁默), champ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dress reform, wearing the 'trousers' she designed which were called 'bloomers', circa 1855.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这种自由的感觉大概是现代女性很熟悉的，其实它来得如此不易。实际上，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变化的过程，反思过去的人们为了自由选择衣服经过了多么艰苦的斗争，但另一方面，从服装衍生到人身上的歧视，直到今天都没有全面根除。
嘲笑女性穿裤子的人可不只是反对米勒和斯坦顿的年轻民众，19世纪，大西洋两岸的众多“专家”和理想主义者也加入了口诛笔伐的大军。他们首先认为女人穿裤子不好看，两件套的裙装和所谓的布鲁默套装被反对者拿来和胖女人穿的宽大罩衫比较。接下来，反对者们又声称裤子这种结构的下装不适合女人穿着，会影响女性健康。然而，最严重的指控说女式裤子是社会身份混淆的标志。穿裤子有时候也是一种职业性的象征，正如西方男人们走出国境、巡游世界一样，维多利亚时代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女性穿上裤子、走出了家门，随着她们的见识越来越多，她们对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参与政治的需求也越来越明确。这些新女性就算不被允许穿长裤，也会在运动时穿上灯笼裤。
荷兰马裤的光辉
“Knicker bocker”马裤
“Knicker bocker”一词指代马裤源自1809年出版的华盛顿·欧文的讽刺小说《纽约的荷兰裔历史》(Knickerbocker’s History of New York)，在这本书中，插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描绘了一位穿着荷兰特色的齐膝马裤的英雄人物。80年之后，即便是克鲁克香克也不曾想到，这种裤装竟然成了女人们在公共场所中常穿的衣物。
在1881年，一本据说“兼顾穿着者健康、舒适、美观”的穿衣指南得以出版，规范了繁复、厚重的衣物的穿着顺序。实际上，这部指南还对女装裤子做出了规定——任何模仿男裤形态的女式裤子都有伤风化，作为一个折中的办法，女士们可以在裙子里面穿上马裤，或者干脆穿裙裤。
裙裤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裤管极其宽松的裤子，以前的人们在穿裙裤时，常将裤腰扣在紧身衣上。裙裤上往往还会有一层裙摆状的面料，可以遮挡裤管。据19世纪80年代的一位服装专家所说，穿裙裤“可以带来非凡的自由、轻便之感”。一本医学杂志《手术刀》(Lancet)却宣称“在很多方面，裤子都对穿着者的健康和道德有不良影响”——真是睁眼说瞎话，这完全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结论。
另一方面，一本名气稍逊的杂志《女性世界》(Ladies’ World)则宣称:“嘲笑女式裤子的都是些男人，他们从没感受过干活的时候穿裙子是多么不便。”在19世纪80年代左右，“新女性”找到了更适合穿裤装实践的运动:骑三轮车和自行车。在世纪末，人们是如此痴迷自行车，这股风潮让专家也不得不承认，骑自行车时更适合穿马裤——只是最好女人们能将马裤穿在裙子里。以击剑和骑行为首的运动中，马裤已经是不可或缺的装备。
在世纪之交的20年间，女人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穿着布鲁梅尔套装了，尽管还是在裙装里面。虽然是一种进步，但是那不长不短的裙子、随风招摇的大裤腿，还有齐膝的裤子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整洁与熟练
Actress Sarah Bernhardt wearing a trouser suit as she sculpts a self-portrait, in a photo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世俗对于女人穿裤子的态度大概是沿着这个逻辑发展的——最开始，觉得女人穿裤子是不雅的，他们开始嘲笑那些先锋者，接着他们批评的声音小了，开始忍耐和让步，最后他们终于接受了女人也可以穿裤子的事实，而且是理所当然。但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毕竟，在几个世纪以前，社会连男人穿裤子都不接受。
1894年，在《淑女穿着指南》(The Gentlewoman’s Book of Dress)一书中，作者这样抨击女裤:“想象一下吧，我们的奶奶在炉火边修补睡裤，仁慈姐妹穿着两件套服装配发药品，还有护士们穿着马裤照顾病人!”
