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危机

1022年,宋真宗病重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由于皇帝年幼,真宗刘皇后以"权同处分军国事"的名义垂帘听政长达二十一年。刘太后掌握政权后一直主张"祖宗法不可坏",实施因循保守的政策,导致宋朝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断恶化。具体而言,北宋王朝内部出现的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冗官"、"冗兵"、"冗费"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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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赵祯

首先是"冗官"。"冗官”实际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官僚群体的人数过多,导致人浮于事。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广泛的入仕途径。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宋太宗之后,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不断增加。到了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北宋共举行了十三次科举考试,进士、诸科录取共计一万余人。而官员子弟则可以轻易地通过荫补入仕,宋太宗、宋真宗在位时期不断放松恩荫入仕的限制,达到一定品级的官员和皇亲国戚可以在特殊时期申请荫补他的子弟、亲属甚至门客为官。通过恩荫而得以入仕之人不在少数,仅仅在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一年之内,恩荫得官的皇族就有千余人之多,这其中尚不包括荫补入仕的官员子弟。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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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复设置官僚机构,致使行政成本大大增加。宋朝统治者为了限制官员权力、贯彻分权理念,重新调整了职官制度和行政机构。比如将原来宰相的权力分割为行政、军事、财政三方面,分别由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等不同机构分别掌管。宋代虽然承袭唐代制度设置了三省六部,却又另设机构和人员负责分管三省六部的相关事务,如审刑院就接管了原本刑部审理案件的职能。北宋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机构,分别负责行政、经济、司法、民政等方面的事务。在各州则设置通判负责监察官员,制约知州的权力。诸如此类的措施使得宋朝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包拯在其奏议中统计,宋朝文武官员之数在1007年至1049年的四十余年间由九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七千余人,增幅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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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官僚的文化与行政素质参差不齐。北宋中期以前,通过荫补入仕者在官僚队伍中所占比例最多,有的官宦子弟甚至还在襁褓之中就已经恩荫得官了。这些通过荫补取得官位的官员多数没有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他们并不具备为官的文化素质。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北宋政府的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庞大的官僚群体又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其二是"冗兵",也就是军队兵员数量过多,这一问题其实源自宋太祖时期的"养兵"政策。宋太祖认为,在收成不好的饥荒年岁,只有平民才会因衣食无着而反抗政府,而由国家奉养的军队则不会叛乱。反之,在丰收年景,只有士兵作乱,平民则不会造反。因此,自北宋开国以来,"养兵"政策一直被北宋统治者视为一顼基本国策。即使在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宋朝并无大规模的战事,其军队数量非但没有缩减,反而是在不断地增加。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宋朝的常备军已近百万,是太祖时期的三倍多。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北宋为应对西夏的战事,一度将军队规模扩充至一百二十万人,达到北宋军队数量的顶点。由于宋朝的"养兵"政策与府兵制不同,是一种募兵制度,因而庞大的军队对于国家财政而言,无疑是异常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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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冗费",实际上是宋朝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宋真宗在位时大搞"天书封禅",又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几乎将宋朝国库挥霍一空。宋仁宗在位前期,由于土地兼并急剧发展,赋役不均的情况日益严重,加上自然灾害肆虐,国家财政状况已经入不敷出。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西夏兴起,宋朝不得不出兵征讨,但宋军战斗力弱,只能通过不断增兵来换取对西夏的军事优势,巨额的军费开支更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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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

宋仁宗登基以后,北宋王朝的外交形势也逐渐恶化。李元昊在1038年建立西夏国后,与北宋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到庆历三年(1043)以前,宋军在同西夏的战事中连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败,大量精锐部队被西夏消灭。宋军的战败不仅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恐慌,更是大大激化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前线军需的花费,不断加派赋税,最终激起了百姓的反抗。北宋内忧外患的情势迫使宋仁宗谋求变革,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危机。而要实行变革,必须要有人才的协助,于是范仲淹成为了负责实施改革的不二人选。

期待变革的宋仁宗与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亲改嫁,跟着继父朱氏搌转于各地。范仲淹虽然在童年时期便历经磨难,但他一心向学、志向远大。他年轻时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范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可见其早已有了济世救人的志向。正因如此,范仲淹早年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刻苦学习,努力实现自己为国为民作贡献的理想。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一锅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点儿醋和少许盐,煮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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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雕像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时,每当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昼夜不停,整整五年时间里不曾解衣就寝。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丰富了范仲淹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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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得以步入仕途。初入官场的范仲淹虽然人微言轻,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宋王朝在政治上存在着各种弊端,且敢于直言加以抨击。天圣三年(1025年),还在地方上监管官方食盐仓库的范仲淹给朝廷写了《奏上时务书》,揭露了朝廷恩荫泛滥的现状。在上书谈论时政的同时,范仲淹还向王曾、张知白等朝廷重臣写信自荐,希望有机会在更高的政治平台上一展抱负。两年后,范仲淹的母亲去世,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他再次上书宰相,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范仲淹的这一次上书引起了宰相王曾的注意,他十分欣赏范仲淹的才华,要求晏殊推荐范仲淹在丁忧期满后进入朝廷做官,但他没有理会范仲淹呼吁改革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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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晏殊等人的举荐下,范仲淹通过了翰林学士院的选拔考试,顺利进入朝廷为官。范仲淹入朝后依然敢于直言进谏,他到任之初,朝廷恰好为刘太后庆贺生日,其中有些祝寿礼仪不符合礼法,于是范仲淹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认为皇帝乃九五之尊,不应亲自率百官为太后柷寿行跪拜之礼,应由宰相代皇帝行礼。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刘太后,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太后没有理踩范仲淹的上书,范仲淹便愤然请求离开朝廷担任地方官。范仲淹的正直给二十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诚心拥戴。

