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面，晋、陕、豫交界的地带，是黄河三角洲，被称作“河东”。先秦以前，这里是华夏族的核心区域。宋元以后，在中原沦陷时，这里保存了大量的人口和原生态的汉文化。成为中原的孤岛，正是从这种人口和文化的积淀，为日后的大移民奠定了基础。
2010年11月28日，我们抵达西阴村时，暮色早已笼罩了大地。一位搭车的本地人，顺道把我们带到了村子西北方的一个地方。星星闪耀，丛草茂密。我们跳过路边沟渠，扒开黑魆魆的野草，借助微弱的电筒光线，看到了立在一面低矮的土岭下的石碑。是的，这里就是“西阴遗址”。
1926年10月15日，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任讲师的李济，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挖掘出西阴史前遗址，这是中国人独立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等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这和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何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正在从人类学向考古学转型的李济认为，要完全明了“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关系”，必须全面考察中国的史前遗址，方可以找到答案。
1926年年初，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考察，想从考古学的角度实地考察山西晋南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以探究华夏文明的起源。
3月24日，当他们穿过夏县西阴村时，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李济说，“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
2010年11月底，我们跟随着李济和袁复礼的脚步在晋南进行了一次旅行，虽非亦步亦趋，路线则基本相似。这将是一场朝圣之旅。我们的目的是将“明代洪洞怎样从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一步步地演变成民族融合的混杂居所，又如何在元末明初之时，变成各地移民往复来去的大本营。
大移民”放在更深远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看一看黄河拐弯处的这块土地，怎样从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一步步地演变成民族融合的混杂居所，又如何在元末明初之时，变成各地移民往复来去的大本营。
■ 寻找尧的足迹
1926年2月5日，李济和袁复礼从北京动身，两日后他们到了太原，一路向南。
2月25日，他们抵达了临汾县。李济兴奋地写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引起人们的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但是当时的临汾县城是由带枪眼的城墙包围起来的，城西一里就是汾河，要想看到尧的都城的原貌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今临汾是一个地级市，管辖着汾西县、吉县、安泽县、大宁县、浮山县、古县、隰县、襄汾县、翼城县、永和县、乡宁县、曲沃县、洪洞县、蒲县和新设立的尧都区。对临汾的古名“平阳”，估计大部分中国人所知甚少。临汾更出名的是它的重度污染。当我们从临汾市区向西北方向的魏村前行，一路上灰霾蔽日，远处景物楼宇恍若海市蜃楼。过了汾河，又走了一段，不可思议之事突然发生──车子犹如穿过了一道幕墙，烟雾飘散了，天变蓝了，西侧的九龙山山峰清晰可见，连阳光都清亮起来。
毫无疑问，李济当年呼吸的空气必定好得多。
3月1日晚，李济和袁复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觉得“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址、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前进的路标。”于是，次日上午十点，他们便动身前去传说中的尧陵。
《史记》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里有误，应该是出自《汉书·帝王本纪》或孔颖达《五经疏义》，编者注），说的是上古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的历史。《尚书》第一篇第一句话说的便是尧的事迹：“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李济猜想，当尧，这位上古部落的君王，年老退休后，他不大可能离开家，死在远方的国土。在前往临汾东北方向的尧陵路上，这位考古学家告诉自己，既然临汾（平阳）是传说中尧的都城，他的陵墓应该不会很远。
我们前往尧陵。一路上经过土崖环峙的丘陵地带，几万年来冲刷而成的万千沟壑极为壮观。如今，尧陵正大兴土木。蜿蜒的神道两侧，动物和人的石像一片簇新，也许是甫从某个工匠的手里复活。从2007年开始，对尧陵的修复开发便如火如荼地进行，二期祭祀大殿工程正在进行中。
经过新建的汉白玉牌坊，穿过空旷巨大的广场，我们终于看到了尧陵山门。进入尧陵的大门，右侧放着一张放大数十倍的旧照片，下面注解是“昔日尧陵”。在这幅摄于数十年前的照片上，可以依稀看出那时尧陵的样子——低矮的石头围墙，伴着几间看似即将垮塌的孤庙，仿佛在荒野中被废弃的一样。
这，应该和李济当年所见相差无几。1926年3月2日，李济到达了尧陵，“我们到达那里天色很晚了，发现四周都是围墙，里面是座简朴的屋宇——一座深山中的孤庙。”
当晚，李济和袁复礼夜宿于此。第二天，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呈金字塔形的陵墓，一半濒临着溪水。这座陵墓湮没已久，只到明代才有人根据庙中的碑文将它重新发现出来。
但对于它是否真的是尧的陵墓，则无从证实。今天，我们在尧陵看到的仍然是那座金字塔式的土堆。80多年过去了，关于尧陵真伪的争论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当地政府利用它的文化价值的雄心，在尧陵的印制的一本16开的册子，这里“将要建成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服务功能的尧陵风情区！”
离开尧陵，李济和袁复礼向东南方的浮山县进发。而我们，则稍稍偏离了他们当年的路线，去往了西南方的襄汾县陶寺村。
山西在石器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苏秉琦称，这里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 “尧王之都”
李济在1949年那个关键的转折年，选择去了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也就是他离开大陆的几年之后，在距离尧陵40多公里处的襄汾陶寺村，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这个遗址直到1978—1984年才展开第一轮大规模地发掘。