这些描述组成了一幅荒诞的想象图，在作者的想象中，这样的场景简直犹如世界末日。2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震惊了世界，女人们也真的穿上了长衣长裤——躲避齐柏林飞艇的夜袭时，穿这种行动方便的衣服最合适了。在前线工作的护士还是穿着长裙，但救护车驾驶员和骑摩托派件的女人们的衣服却有了改变，另外，马裤也成为新成立的女子陆军部队的标准制服。工厂女工们也以自己身着长裤工装而骄傲，她们还专门去摄影楼里照了自己身穿工装罩袍和帆布长裤的照片。
一战中穿裤子工作的女人
战争将女人的形象改变得如此彻底——战前的女人们穿着雪纺长裙，还戴着不少饰品，显得楚楚动人，她们至多只会穿着土耳其式马裤;而现在，穿长裤的技工的身影埋在火车头的阴影中，显得那么认真。女人是战时至关重要的劳动力，在战争的影响下，女人穿长裤不仅不再是被人诟病，反而成了值得夸耀的事情了。
作家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1918年记录下了自己穿裤子的感受:“尽管我还不习惯穿马裤和橡胶靴的自由感觉，但我还是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我奔跑、嘶喊、跳跃、攀爬，我越过拱门，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放暑假的小男孩。”
记者桃乐丝·劳伦斯一开始对裤装也不感冒。在1915年，为了得到前线的一手资料，作为战地记者的她第一次穿上了工兵的军服，对这段经历，她回忆道:“我一个人费力地系扣子，系背带，要怎么把庞大的身躯塞进窄小的裤子里，可费了我不少工夫。事实上，为了穿上裤子，我一直在蹦跳，然后使劲牵拉，最后才系好腰带。”
二战时期正在吃午餐的身穿工裤的飞机维修女工, 1950年代. George Marks—Retrofile/Getty Images
与她相反的是弗罗拉·桑德斯，本是战地护士的她，在战争中参加了塞尔维亚军队，成了一名士兵。她穿着男式军服在战场上厮杀，后来还被授予了皇家奖章。桑德斯成了爱国名人，甚至还有个基金会用她的名字在社会上进行募资。她穿着全套军服觐见了玛丽王后——当然也是穿着裤子。可悲的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桑德斯的身份标签还是引起了争议，她曾袒露:“这个世界一半的人认为你不该穿裤子，另一半的人则会为你穿裙子而责难你，真是矛盾的世界啊。”
谁在穿裤子?
Model, Helen Bennett, wearing sharkskin slacks and jersey shirt, both of Celanese, a turban and Moroccan slippers from Lord and Taylor, and jewels by Olga Tritt, 1939. Horst P. Horst—Condé Nast/Getty Images
偏见不会轻易消失。1918年的战后欧洲相对平静，一切秩序有待重建，人们也想尽快重建家庭，恢复过去的正常生活。尽管女性在战争中贡献巨大，但是战后的社会还是希望女性尽数回归家庭，担任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19世纪20年代，女人们只会在舞会中穿着波西米亚风的长裤，或者外出度假时在海滩上身着东方式的套装。富裕阶层的女性在滑雪的时候也会炫耀性地穿上裤装。短短几年，世界就退回到战前的状态——表面上是这样，但是本质性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了。
身着裤装的好莱坞女明星明艳照人，但让普通女人觉得有些距离，不敢尝试这些装扮。马琳·德特里希身着精致剪裁的宽松长裤的造型很有名，1933年时，她曾说:“我更喜欢穿男装，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我确实觉得自己穿裤子更好看。”凯瑟琳·赫伯恩的选择也与她类似，她说:“我走路很快，如果穿高跟鞋容易摔跤，但是穿低跟鞋的话和裙子又不配，于是我干脆穿上了裤子。”
穿裤装的凯瑟琳·赫本
当时的社会，仍有许多人看不惯女人穿裤子，但越是看不惯，反叛的女人们就越爱穿。兰开夏郡的主妇尼拉·拉斯特在战争期间写下了许多日记，其中一篇记录道:“我今晚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女人爱穿裤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彰显自己的存在，裤子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穿裤子的女人其实是在反抗男人的轻视。”
服装潮流被战争改变，这些影响也延续到了战后。20世纪50年代，前卫的意大利卡普里式长裤和短裤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服装。这仅仅是个开始，整个社会，无论男女都开始反思服装的文化定义。随后的30年间，整个社会慢慢地接受了裤子的女装化，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标新立异的女装的出现，打破了服装传统的性别、阶层定义。
传统裤装的文化定义已经彻底崩溃，再无复兴。如伊夫·圣·洛朗之类的设计师为女性设计了大量美轮美奂的女裤，这些女裤还往往带有未来风格，在接下来的“太空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构筑了典型的现代风格。
“Smoking” Tuxedo Jacket, Yves Saint Laurent
First Lady Eleanor Roosevelt wearing riding breeches and boots posing for photo on the East Portico of the White House in 1934.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穿上裤子都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接下来，裤子的普及效果又如何呢?答案是所向披靡。比安卡·加戈在1971年与男明星米克·加戈举办婚礼的时候，没有穿婚纱，而是穿了一条长裤和西装。这在当时引发了社会争议，但很快后继者就出现了。从那时开始，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在任何场合穿着裤装都无可非议了。
但是裤装还是有一些禁区。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些职业禁止女性在工作时穿裤子。尽管英国皇家阿斯克特赛马会在21世纪废止了裤装禁令，但至今一些部队还是会选用裙子作为女兵制服，还有一些学校会选裙子作为女学生制服。
前沿裤装
1943年，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电动船公司的女工，在这里建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潜艇。
有一种裤子超越了性别的界限，在全世界都获得了支持，这就是牛仔裤。
牛仔裤正是罗马帝国最蔑视的那种服装——它的原型是北美的矿工和伐木工的服装。19世纪70年代，两家企业——雅各布·戴维斯和李维斯·斯特劳斯联合为一种由斜纹粗棉布(denim)、铜片铆钉和粗缝合线制作的裤子申请了专利。他们由此成立李维斯公司，开创了牛仔裤的时代。雅各布·戴维斯的贡献在于改善了缝合技术，加强了裤子的耐磨程度，并使用了铆钉——铆钉在以前只被用在马鞍褥带子上。李维斯·斯特劳斯公司的前身是一家旧金山的面料处理商，他们也将自己的强项应用于牛仔裤。
牛仔布其实是一种斜纹棉布——按照平行对角方向纺织，而当时“denim”这个词主要是指哔叽斜纹布。最早的哔叽是用羊毛制成的。以前一些干粗活的人，常常需要穿着这种粗面料制作的服装。哔叽与斜纹棉布混纺之后就有了现代人熟知的牛仔布。随着18世纪美洲棉花大量生产，纺织技术的发展，斜纹牛仔布成为工装的主要面料。最早的牛仔工装裤是带有围兜的连身背带裤，后来才变成了普通长裤。李维斯的客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才开始叫这种裤子“牛仔裤”(jeans)。
An ad for Levi’s Freedom-Alls, which debuted in 1918 as a way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more comfortably in outdoor activities at “dude ranches,” which were a popular vacation choice at the time. Just over a decade later, Levi’s introduced “Lady Levi’s.”
