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自东汉汉明帝派遣使者到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高僧齐聚洛阳，兴建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之后，数百年间，佛教发展迅速，及至南北朝时期，已遍布全国。
北魏《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洛阳城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长安城则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也有佛寺数百座。这在唐代杜牧的《江南春》一诗中有生动的描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可所谓“盛极而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正是在拓跋焘执政期间开始的。所谓“三武一宗”，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这四位帝王都做过同一件事，那就是“灭佛”！
为什么要灭佛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以信众供养为生，一些不守戒律的僧侣甚至恃强凌弱，霸占田产，鱼肉百姓；而寺庙在享受国家免税政策的同时，还拥有大量土地田庄和大批仆役奴隶，这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统治的稳定。所以，过犹不及，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终于引起了统治阶层的强烈不满，于是，“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其实，不管是拓跋珪还是拓跋嗣，都是崇信佛教的。那为什么到了拓跋焘执政时期，就出现了“灭佛”事件呢？这与拓跋焘的锐志武功有关，还与北魏名臣崔浩和天师寇谦之有着重要的关联！
北魏执行的是“全民皆兵”的政策，可僧侣是免徭役和兵役的，为了获得充足的兵员，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焘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僧侣一律还俗，去服兵役，以解决第二年讨伐北凉所需的兵员缺口。由此拉开了“太武灭佛”的序幕。
崔浩 像
说到“太武灭佛”，就不能不说名臣崔浩，因为正是他的劝谏，才让拓跋焘坚定了灭佛的决心。崔浩，出身于名家望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代帝王，官至司徒，深受拓跋焘的信任，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而崔浩之所以能够成为“太武灭佛”的重要推手，还与一位名叫寇谦之的人有关，正是这位寇谦之，使崔浩崇信道教，并通过崔浩，深刻影响了太武帝拓跋焘。
寇谦之 像
寇谦之，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迷信道术，相信羽化成仙，可练来练去，仍是肉体凡胎，这让他倍感郁闷。此时，他遇到了一位仙人的弟子，名叫成公兴，据说是因火烧仙宫，被罚下界，以授道七年来赎罪，于是，二人结为师徒，迁入嵩山，共同研习道法。有趣的是：这位仙人的弟子成公兴居然没当上寇谦之的师父，反倒是寇谦之做了师父。七年后，成公兴死了，当然，寇谦之绝不会承认，他会说：这是成公兴七年赎罪期满，返回仙宫复命去了。
要说寇谦之也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在嵩山一呆就是三十年。在这期间，他虽然没有成仙，却修炼出了仙风道骨的神韵。为了进一步神化自己，他自编自导了一场“天降神受”的仪式。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降世临凡，授予自己“天师”之位，并获赐仙书，要对人间的道教进行清理整顿。八年后，公元423年，寇谦之又称，已获太上老君的指点，拥有召唤百神的法力和修炼仙丹的方法，要去辅佐北方太平真君。
自此，寇谦之离开嵩山，以"天师"的身份，来到北魏国都平城，四处奔走，宣扬道教，可遗憾的是，成效甚微！寇谦之痛定思痛，决定结交朝廷重臣，转而接近太武帝拓跋焘，自上而下的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三朝元老崔浩，寇谦之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将儒家经典、佛教经律引入自己的学说，很快就获得了崔浩的信任，并将崔浩发展为自己虔诚的信徒。
已被洗脑的崔浩，上书劝谏太武帝拓跋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谈治国也说修身，成功的将太武帝拉到了道教一边。公元440年，太武帝拓跋焘在首都平城修建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兴建静轮天宫，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信徒。
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拓跋焘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僧侣，并限期交出私匿的僧侣，若有隐瞒，诛杀满门。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裹挟民众十余万。第二年，拓跋焘率军镇压，大军抵达长安，居然在一所寺院发现了隐藏的兵器，有人怀疑这是僧侣与叛军勾结，拓跋焘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上书，宣扬灭佛。太武帝拓跋焘下诏：宣布佛教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僧侣不论老幼，一律坑杀。一时间，北魏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正是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因为他一向笃信佛法，所以再三上表，希望父皇收回成命，可遭到了拓跋焘的严词拒绝。虽然上表未被采纳，可灭佛的诏书也得以暂时搁置，延缓宣发，这给远近的僧侣们争取到了闻风而逃的机会，甚至将佛像、经论密藏起来的时间。
可极力宣扬道教的寇谦之在灭佛的问题上，却并不热心，甚至是持反对意见的。他多次对崔浩说：“道教成为国教，佛教已无力争锋，况且以太子为首的诸多鲜卑贵族笃信佛教，很容易让道教成为大家怨恨的目标！”可崔浩充耳不闻！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天师寇谦之病逝，临终前，他预言：崔浩必不得善终！
在灭佛的过程中，崔浩的确揣了自己的小心思，那就是借机削弱鲜卑贵族的势力，提升汉族士大夫的地位。但从本质上讲，崔浩的所有行动都是服务于北魏皇权的，只是在后期“恃宠而骄”，甚至不将太子放在眼里，完全忘记了道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宗旨。最终栽在了修史立碑的事情上。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崔浩受命续修国史，可不善文章，所以亲自动笔不多，只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国史修成后，被命名为《国记》。参与修史的文臣建议把《国记》刊刻于石碑之上，以彰直笔，并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崔浩欣然同意，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于是，一座方圆一百三十步的刊刻有《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修建完成，人人皆可瞻仰！
可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内容详细且无所避讳，甚至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也写了出来。鲜卑贵族看后，无不愤怒，纷纷到太武帝拓跋焘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宣扬国恶，太子拓跋晃也趁机推波助澜。于是，拓跋焘命令收捕崔浩等人。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崔浩被杀，株连九族，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崔浩死后，拓跋焘一度十分后悔，曾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可崔浩已死，无可挽回！而晚年的拓跋焘脾气暴躁，常常在杀完人之后才追悔莫及。可他最大的失败，并不是杀了崔浩，而是在中常侍，也就是太监的怂恿之下，先杀掉了太子的两位近臣，后逼死了太子拓跋晃，而拓跋焘最终也被中常侍所杀，死于太监之手，时年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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