1984年，学者王文清从陶寺文化遗存的地望、年代、埋葬习惯、彩绘蟠龙纹陶盘以及其它出土遗物诸方面，比照文献记载的帝尧陶唐氏的事迹，首先提出陶寺文化很可能就是陶唐氏（即帝尧）文化遗存。
突破性进展在2002年。考古学家们通过发掘，正式确认陶寺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据碳十四测年估计，在公元前2300-前2150年之间。不少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城址那便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在陶寺村的一块大坡地上，我们看到了考古学者冯九生带领着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发掘，在清理出土的陶片上，有不少附着黑色灰烬。他告诉我们，目前发掘的位置所在，正是城址的东北方位的宫殿区，有一万多平米大。陶寺遗址已经探明有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农业区和墓葬区，说明此时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已经形成，国家形态亦已萌生或出现。
我们迫不及待地请教，从坡顶下来经过的那些柱状建筑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观象台。2003年，考古队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祭祀区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台基。发掘者推测，这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文献记载，尧“观天授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和二十四节令。
次日当我们拜访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时，他说，尽管有人质疑陶寺文化遗存作为尧都的证据不足，但作为发掘者之一，他坚信这里便是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早期遗存应该在公元前2350年。
如今，考古学家们模拟了这个4000多年前的“天文台”，它由一系列柱缝系统和一个观测点构成。13根柱子自北向南编号1—13号，每相邻两根柱子形成的观察缝由南到北依次编号1—12号，用于观测不同季节的日出。考古学家们连续观察，每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个四个节气最为准确。
身为襄汾人，田建文也给出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至今陶寺乡附近的人，仍把太阳叫做“尧王”。上古中国，人们已经掌握观日出来定节气，于是，“有了历法，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悠悠的逝水年华，不再是一团混沌，而是变得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从此天有分野，地有经纬，历史有编年，天文、地理和人伦应时而生”。
《史记·五帝本纪》刘熙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陶寺正是那时候的一个大城市，城邦联盟的核心，是最早的“中国”。其时，是地球的温暖时期， 洪水滔滔，临汾盆地有宽阔的河谷地，谷地两侧的黄土高台，是宜居之地。“晋南正是大洪水时代的诺亚方舟”，田建文用一个比喻做了总结。
■ 舜禹遗迹
离开尧陵的李济，下一个目标是寻找舜和禹的相关遗迹。他把目光投向了中条山──关于舜帝和夏代的一些古老传说都集中在这座山脉四周。他用了四天功夫往复穿行这座山脉，但没有什么发现。他们立即转向了中条山北边的安邑和运城。
运城古称河东，西、南两面背靠黄河，是连接山西和中原的要冲。这里自古便是产盐区。传说舜曾经在运城盐池弹着五弦琴，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可能已经意识到东南风能源的蒸发作用。宋代这里像耕田一般“种盐”。具体方法是把盐池旁的土地像垦田一样，在二月耕为垅畦，四月的时候将池中卤水引入田畦浇灌，利用季风和日晒，蒸发成盐。
在运城，李济考察了舜陵──又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舜陵在运城市以北10公里鸣条岗，庙建于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不过现存建筑是元明清历代建筑。
离开舜陵，李济一行前往夏县，传说中，大禹的王都安邑就在那里。
2010年11月28日，薄暮来临时，我们登上了夏县禹王乡的一座青台。禹王城的守护者史松龄告诉我们，这就是曾经的禹王城的一隅。
但对于1926年的李济来说，重要的是怎样让这些久远的传说找到科学的根据。他寻访了所有传说中禹王的遗迹，以及大禹的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不过说实在的，从外表上判断，我根本无法肯定这些是或不是真正的陵墓。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坟冢，只是稍大一点。”
李济并没有记述自己此时的心情。但他当时离开禹王台时，一定是带着一种遗憾之情。原本期待中的尧、舜、禹的遗迹，现在看上去都那么的可疑，难道传说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附会？
实际上，这个答案要到数十年之后才慢慢有所揭晓。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夏代城堡遗址，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的山西南部，有35处之多，正契合了古人所说“大夏”、“夏墟”。
而在1926年以后的考古挖掘不断地提供新的论据证明，山西在石器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苏秉琦称，这里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当然，这都是后话。在1926年3月24日那个早春的日子里，离开禹王台的李济不会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发现将开启一扇大门。而日后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扇门去认知自己早已湮没的上古文明和文化。
就在离禹王台不远的西阴村，当他们正穿村而过时，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袁复礼首先注意到，“在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这遗址俗名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
