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动荡变革期。历史的车轮滚滚，新政权的建立在常人眼里往往都是通过战争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然而，历史会说话，很多证据也会证明，凡事没有绝对，并不是所有的胜利都是依靠军事硬手段才能获胜。在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脆弱的征服》一书中，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杰森·沙曼就通过考察近代早期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历史，戳穿了“军事革命论”的神话肥皂泡。
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欧洲扩张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由此改变了世界。启动这一进程的是几乎同时开启的两条航线：向西横跨大西洋前往美洲的航线，以及向南和向东沿非洲海岸穿越印度洋直抵亚洲的航线。这些航线是由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这样的探险家开辟的。欧洲势力之后在大洋彼岸发展壮大，人们经常将此归结于欧洲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欧洲人拥有更好的武器，而且能够更好地组织军事力量。在《脆弱的征服》作者杰森·沙曼教授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军事革命论，它认为欧洲扩张主要是欧洲军队和国家战胜海外对手的结果，因为欧洲人在欧洲本土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从中汲取了经验，能更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这一论点得以成立基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结合了理性学习理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即竞争造就了更为高效的组织，这些组织能更好地适应环境。
的确，西方学界常用“军事革命论”来解释近代早期欧洲扩张成功的原因：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推动了军事革命和国家创建，由此赋予欧洲国家以竞争优势，使其可以主宰非西方政治体。杰森·沙曼教授认为，即使在欧洲、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在面对非西方对手时，也不曾在军事方面表现出任何重大优势。欧洲扩张的历史既是统治的故事，同时也是欧洲人屈服和顺从的故事。欧洲扩张的先锋队并非国家的陆军或海军，而是小股冒险家或少数特许贸易公司，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依靠的是在异国他乡培养盟友。对于欧洲人的成功和生存来说，他们采取的海洋战略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海洋战略，他们得以避免挑战异国政权的陆地优势。近代早期最伟大的征服者和帝国创建者实际上是亚洲帝国，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到南亚的莫卧儿帝国，再到中国的明清帝国。对这些强国给予应有的关注，将有助于修正对早期研究造成过多干扰的欧洲中心主义，并对一个传统理论——发动战争和国家创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出质疑。一个更具世界性的视角将揭示军事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多样性关系，并非只有一条单行道通向唯一的命运终点，而是存在导向多种结果的不同路径。
杰森·沙曼教授在《脆弱的征服》中提出了与传统诠释对立的犀利观点：在近代早期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军事革命的成果并未在其海外征服中发挥重大作用，欧洲人的技术、战术在东南亚及非洲的丛林里很难施展威力；而在美洲，传染病造成几百万当地居民的死亡，才使得欧洲人轻易摧毁当地政权；面对强大的莫卧儿王朝和明清帝国，葡萄牙人是依靠顺服策略和当地政权对海上贸易并无兴趣的倾向才拓展了海上贸易；荷兰和英国进行扩张和征服的主体是获得特许权的公司，它们所掌控的军队，士兵数量少且很少受过正规训练。
历史并非只有一条单行道通向唯一的命运终点，而是存在导向多种结果的不同路径。杰森·沙曼教授以其国际关系专业的学术素养，从更高层面而非单纯站在欧洲立场上，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演变进行深入思考，其观点给人以启发。比如16世纪强大的西班牙，征服了美洲的大片土地，似乎证实了即使在面对难以置信的实力对比时，西方军事优势也可以成功地支撑起帝国的开拓。但杰森·沙曼教授却认为，要说西班牙征服者具有军事优势，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征服者的数量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1521年的特诺奇蒂特兰战役高潮时，科尔特斯带进墨西哥的士兵仅有900人，而1532年皮萨罗在秘鲁时手下只有170人。他们以少胜多的战绩经常被拿来证明西方在技术或组织上占据优势，但这一事实本身恰恰排除了军事革命论作为西班牙征服的有力解释的可能性，因为这一论点是建立在人数成千上万的大规模军队上的。西班牙军队规模小，是因为他们像哥伦布踏上最早的探索之旅时一样，基本上都是私人力量。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和训练指导，这些私人武装力量没有军官，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正式的指挥系统。“事实上，比任何单纯的武器或者特定战斗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征服者的美洲盟友的支持。特拉斯卡拉人和其他与西班牙冒险家结盟的族群，不仅在击败阿兹特克人时提供了绝大部分军队，还提供搬运工帮助西班牙人运送补给，在西班牙的后勤支持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比如，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美洲人的帮助，建造和运输用来攻击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小船，包括挖掘运河来部署这些小船，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洲人，尤其是西班牙人在美洲造成的巨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疾病的灾难性影响——流行疾病（天花和麻疹）加速了该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政权的崩溃，并严重削弱了其他政权的实力。在美洲，欧洲殖民者携带进而传播的疾病给当地人带去了灾难。所以，在近代早期，相比其他文明的军事力量，欧洲的军事力量大体上并不存在优势。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之所以能实现扩张，是疾病、当地盟友和冷兵器共同作用的结果。”
还有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17世纪初，一种新型的欧洲扩张主体，以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特许贸易公司或者叫“主权公司”在亚洲出现。关于何为主权公司，杰森·沙曼教授的解释是：它们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前身，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许多重要制度，比如公司的法人资格、股份所有权、有限责任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它们是一心只关注利润的公司，但也被授予典型的主权特权，而且它们也积极地运用这些权力，主要是发动战争和外交交涉的权力，也包括建立殖民地和要塞、主持刑事和民事司法、铸币及行使宗教职能的权力。英国和荷兰希望通过授权给私人活动者，委派他们在海外扩张来进行尝试。杰森·沙曼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人数太少，无法使用“近代”战术，极其依赖当地盟友和附属部队，在陆地上只拥有不稳定的技术优势。荷兰东印度公司确实在东南亚岛屿区域的陆地与海洋上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军事胜利，在该区域对抗葡萄牙人时也确实有所斩获，但更常见的是，它被明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日本击败或扼制。在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地位被南亚的地方实力严重削弱，同时它越来越多地介入爪哇事务，这反映了它在军事上的成功和商业上的失利。
而在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的庞大帝国几乎覆盖了整个南亚，这里有着全世界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口。如何解读英国人取得胜利的原因？乍看之下，军事革命论，即以操练和先进火药武器为基础的新式欧洲战术似乎对这一在19世纪中叶完成的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但很快有人质疑：“欧洲人掌握了更先进的军事知识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在掌握相同知识的情况下，战场上的结果却存在差异。印度政权如此广泛地雇用欧洲雇佣兵，使得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和印度在军事知识方面的差距难以保持。”欧洲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从火药武器的优势中获益？杰森·沙曼教授的观点是：即使欧洲人率领的军队的确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但这也不太可能是他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的主要原因，要考虑到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后勤、外交、财政，以及他们对海洋的控制。
总之，杰森·沙曼教授认为早期欧洲扩张，巧妙的外交策略，完善的后勤保障，财政支持和对海洋的控制等起了更大的作用。欧洲人的征服潜藏脆弱，西方人的胜利并非必然。回到当今不太平的世界，多极的全球国际秩序将成为历史常态而非例外。读史明智，不仅会改变我们对自己从哪里来的看法，还会改变我们对自己现在身在何处，以及将去往何方的看法。（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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