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年，宋真宗病重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由于皇帝年幼，真宗刘皇后以"权同处分军国事"的名义垂帘听政长达二十一年。刘太后掌握政权后一直主张"祖宗法不可坏"，实施因循保守的政策，导致宋朝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断恶化。具体而言，北宋王朝内部出现的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冗官"、"冗兵"、"冗费"三项。
宋仁宗赵祯
首先是"冗官"。"冗官”实际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官僚群体的人数过多，导致人浮于事。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广泛的入仕途径。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宋太宗之后，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不断增加。到了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北宋共举行了十三次科举考试，进士、诸科录取共计一万余人。而官员子弟则可以轻易地通过荫补入仕，宋太宗、宋真宗在位时期不断放松恩荫入仕的限制，达到一定品级的官员和皇亲国戚可以在特殊时期申请荫补他的子弟、亲属甚至门客为官。通过恩荫而得以入仕之人不在少数，仅仅在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一年之内，恩荫得官的皇族就有千余人之多，这其中尚不包括荫补入仕的官员子弟。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
二是重复设置官僚机构，致使行政成本大大增加。宋朝统治者为了限制官员权力、贯彻分权理念，重新调整了职官制度和行政机构。比如将原来宰相的权力分割为行政、军事、财政三方面，分别由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等不同机构分别掌管。宋代虽然承袭唐代制度设置了三省六部，却又另设机构和人员负责分管三省六部的相关事务，如审刑院就接管了原本刑部审理案件的职能。北宋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机构，分别负责行政、经济、司法、民政等方面的事务。在各州则设置通判负责监察官员，制约知州的权力。诸如此类的措施使得宋朝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包拯在其奏议中统计，宋朝文武官员之数在1007年至1049年的四十余年间由九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七千余人，增幅近一倍。
三是官僚的文化与行政素质参差不齐。北宋中期以前，通过荫补入仕者在官僚队伍中所占比例最多，有的官宦子弟甚至还在襁褓之中就已经恩荫得官了。这些通过荫补取得官位的官员多数没有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他们并不具备为官的文化素质。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北宋政府的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庞大的官僚群体又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其二是"冗兵"，也就是军队兵员数量过多，这一问题其实源自宋太祖时期的"养兵"政策。宋太祖认为，在收成不好的饥荒年岁，只有平民才会因衣食无着而反抗政府，而由国家奉养的军队则不会叛乱。反之，在丰收年景，只有士兵作乱，平民则不会造反。因此，自北宋开国以来，"养兵"政策一直被北宋统治者视为一顼基本国策。即使在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宋朝并无大规模的战事，其军队数量非但没有缩减，反而是在不断地增加。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宋朝的常备军已近百万，是太祖时期的三倍多。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北宋为应对西夏的战事，一度将军队规模扩充至一百二十万人，达到北宋军队数量的顶点。由于宋朝的"养兵"政策与府兵制不同，是一种募兵制度，因而庞大的军队对于国家财政而言，无疑是异常沉重的负担。
其三是"冗费"，实际上是宋朝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宋真宗在位时大搞"天书封禅"，又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几乎将宋朝国库挥霍一空。宋仁宗在位前期，由于土地兼并急剧发展，赋役不均的情况日益严重，加上自然灾害肆虐，国家财政状况已经入不敷出。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西夏兴起，宋朝不得不出兵征讨，但宋军战斗力弱，只能通过不断增兵来换取对西夏的军事优势，巨额的军费开支更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宋真宗
宋仁宗登基以后，北宋王朝的外交形势也逐渐恶化。李元昊在1038年建立西夏国后，与北宋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到庆历三年（1043)以前，宋军在同西夏的战事中连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败，大量精锐部队被西夏消灭。宋军的战败不仅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恐慌，更是大大激化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前线军需的花费，不断加派赋税，最终激起了百姓的反抗。北宋内忧外患的情势迫使宋仁宗谋求变革，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危机。而要实行变革，必须要有人才的协助，于是范仲淹成为了负责实施改革的不二人选。
期待变革的宋仁宗与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亲改嫁，跟着继父朱氏搌转于各地。范仲淹虽然在童年时期便历经磨难，但他一心向学、志向远大。他年轻时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范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可见其早已有了济世救人的志向。正因如此，范仲淹早年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刻苦学习，努力实现自己为国为民作贡献的理想。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一锅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点儿醋和少许盐，煮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
范仲淹雕像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时，每当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昼夜不停，整整五年时间里不曾解衣就寝。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丰富了范仲淹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得以步入仕途。初入官场的范仲淹虽然人微言轻，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宋王朝在政治上存在着各种弊端，且敢于直言加以抨击。天圣三年（1025年），还在地方上监管官方食盐仓库的范仲淹给朝廷写了《奏上时务书》，揭露了朝廷恩荫泛滥的现状。在上书谈论时政的同时，范仲淹还向王曾、张知白等朝廷重臣写信自荐，希望有机会在更高的政治平台上一展抱负。两年后，范仲淹的母亲去世，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他再次上书宰相，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范仲淹的这一次上书引起了宰相王曾的注意，他十分欣赏范仲淹的才华，要求晏殊推荐范仲淹在丁忧期满后进入朝廷做官，但他没有理会范仲淹呼吁改革的声音。