他们随意捡拾了一些暴露在地表的碎陶片，立即判断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闻风而来的村民们让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暂行离开了这里 。
6个月后，他们再次来到西阴村，进行了中国人主持的首次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西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次挖掘出土了陶片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更特别的是，出土了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
李济发掘出的那半个蚕茧，被送到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让博物家们鉴定，正是家蚕的老祖先。尽管如此，李济仍十分谨慎，不便以此断定中国养蚕业的开始。而西阴村，正是传说中黄帝之妻嫘祖的家乡，她被视为教民养蚕的始祖。
1927年，李济根据西阴遗址的考古发现撰写了《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也是中国人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李济推翻了安特生关于彩陶起源于西方的说法，他认为无论是中亚还是近东出土的彩陶都难比得上仰韶文化，而中国文化也自有其发源传承的脉络，“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
我们刚刚采访过的考古学者田建文，则是1994年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参与者。他认为，西阴文化沿着汾河往北，与红山文化结合，又占据了关中、陇西，可以说是史前社会的第一次文化大统一。
■ 融合之所
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后，李济又花了两天时间看各处的造像碑，在稷山县兴化寺看完元代壁画后，他折返北京。
追寻晋南地区的金元遗迹，本来也是我们行程的一部分。但我们并没有像李济那样折返向北去往稷山，而是一路向南，到了永济。
去永济，一是因为那里古称蒲坂，传说舜建都于此。第二则是因为那里有始建于隋唐时代的普救寺。金章宗时期，董解元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就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这里，而“董西厢”则成为了“北曲之祖”。
在永济蒲州镇，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残留的古蒲州城墙，但那不过是明清城墙的遗迹。蒲坂的“坂”字，本是得名于自峨眉岭向西，直下黄河岸边，长约十里，落差百米的坡台。历代以来，这里都被认为是舜的活动中心。
传说中舜都的遗迹，毫无踪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仔细观察这个黄河河畔的巨大坡地。实际上，只要不必太在意传说，将这片坡地放在整个晋南地理的大环境之下，就能发现它的独特地位。
这里依山靠河，连接秦豫，正处在黄河转弯的黄金三角之内。以此向西向南，即是关中平原和豫东平原。以此向东向北，则是运城盆地，而运城盆地之北则是临汾盆地。正是在晋南的这两块盆地，在上古时期，水源充足、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成为华夏族活动最为核心的区域。
华夏族将自己所居之地称为中国，认为是大地的中央。而毗邻居住的其他民族为戎狄蛮夷。华夷之间，征战融合。传说三代的圣君夏禹，便是一位羌族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整个夏朝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如今的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
晋南的重要性，直到商取代夏才有所下降。而春秋时代晋国的崛起，则又在这里建立了黄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华夏和戎狄不断通婚，强大的晋文公便有一位戎狄族母亲。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逐渐离开山西移向河北、河南平原之地。
此后数千年的时间里，汉族政权的政治中心多在秦豫两地，而北部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山西正去往两地的天然通道，至金元之际，山西早已成为胡汉杂居，民族融合的熔炉。
实际上，在1926年李济的那次考察中，他们曾在太原南部的介休对新兵和警察进行了人体测量。“正是这种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大量从中原因灾荒、战乱而来的民众，加之漠北众多南迁而来的部族，晋南地区的人口一度暴涨。他们很像是异种系的人。我看到的一些人，他们的连鬓胡堪于一般的亚美尼亚人相媲美；我也看到一些长着纯黄色胡髭的人”。这个测量，不过是对山西为民族融合之所的再一次确证而已。
普救寺，现在除了一座13层的四面锥形砖塔是明朝故物，其他的建筑都是当代人的复建之作。但这并不妨碍因《西厢记》而给它带来的巨大名声。
戏曲正是金代山西经济文化繁盛的一个例证。考古学家们在晋南许多地方，发掘出不少雕砖墓葬。那些热爱戏曲的古人们视死如生，把戏台搬到了“黄泉”，乐队，戏俑一个都不能少。而我们途径临汾时，去探访过的魏村牛王庙古戏台，便是建于元初，是国内发现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古代戏台。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印刷业。在洪洞广胜寺，我们曾听过《赵城金藏》的故事──这部佛教大藏经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保全的传奇。这部经文正是在金熙宗至金世宗期间雕刻而成的。平阳府是当时黄河以北的刻印中心，除了官方刻书，私家刻书也冠绝一时。传统文化藉此得以保存和恢复。
一个世纪后，蒙元取代了金，山西再次首当其冲，在短暂的停顿之后，经济很快恢复。平阳地区成了“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至多”，是大都之外的一个文化中心。
庙宇、佛经、戏曲、戏台……听上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晋南，其世俗的精神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实际上，正是这种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大量从中原因灾荒、战乱而来的民众，加之漠北众多南迁而来的部族，晋南地区的人口一度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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