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8日下午5时5分，台湾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王大闳逝世，享年101岁。在过往的职业生涯中，王大闳始终坚持寻觅中国建筑的方向与探索，思考着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建筑的接轨。以下文字与照片，回顾建筑师王大闳走过的一生。
“……他（指贝聿铭）始终居留异邦；我急于回往祖国。他胸怀壮志，从纽约麦迪逊大道迈入欧亚，抓紧机会，不顾一切地去实现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台湾街头巷尾，白日燃烛，追寻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生活与环境，渴望有一天能完成几件深具意义的工作。”
——建筑师王大闳
他是贝聿铭在哈佛大学时的同窗，但两人一个蝴蝶翩然于国际政商与建筑舞台间，一个顽石般据守台湾六十年如一日，人生境遇与建筑态度南辕北辙；他是台湾战后建筑史上风格与思路探索的第一人，严肃地思考着由西方起始的现代建筑，应当如何与中国传统建筑在形式与空间美学上接轨；他是建筑学人私语谈资中“最后的贵族”，贵族无关血统，而是说他不媚俗，坚持但随和，优雅不染尘埃。
王大闳不仅仅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尝试各种创作的文学家与艺术家。人们曾经津津乐道他开跑车的年少轻狂岁月，钦佩他面对巨大体制压力仍坚持寻觅现代中国建筑的方向，羡慕他多才多艺能文能乐，而今只能感叹新世代建筑人闻其名却不知王大闳何许人也。
北平·苏州·瑞士1917年7月6日，复旦大学副校长王宠惠喜获一子，名王大闳。王宠惠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基督教家庭。1900 年王宠惠自北洋大学法科毕业，既是首届毕业生，也是取得中国大学文凭第一人。后转赴美国入耶鲁大学，1906 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1927年左右，九岁的王大闳，来自《论述与回忆——王大闳》
1919年王宠惠夫人杨兆良因难产过世，王大闳未满两岁，交由住苏州的外婆照顾。老人家对外孙疼爱可想而知，至于举足轻重、享誉国际的法学家父亲身影则久久才出现一次。后世对于王宠惠的纪录皆着墨于他的专业成就，对个性未多记述，我们难免猜测学法之人必定严谨、不轻易表达感情，但他对这个独子的宠溺未曾稍减。王大闳说起童年对父亲的记忆是，一进门就忙不迭地喊着儿子的乳名，每次都会带许多玩具送他。王大闳自小对美食的讲究和执著，也跟父亲的百般呵护脱不了干系。
苏州小学毕业后，王大闳先后在苏州东吴初中和南京金陵中学读了一年多，因外婆过世，同时社会动荡，常有学潮爆发影响上课，王大闳便随魏道明夫妇和孔祥熙夫人前往巴黎，学习法语。1930年转往瑞士，就读位在日内瓦湖畔的栗子林中学，方便赴海牙担任国际常设法庭正式法官的父亲“就近”照顾。
1932年左右，14岁的王大闳，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33年左右，王大闳在意大利客轮红伯爵号从上海往香港途中留影，来自《王大闳》
或许因为隔代教养，也或许是因为父亲的革命基因遗传，王大闳说不上是乖巧孩儿，小时候使蛮劲扭着别人打架是理所当然，在法国停留期间也常一个人溜出门搭地铁到处探险，重点是：好玩。即便进了瑞士栗子林中学，成为全校唯一的东方人，打架仍是家常便饭。只要找到对手，宿舍里、校园内，无一处不能变成打架擂台，让校长、老师和同学在旁观看。秉持着童年爱不释手的《水浒》、《封神榜》、《七侠五义》中的侠客精神，精力充沛的王大闳打遍天下（同学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终于为自己博得了“中国运动员”的称号。
西方教育初洗礼栗子林中学专收男生，当时仅有七八十个学生，老师倒有二十多个，学生一举一动都在老师的监控中。
按照规定，栗子林中学的学生在夏日里须晨泳五十公尺，游泳池中是高山积雪受日照融化流下的冰水，净身之外还可提神醒脑；冬日早晨听到号角声起床后，得穿着睡衣跑到校外一公里半的体育老师那里点名，点完名才有早餐吃。
1935年左右，与父亲王宠惠合照，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但王大闳并没有因此改变调皮本性。带头吆喝美国同学爬上校园中的黑樱桃树，就着满树的樱桃边摘边吃，换得晚餐禁食的处罚，端来满抽屉的巧克力糖抵挡充饥；浴缸放满热水当游泳池玩耍，水溢流到门外被老师发现，校长只得以停发家长预留的零用钱作为惩戒。自小注重美食的王大闳为了学校供餐太过简单，“每日仅有一餐供肉，其余吃素，周五吃鱼，周日吃鸡翅”，发电报向父亲抱怨，父亲跟校长通过电话后，王大闳便有了每餐吃鸡的特权，还嫌鸡肉烹煮味道不佳，另准备了调味的鲜味露一瓶，连校长都好奇不已。
