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维持该市的秩序，急于寻找代理人来“以华治华”。日本军部准备在上海物色一名“有名望、有能力、在上海高层人士中有关系与影响”的人物来充当伪市长。汉奸周文瑞通过关系向日本军部推荐了他的密友傅筱庵。
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工头出身，善于经营。早年被盛宣怀夫人收为义子，靠盛发迹于金融、矿业与交通行业，成为大资本家。20世纪20年代，他投靠军阀孙传芳，当上上海总商会会长，曾参与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对抗北伐军，先后被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曾逃避大连。1931年返沪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但政治欲望极强。他与国民党有成见，一见日方派人来洽谈，马上就答应“落水”。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正式就任伪上海市市长，以苏锡文为秘书长，日本人甲斐弥次郎为市政府顾问。
傅筱庵“落水”后，卖力地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镇压抗日爱国人士。他还亲自出马与英法租界当局交涉，并亲访英国大使寇尔、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戈斯麦等，要求在上海租界不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当抗日爱国分子在上海开展除奸活动时，傅筱庵又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开出黑名单，要租界工部局照单捕人。
1939年5月，汪精卫一行投日叛逃到上海后，傅筱庵以上海伪市长的身份，忙于迎接招待，并投靠了汪伪政权。
起先，重庆当局对傅筱庵还存有一丝幻想。1939年8-9月间，戴笠亲自指派高级特务戴炳星与吴赓恕到上海筹划暗杀汪精卫。当时汪精卫住上海愚园路1136弄，戒备极其森严，戴、吴无从下手，就企图通过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利用他与傅筱庵多年的私人友情，说服与策动傅筱庵参加暗杀汪精卫的工作。戴、吴的计划是，由傅筱庵设宴款待汪精卫，预伏军统人员席间对汪行刺。许天民是个有爱国心的人，接受戴、吴交代的任务后，就伺机对傅筱庵进行说服动员，说之以民族大义，晓之以个人得失，最后得到傅筱庵的佯允。事实上，傅筱庵不仅不参与刺汪，反而将军统密谋向汪精卫作了报告。1940年2-3月间，汪精卫指示76号特工总部，分别将许天民、戴炳星与吴赓恕逮捕，其后，戴、吴被枪杀。
由于傅筱庵的叛卖，不仅刺杀汪精卫的计划遭到惨败，而且丧失了两名少将级的高级特务，戴笠十分恼怒，决定迅速刺杀傅筱庵。重庆军统局本部将暗杀傅筱庵的任务下达给了上海特区。
傅自从他当上伪市长后，就将府邸从法租界霞飞路搬到虹口日占区的祥德路，每天从府邸去市政府大楼时，乘装甲轿车，前后有护卫车四辆，到办公楼后，四周又有大量警卫队保护，刺客难以下手。陈恭澍曾几次派特务对傅筱庵进行狙击，都未成功。一次，刺客非但没有打中傅筱庵，还被傅的警卫击中。这位刺客在临死前高呼：“打死傅筱庵！”傅被吓得胆战心惊，从此更加小心，军统的暗杀行动困难更大了。
正当军统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苦恼时，忽然接到属下第二行动大队报告：他们已在傅筱庵的府邸中找到一条内线。原来，傅筱庵家中有位老仆人，名叫朱升，原籍安徽，世代务农。10岁时丧父，到上海日商纱厂做童工，后因患病被厂方开除。经人介绍，他来到傅家做工。朱升为人朴实，做事勤快，深得傅父信任。傅父临终时，托朱升日后好好照应傅筱庵的生活，朱升当场发誓不负所托。朱升遂成为傅家两代的“义仆”。二十多年来，他忠心耿耿地执行老主人的嘱托，照应傅的饮食起居。1927年，傅筱庵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逃往大连避居，朱升也随往侍候3年，越发得到傅筱庵的信任。
但朱升却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他多次劝说傅辞去伪市长职务，退而经商以免遭国人唾骂，但傅总是不听。朱升心情郁闷，又性嗜酒，故常到傅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饮酒。没想到该酒店乃是军统上海特区的人员为监视傅宅而开设，酒店店主与跑堂的军统人员每见朱升来店，就分外热情接待。在酒酣耳热中，朱升流露出了对主人投日的愤慨，军统特务因势利导，力劝他大义灭亲，为中国除一巨奸，做一个民族英雄留名青史。朱升听了大为触动，起了杀心。因朱升不会使用手枪，且枪声。会惊动府内警卫保镖，不能逃脱，遂决定用菜刀趁傅睡熟时将其砍死。届时军统人员将在傅府外接应朱升逃走。朱升向军统提出，事成后给其5万元奖金，让其养老，军统方面立即答应了。
1940年10月10日深夜3点，傅筱庵回到府中，朱升特地端了一碗银耳汤给傅，见傅未吃，就侍候傅睡下。等到夜深人静时，朱升携一把锋利菜刀悄悄进入傅筱庵卧室，借着外面透进来的灯光，举起菜刀对准傅的喉管、脑壳、面部连砍数刀。傅筱庵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几乎脱落，未哼一声就死去了。朱升将菜刀留在傅的头上，迅速走出傅卧室，关上房门，然后拎了一只菜篮，推上一辆自行车，从容地从傅家后门走出，疾驰而去。他在军统人员的安排下，先藏匿于法租界，后又逃往重庆，开了一个小型手工卷烟工场营生。
（摘自《汪伪特工总部76号完全档案》，金城出版社出版，原载于《书摘》2019年第十一期）
作者：马振犊 陆军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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