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惠娟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11月23日 第 09 版）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学校小学部科学课上，老师在和学生“合作对话”。
教师之变：从备课“小白”到“教研组长”的蜕变“桌上有9张反面向上的扑克牌，每次翻动其中任意2张，包括已翻过的牌，使它们从一面向上变为另一面向上，这样一直做下去，能否使所有的牌都正面向上？”
在第83期教育之春沙龙上所展示的一节名为“翻牌游戏”的中学数学靶子课视频中，以“游戏化”的开场引发现场与会嘉宾对“合作对话”课堂的关注。
上课伊始，面对老师抛出的游戏挑战，学生们也觉得新奇，纷纷开始思考起来。有的学生表示能，有的则心存质疑。
“能与不能，咱们试试看。”在唤醒了学生们对翻牌游戏的兴趣后，老师又进行主题设计，她给每个小组发了一副扑克牌，让大家合作动手做实验。瞬间，课堂上的气氛热烈起来。锚定问题，学生们手脑并用、开启小组合作，进而总结翻牌规律，并用数学思维来解决问题。
记者注意到，在这节课上，围绕教学主题和目标，教师通过设置“扑克游戏”的情境唤醒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参与意识，接着通过主题和次主题的设计与学生进行了充分的对话，进而引导学生在积极的思维过程中，完成了知识建构。
“这节课，我的备课初衷，不是要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数学家、数学科学研究者，而是要让学生像数学家一样去思考问题，能用数学的方式和数学的思维来思考这个世界。”执教这节课的李慧敏老师在沙龙现场向与会者分享。
从整个课堂的教学设计以及师生的对话互动把控来看，很难将她与“仅入职3年的新教师”挂钩。
“‘合作对话’课堂实践，是我职业生涯开启的破冰环节，也是我的‘第二师父’。”李慧敏坦言，她是伴着“合作对话”的课题研究实践而成长起来的。
李慧敏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初为人师的窘迫。
“我虽然学的师范专业，但刚毕业时并不知道教学活动该怎么设计，不知道完整的教案该怎么写……”李慧敏说，幸运的是入职后不久自己就加入了学校刚启动的“合作对话”课题组。“课题组给出了具体的操作系统，让新教师知道如何上课、如何备课，尤其是从哪些方面去写教案。”更让李慧敏受益的是，每个月一次的“靶子课”和“单元说课”，让她在短时间内拓宽了视野，改进了课堂教学。在“合作对话”中，她的学生不仅开朗自信，而且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成绩也真正地提升了。
3年的磨炼，不仅让她站稳了教师的讲台、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任，还迅速成长为数学组教研组长。成为组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老师们把4年来参加课题组所有的资源整理成了资源包供更多的人共享。
和李慧敏不同的是，初中部英语教师王红霞在接受“合作对话”范式课堂教学之前已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是朝阳区骨干教师。然而，这个经验没有促使她快速地走进“合作对话”，反而制约了她的“入局”。
“在初次接触‘合作对话’教学范式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一些波澜和质疑的。”王红霞坦言，起初选择了旁观，在听了大半年的公开课后，内心才做好“入局”的准备。
而令王红霞发自内心地想“入局”，源于她参与的一节市级公开课。
在最初备课时，她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过多地关注文本的分析，“分析得很透彻，但忽略了学生主体的地位，更多的还是我在引导着学生们去说。”让王红霞深受触动的是，这个传统的手法用在现在的课堂上已经“不灵了”——第一次试讲，反馈效果不好。
怎么“解局”？她忽然想到了观摩大半年的“合作对话”教学范式。于是，再次备课时，她和全组老师开启了“合作对话”式的教研，“针对于每一个细节问题，我们都是不断地碰撞思想，在每一个环节的设计上也是各抒己见，最后展示的效果很不错。”王红霞说，在研课和磨课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合作对话”范式课堂的教学和新课标在很多的理念上是相通的。而这次“破局”的真切体验让她真正有了一种把学生作为主体的课堂彻悟。自此，她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一个“局内人”。
学校副校长管永新介绍说，无论是“李慧敏”还是“王红霞”，老师们在“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课堂研究中，尝到了甜头——青年教师的成长通道打通了，成长周期缩短了；中青年老师的学习热情被激发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业倦怠，增添了职业的幸福感。
课堂之变：“合作对话”让“美好教育”在课堂落地
2015年，刘美玲调任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学校当校长。作为一个新任的校长，她特别想带着老师们一起将这个学校办得更好。
“老师们非常重视单位时间内完成定理、公式、结论的讲授，课堂上讲题太多，甚至出现了“满堂灌”。为了获得所谓的效率，老师们还习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通过反复的解题训练，让学生们形成条件反射，久而久之就把学生培养成了‘只会做题的人’。”从教36年、担任校长13年的刘美玲深知传统课堂教学中，老师们“以应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很难扭转。所以，来到这所学校后，她把着力点和发力点锁定在学校文化建设上，她特别提出创建“美好教育”的理念，期待切实改变教育教学状态，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的实际获得，让师生都能享受教育的美好。