因此,仁宗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专门负责劝谏皇帝,监督百官。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所行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太后,反而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十多年,一些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名声。仁宗听后非常感动,更加敬重范仲淹的人品,下令不许再议论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从那时开始,范仲淹便成为了仁宗心目中主持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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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与西夏间的战事基本结束,双方开始议和。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将五十五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京城,担任掌管兵权的枢密副使,开始准备进行变革。仁宗还重组了执政班子,罢免了年事已高的宰相吕夷简,提拔范仲淹等人担任执政大臣。与此同时,一批认同变革的士大夫渐渐聚集在范仲淹周围,他们之中既有擅长文学的欧阳修、尹洙,又有能力出众的韩琦、富弼,也有著名学者如胡瑗、孙复和石介等人,他们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执行者。

反对派的攻击与仁宗态度的转变

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从根本上损害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所以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新政施行后不久就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以执政夏竦为首的许多官员污蔑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将支持改革的官员称为"朋党"。夏竦等人还指使宦官蓝元震向宋仁宗告发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的行径。面对这些攻击,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一文进行辩驳,称朋党自古有之,但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另小人以利为朋,是"伪朋",君子则以同道为朋,是"真朋"。两派势力相互斥责对方为"朋党",在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部分官员如宰相章得象虽不公开反对新政,但也并不积极支持,而是耐心等待新政推行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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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雕像

随着新政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传到了宋仁宗耳中,其中最令仁宗感到不安的就是反对派官员指责范仲淹"交结朋党"。宋王朝自太祖立国以来,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仁宗遵守祖宗家法,一向发自内心地忌讳朝中官员结党营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在宋仁宗看来,范仲淹在"朋党"问题上是有前科的。八年前范仲淹曾与欧阳修、尹洙、余靖等同僚联名上书,指责吕夷简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但老辣的吕夷简随即反唇相讥,称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怂恿仁宗将范仲淹等四人全部贬出朝廷。而范仲淹、欧阳修在推行新政期间再度自称朋党,又互相以君子相标榜,更使仁宗心存疑虑。

仁宗召见范仲淹,询问他:"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都是小人,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疆时,看见既有勇于作战的人互相结党,也有怯懦避战的人互相结党。在朝廷里也是这样,正人君子和奸邪小人各有党羽。希望圣上明察,如果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范仲淹的这番话无异于直接向宋仁宗承认自己有交结朋党的行为,因而加深了仁宗的不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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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竦充分利用仁宗反感范仲淹自称朋党的心态,继续鼓动宦官在仁宗面前诋毁范仲淹,进一步动摇仁宗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同时,夏竦还指使自己的女仆模仿改革派官员石介的笔迹,伪造书信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废立皇帝。事实证明,夏竦的政治手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辽、西夏的军事威胁相继解除,宋王朝的外部局势有所缓和,宋仁宗经过反复的权衡,最终决定罢免范仲淹、富弼和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反对派官员废除了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各项新政措施,短暂的"庆历新政"最终宣告失败。

干古绝唱《岳阳楼记》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离开朝廷,担任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尽管此时新政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但范仲淹仍然在答谢皇帝新任命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的坚定信念。同年十一月,范仲淹被调到邓州(今河南邓州)任知州。他在担任邓州知州的三年间,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就包括不朽的名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邀请他为岳阳楼撰写记文。滕子京性格豪爽,与范仲淹在同一年考中进士,两人志同道合、关系密切。庆历四年(1044年),滕子京因擅自挪用政府公款犒劳军队而遭到弹劾,被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但滕子京并没有因被贬谪而沉沦,他在担任岳州知州期间,勤于政事,很快就取得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成效。滕子京还翻修了岳阳楼,并将唐宋前贤关于此楼的诗赋汇集起来,携刻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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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

范仲淹欣然答应了好友撰写记文的请求,写下了《岳阳楼记》。其中光耀千古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既是范仲淹对失意好友的劝慰,更是他高尚情操和自身追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字背后所传达出的以忧国忧民为先、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精神品质,成为了范仲淹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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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既是思想的巨人,更是行动的巨人。他不仅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政运动,而且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范仲淹在邓州、杭州(今浙江杭州)、青州(今山东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时,辖区内都出现过灾荒的情况。他采取积极有为的"荒政三策",通过增加就业、扩大需求、保证粮食供应等手段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赈济了灾民。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范仲淹生前不经营家产,导致全家老小七十余口只能住在官舍里为他守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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