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插队的地方，叫乐山县悦来公社。公社距县城约40公里，下辖十个大队，我和五个男知青被分配到了一大队五小队。成立了所谓的集体户，但不久，就因各种原因闹分家，全部变成了个人户。
插队期间，我先后干过挑粪，送公粮，砌保坎，护林看青，船夫拉纤，修公路，修河堤，打石头，喂猪，养牛，养兔子，种柑橘，盖仓库，剪猪鬃，制刷子等杂七杂八几十种工作。由于一直怀有文艺梦，经常向县里各媒体投稿，县广播电台也常播我写的散文。不久，县文化馆就把我抽调到了革命故事创作班。这个班，都是县里从各个公社抽调的，一共二三十人，负责我们班的是一个左的可怕的女性副馆长，另一个是文化馆的男性政治指导员，大家都比较喜欢指导员，因为他比较通人情，而且懂文化。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夹江公司总部，在物资处工作时，他被调到五通桥区盐业公司任书记，来找我想调剂一批计划外钢材，因为我们是保密单位，所有材料都是计划内的，自然事情也没有办成。我们创作的基地先是在峨眉山红珠山招待所，后来又到了乐山大佛寺，乌尤寺，还去过洪雅县招待所。但在乌尤寺住的时间最久。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指导员和我一起在乌尤寺散步时，背诵他年轻时写的家乡五通桥的一篇散文，名字叫<树上的白鹤回来了>，大致意思是由于河水污染，鱼儿没法生存，白鹤就飞走了。一旦水质变好，鱼儿又回到河中，树上的白鹤又飞回来了。在20世纪那个只讲政治的年代，他对于环保生物循环链的认识，应该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没有创作任务时，我们就解散回归各公社，继续当农民。后来，大队成立了一个农场，由大队的副大队长牵头，在各小队抽调了4名知青，到位于岷江边上的山岭间开荒种树，养猪放牛喂兔子，准备创造一种新型经济作物的种养模式。这也是为何把我抽调到农场的原因，毕竟我的文笔在全大队比较，还是很得各级领导认可的。
我们四个知青，两男两女，虽然来自不同的三个小队，但父母亲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家也都在一起，所以彼此都很熟悉。
老场长是石匠出身，虽然身为大队干部，但凡事都亲力亲为，脏累苦重的活儿抢着干，对我们知青也非常关照。只有一个毛病，奢酒如命，每天每顿都要小酌一下。
因为不懂种养殖技术，又无人进行指导，自己蛮干，种下的柑橘死了大半，养的生猪患了猪瘟。本来就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干部就提出将农场解散。就这样，我和另一个知青作为留守人员看守农场剩余的财产，包括一头大水牛，上百只兔子，几十株柑橘树。
留守工作持续了近一年，后来农场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地守着一头老牛和剩下的几十只兔子。我每天清晨背着竹篓，将牛牵到江边饮水，再把牠赶到一处水草丰美狭窄的山沟，砍些带刺的灌木丛封住沟口。然后我就开始为兔子釆集各种草，叶。装满一篓后爬上山回到农场，喂兔子，吃午饭，看书，写作。下午等到太阳快下山时，再背上背篓下山，给兔子准备食物，把牛儿解放出来，让牠在江边饮饱水，再一同回家。每天都是这种周而复始的工作。
老场长每周来一次，给我带来粮油，盐巴和他家的蔬菜。自然，我也会拿出给他准备好的苞谷烧酒招待他。没有下酒菜时，我就会向场长一本正经地报告说，今天发现有只兔子不对劲，要是病了传染了其他兔子不太好吧？老场长心领神会地大手一挥，立刻正法，你马上去办，不能留下这个害群之兔！
于是，我俩饱餐一顿，我倾听着老场长人生中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听他述说着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听他醉意醺醺地讲着他和邻村小寡妇的风流韵事……，当我醒来时，老场长已走了，当然一如既往地不会忘记我给他准备好的那張雪白完整的兔皮，用他的话说，那可是他孙女半学期的学费呢！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将所有兔骨头连同渣渣，一点不剩地丢进一个深坑，用老谋深算的老场长的话说，这叫保存证据。
就这样，所有兔子都用于招待老场长和来看望我的那些馋嘴知青兄弟了。不久，老水牛被场长牵走，我也就回到了五小队那间属于我的知青房。
久不干农活，一干就出了状况。在赤脚整理农田时，右脚后跟被一个破螺丝壳划伤，我根本没在意，简单用烧酒搽了搽，抹上了炉灰。以为像以前镰刀割伤手指一样，用这种农村常用的土办法就会痊愈。不料，伤口渐渐的发炎，肿胀，化浓，再后来，变红，变紫，变黑，整条右腿都肿的不能穿裤子。队长找来公社医生，他说必须马上送大医院，否则别说脚，腿都保不住。正值夏季暴雨期间，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已被冲毁。消息通过公社电话传到了家中，因父亲暂调往峨眉三工区工作，家中的母亲疯了一样地跑去找各级领导，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出了一辆带蓬大卡车，开往离我们公社最近的夹江绵竹路口。
公社接到派车电话后，立即通知我们队长组织了八个身强力壮的壮劳力，用现绑制的一副滑竿，冒着倾盆暴雨，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了十几公里山路，抬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救援汽车上。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母亲把带来的几十个馒头和咸鸭蛋分给乡亲们，向他们再三致谢。由于这里到夹江比到乐山距离远不了多少，而且公司总部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条件都很好，于是，车子径直开往了夹江的公司总部医院。
经过手术和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我的脚伤彻底痊愈，只是那个伤口留下的瘢痕，始终在提示我，莫要忘记那些当年救治我的乡亲们。
三十多年以后，我又重回了当年插队的地方。我让仍健在的队长召集所有当年参与救治过我的滑竿队员，我要请大家在当地最好的一个旅游饭店吃顿饭，但是队长说他已不记得哪些人参与了。后来，来吃饭的多达20多人，都说自己参加了，我仍是满心欢喜的制止了他们的争执，招待了所有来客。因为这是在报恩，宁可认错，不能错过。
时间到了1978年11月，已渐渐颓废和失望的我们终于盼来了内招回城的时刻。
经过在夹江总公司短暂的培训和文化摸底，开始分配工作了。由于我“文艺青年”的经历，工会系统想让我去他们那里，当劳资处的人找我谈话时，我脑子里冒出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于是问他们有无可以到处出差的工作，他们说只有物资处的釆购员可以到处出差，我便果断地说我要去物资处。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做了一个明智地选择。因为如选择工会工作，可能我至今还是个循规蹈矩的小文员，因为没有了走南闯北，行旅天下的经历，我就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精彩，我就不会就此走上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曹贵民，现年62岁。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成都润雅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曹贵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电影收藏家。馆藏品最为丰富，等级最高。央视为他拍了四部专题纪录片，四次登上新闻联播，全国和境外上星媒体上百次报道他的收藏故事。包括航空杂志，高铁杂志等在内的数百家平面和网络媒体专版报道过他和他的藏品。包括三位政治局常委，三位外国家元首，一百廿十多位省部级领导在内的近千万人参观过他的博物馆。
目前在国内建有自营和联营电影专题博物馆6座。已经完成的“老曹说电影”系列文化讲座项目已列入国家记忆影像专题计划，并已录制完成1200余段；计1000小时时长专题节目。
现任中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会研究资料部副部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家历史记忆项目课题组学术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历史学院专题讲师、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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