在晏殊等人的举荐下，范仲淹通过了翰林学士院的选拔考试，顺利进入朝廷为官。范仲淹入朝后依然敢于直言进谏，他到任之初，朝廷恰好为刘太后庆贺生日，其中有些祝寿礼仪不符合礼法，于是范仲淹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认为皇帝乃九五之尊，不应亲自率百官为太后柷寿行跪拜之礼，应由宰相代皇帝行礼。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刘太后，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太后没有理踩范仲淹的上书，范仲淹便愤然请求离开朝廷担任地方官。范仲淹的正直给二十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诚心拥戴。
因此，仁宗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专门负责劝谏皇帝，监督百官。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所行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太后，反而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十多年，一些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名声。仁宗听后非常感动，更加敬重范仲淹的人品，下令不许再议论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从那时开始，范仲淹便成为了仁宗心目中主持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与西夏间的战事基本结束，双方开始议和。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将五十五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京城，担任掌管兵权的枢密副使，开始准备进行变革。仁宗还重组了执政班子，罢免了年事已高的宰相吕夷简，提拔范仲淹等人担任执政大臣。与此同时，一批认同变革的士大夫渐渐聚集在范仲淹周围，他们之中既有擅长文学的欧阳修、尹洙，又有能力出众的韩琦、富弼，也有著名学者如胡瑗、孙复和石介等人，他们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执行者。
反对派的攻击与仁宗态度的转变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从根本上损害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所以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新政施行后不久就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以执政夏竦为首的许多官员污蔑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将支持改革的官员称为"朋党"。夏竦等人还指使宦官蓝元震向宋仁宗告发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的行径。面对这些攻击，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一文进行辩驳，称朋党自古有之，但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另小人以利为朋，是"伪朋"，君子则以同道为朋，是"真朋"。两派势力相互斥责对方为"朋党"，在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部分官员如宰相章得象虽不公开反对新政，但也并不积极支持，而是耐心等待新政推行出现问题。
欧阳修雕像
随着新政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传到了宋仁宗耳中，其中最令仁宗感到不安的就是反对派官员指责范仲淹"交结朋党"。宋王朝自太祖立国以来，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仁宗遵守祖宗家法，一向发自内心地忌讳朝中官员结党营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在宋仁宗看来，范仲淹在"朋党"问题上是有前科的。八年前范仲淹曾与欧阳修、尹洙、余靖等同僚联名上书，指责吕夷简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但老辣的吕夷简随即反唇相讥，称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怂恿仁宗将范仲淹等四人全部贬出朝廷。而范仲淹、欧阳修在推行新政期间再度自称朋党，又互相以君子相标榜，更使仁宗心存疑虑。
仁宗召见范仲淹，询问他："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都是小人，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疆时，看见既有勇于作战的人互相结党，也有怯懦避战的人互相结党。在朝廷里也是这样，正人君子和奸邪小人各有党羽。希望圣上明察，如果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范仲淹的这番话无异于直接向宋仁宗承认自己有交结朋党的行为，因而加深了仁宗的不满之情。
夏竦充分利用仁宗反感范仲淹自称朋党的心态，继续鼓动宦官在仁宗面前诋毁范仲淹，进一步动摇仁宗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同时，夏竦还指使自己的女仆模仿改革派官员石介的笔迹，伪造书信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废立皇帝。事实证明，夏竦的政治手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辽、西夏的军事威胁相继解除，宋王朝的外部局势有所缓和，宋仁宗经过反复的权衡，最终决定罢免范仲淹、富弼和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反对派官员废除了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各项新政措施，短暂的"庆历新政"最终宣告失败。
干古绝唱《岳阳楼记》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离开朝廷，担任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尽管此时新政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但范仲淹仍然在答谢皇帝新任命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的坚定信念。同年十一月，范仲淹被调到邓州（今河南邓州）任知州。他在担任邓州知州的三年间，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就包括不朽的名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邀请他为岳阳楼撰写记文。滕子京性格豪爽，与范仲淹在同一年考中进士，两人志同道合、关系密切。庆历四年（1044年），滕子京因擅自挪用政府公款犒劳军队而遭到弹劾，被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但滕子京并没有因被贬谪而沉沦，他在担任岳州知州期间，勤于政事，很快就取得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成效。滕子京还翻修了岳阳楼，并将唐宋前贤关于此楼的诗赋汇集起来，携刻在楼上。
岳阳楼
范仲淹欣然答应了好友撰写记文的请求，写下了《岳阳楼记》。其中光耀千古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既是范仲淹对失意好友的劝慰，更是他高尚情操和自身追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字背后所传达出的以忧国忧民为先、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精神品质，成为了范仲淹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既是思想的巨人，更是行动的巨人。他不仅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政运动，而且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范仲淹在邓州、杭州（今浙江杭州）、青州（今山东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时，辖区内都出现过灾荒的情况。他采取积极有为的"荒政三策"，通过增加就业、扩大需求、保证粮食供应等手段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赈济了灾民。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范仲淹生前不经营家产，导致全家老小七十余口只能住在官舍里为他守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