然而“具体应该怎么做”一直困扰着刘美玲和团队。
2018年，朝阳区委教工委、教委正式开启了以“合作对话”课堂探索为主体的“理想文化”课题牵动的改革探索，并成立了诊断式督导教改实验课题组，开始面向普通学校开展试点改革。
当年9月，刘美玲带领学校申请加入了这一课题。于是，在课堂上建构了“师生 时空”的成长共同体，老师们迅速找到了成长的“抓手”。
刘美玲介绍了课题具体的“操作模式”：每次，两位老师先给出备课方案，同组的老师帮助修改，教研内容确定后，再提交给“理想文化课题”专家组的学科专家。综合专家的评审意见，两位老师再修改、再完善。另外，学校每个月还安排一次专家进学校的机会，针对教师的单元说课和备课，专家们帮助老师一起研究学情、把握教材，进一步确定单元的目标，同时帮助老师们理清知识的逻辑，梳理课时的分配，负责靶子课的老师则把自己和同事精心打磨的课例拿出来，当作专家和同行剖析的靶子。“每一节靶子课，专家都‘优点说透、缺点不漏、方法给足’。”刘美玲说，这是老师们快速成长的精髓所在。
“如今‘合作对话’已经成为学校落实‘双减’的利器，成为学校践行2022版新课标的具体指导，更成为学校‘美好教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刘美玲欣喜地说。
在“合作对话”中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课题在该校推行之初，只有数学和英语两个学科参与，目前，全学科已整体推进。
尤其是，随着今年新学期义务教育阶段新课标的推进，更加强化和凸显了人的因素，推动基础教育课程由学科立场向学生发展转型。
这一点，小学部艺术组教研组长魏爱华深有体会。因为，新课标出台后，他们面临着“新课标，旧教材”的现实问题。“新课标在标题形式上就将各艺术学科整合一体，在内容上也是注重各课程之间的跨学科融合。在原有的教材单元不能满足新课标要求的情况下，就需要老师们充分发挥智慧，在日常教学中重整单元，通过贯穿全册教材的设计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魏爱华表示，“合作对话”教学范式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指导。
魏爱华举例说，在今年教师节，艺术组设计了“给老师的信”主题活动。全校学生学唱了相关歌曲、用书画的方式制作了贺卡和书签、在书信中写上给老师想说的话、用才艺的形式为老师献礼等。而通过这样综合的实践活动，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也为更多孩子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平台。“‘合作对话’是一种有思想的方法，只有有方法的实践，才是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正确路径。”魏爱华说。
这方面，小学部科学教研组组长胡文婷亦有同感。
科学组也是从今年9月份开始了对“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课堂实践研究。由于这个研究是建立在学校长达4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少走了很多弯路。
虽然实践才2个多月，但胡文婷也欣喜地发现了学生们的变化，“合作对话”的思想在孩子们的心中逐渐形成。比如，在一次“对话科学家”的主题活动中，他们倡导学生用模仿秀的方式来与中外科学家进行对话。胡文婷发现，最开始学生心中并没有想模仿科学家，但是通过不断地上网查阅资料，在了解科学家们的生平事迹和科学贡献后，孩子们也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科学家们的精神也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胡文婷说，孩子们在与现在对话，又在和历史对话；在和自己对话，又在和浩瀚的科学知识对话……而在这样的对话活动中，孩子们既掌握了学科知识，又提升了学科素养，课堂也就很自然地达到了“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一次次的‘合作对话’，一次次靶子课的教学实践，一次次专家进校的指导，一次次听专家的讲解，手把手剥洋葱式的课堂教学，让学校发生了改变，教师的育人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改变，最根本的受益者是我们的学生……”让刘美玲欣喜的是，4年的“合作对话”实践，课堂从传统的追求知识积累逐渐转变为追求育人价值；学生从追求做题的能力，走向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合作探究等学习能力的提升；教师也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师生关系的壁垒，建立起了学习的共同体，“合作对话”成为课堂的常态。
“老师们不仅教学方式得到了改变，可喜的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在课堂上也有了真实的表现。”北京市特级教师、朝阳区“诊断式督导教师教育教学评价实践研究”课题专家鲁彬在和学校老师们共同听课、评课、备课的过程中，看到了师生实实在在的成长。“学生们在扰启中唤醒、在问题情景中思考、在对话中倾听、在倾听中质疑、在解惑中获得新知，从而在课堂上获得真正的学习自主权利……”在鲁彬看来，“双减”的关键，就是要在有限的课堂上提质增效。而有了这样“合作对话”的高效课堂，学生的课外负担确实减小了，但教育教学效果反倒更好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