由于牛仔裤大受欢迎，于是其他公司也开始推出自己的牛仔裤产品，到20世纪初期，不同的品牌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20世纪50年代，Lee牌的牛仔裤产品瞄准叛逆的青少年市场，迅速成为一匹黑马。实际上，老一辈人并不赞成孩子们穿上这种接地气的裤子，但是年轻人们要的就是这种懒散、叛逆、不拘小节的调调。“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舞台上从不穿牛仔裤，但另一位摇滚明星埃迪·科克伦却截然相反，他还掀起了一阵牛仔服搭牛仔裤的风潮。飞车党和好莱坞的“坏男孩”演员们，比如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保罗·纽曼则会用皮夹克搭配自己的牛仔裤。
最著名的牛仔裤无疑是李维斯的501号系列。这个系列的裤子是卷边的宽腿款式，1890年以工装裤批号501面市。在1986年，公司再次推出这系列裤子的时候，用了一个半裸的男模在洗衣店里的照片做广告，收获了大量好评。这系列裤子风靡全球，不过很快就过时了——当全世界的人都穿上了这款牛仔裤，那就不酷了。
李维斯广告，1987年
老衣服具有极大的收藏价值。1870年，第一条李维斯的裤子仅售3美元，但在1949年，有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的卡利科银矿发现了的一条李维斯501号牛仔裤——这是50年前的古董了，发现者联络了李维斯公司，后者最终以25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件经过修补的古董。在2001年，李维斯还收购了一条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牛仔裤——产于19世纪80年代——花费了45000美元。
每一代人，或者说每一轮时尚，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牛仔裤款式。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一款翻边的501系列牛仔裤与一款白色的Lee牛仔裤尽显风骚;随后的20年，超级紧身牛仔裤又广为流行，年轻人如此喜爱这款裤子，甚至愿意穿着它洗澡——因为浸过水的裤子更贴身。但这样做的弊端也不少，掉色的染料会损伤皮肤，一些人在脱裤子的时候还得找一个帮手。
牛仔裤的颜色也值得一聊。靛蓝的色素只会附着在牛仔布的表面，多次洗涤和摩擦之后难免不会掉色。不过，特定的掉色方式反倒赋予了牛仔裤别具一格的韵味。于是，现代的大量牛仔裤厂商开始用水洗、撕扯的方式加工牛仔裤，掉色、破洞都很好地还原了牛仔裤作为接地气的工装的本色。有趣的是，越破的牛仔裤价钱往往也越高。
牛仔裤面料都大同小异，但是针对不同风格的牛仔裤，加工方式也各有不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风格牛仔裤往往带有印花和刺绣，而朋克风的裤子裤脚处往往被磨得很烂——一些人甚至亲自用剃刀来加工。90年代兴起的个人主义风，又让服装店多了一项牛仔裤定制服务，这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独一无二的裤装。2001年，立酷派复活了20世纪70年代的胯部填充式牛仔裤。牛仔服是一种平民服装，至少它的文化意涵如此。牛仔裤可以便宜，也可以成为奢侈品;可以是宽松款式，也可以是紧身款式;而且，它还是一种男女都适合的中性服装。就像设计师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所说:“牛仔布不只是时尚的脊柱，也是脊髓、是脊肋。某些女人衣柜里的所有衣服都可以是牛仔布的。”
牛仔裤可以和几乎所有的服装类别融合，而且几乎每个现代人都穿过牛仔裤。虽然2000年前的人并不接受裤子这种衣物，但在现代，裤子成为最主流的下装。无论穿着者的性别、阶层，裤子已经成了现代人密不可分的生活必需品。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历史的针脚》<第六章>—裤子
《历史的针脚：我们的衣着故事》（英）露西·阿德灵顿 / 著 熊佳树 /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本文来源：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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