看来西式教育正适合王大闳自由不羁的个性，任其悠游、如鱼得水。跟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生活，接触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又不失纯真的乐趣。而且他自此建立起运动健身的习惯，大学时夏天游泳、冬天滑雪，中年后每日早起转动眼珠看四边墙角的“小运动”也从不马虎持之以恒，时至今日视力仍完全无需依赖眼镜。
回想起年少青涩时光，他充满感性地说：“小时候，我梦想长大后当火车司机或机师，我觉得那是了不得的大本事。如今，我只想尽一个平凡人的本分，多设计使人们舒适的房子，如果有缘，再到栗子林走一遭。”
英 国儿时梦想是长大后要当火车司机或机师，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王大闳中学毕业后，1936 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时一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工程系。王大闳自承小时候曾趴在地上一口气画了二十多辆汽车，全凭想象，有的图样甚至还预告了未来汽车设计的方向。在瑞士读书期间，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师李霞卿女士常开着Hotchkiss汽车来接王大闳去日内瓦度周末，飞机、汽车，进而延伸到火车、轮船，机械的魅力在他心中渐渐累积。王大闳始终认为机械跟建筑一样都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甚至机械设计的难度更高，例如设计汽车时，因受限于体积空间，分寸都需计较，否则就会影响车身的线条与美观。
1936年，摄于剑桥，来自《王大闳作品集》
当时机械系是剑桥大学最好的科系，一年后王大闳选择转入建筑系，让老师颇感纳闷。究其原因，或许是年纪渐长，对机械的迷恋渐渐淡去，或许也是因为他体悟到“建筑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座桥梁，能形成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外壳。每一幢住宅，每一所教堂，每一座音乐厅或是办公楼，都是实现我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和理想。地狱和天堂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对食物一向挑剔的王大闳，在这样愉悦的环境中居然颇能体会英国餐点的美味，推翻大家对英国人不讲究吃的既定成见，宣称英国烤面饼（Crumpet）抹上牛油后的美好滋味仅次于他心爱的珍馔鸡头米。下午茶是重要的社交活动，若是与好友共聚，可以尽情享受茶点带给味蕾的刺激，谈天说地、引吭高歌；就连中学时期最让他觉得别扭的与师长同桌进餐，也因为可以在佳肴陈酒助兴下交换意见、聆听分享而显得十分可贵。
唯一让王大闳略有微词的，只有学生在上课及夜晚出门时必须穿黑袍戴方帽的校方规定。这凸显学生与市民身份不同的装扮最让他诟病的便是“不美”，为了避免负责执行规定的巡查员责罚，大家只好手中拎着衣帽，以便及时穿上。这自由中的小小纪律要求，看来除了增加点麻烦外，并未让王大闳有太大反感，反而视其为英国民族的传统和象征。
193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学会校内比图首奖的奖牌，来自《王大闳作品集》
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王大闳进入建筑系第二年就展现才华。他以一个餐厅设计图参加剑桥大学建筑学会举办的学生设计作品竞赛，得到首奖，除获得奖金和奖章，也得到了肯定。自此，系上老师不时会把王大闳的作品挂在走廊上，供同学欣赏。
近十年的欧洲生活熏陶，为王大闳的思想打下根基，剑桥的一切几乎都符合他对美、自由和精神的追求。然而1939 年他甫自剑桥大学建筑系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轰炸英国各都市，并断绝物资运送管道，剑桥也陷入困境。当时王宠惠担任外交部长，连络英国外交部长协助购得船票一张，让王大闳前往尚未对德宣战的美国避难。为躲避德国军机轰炸，轮船在海面上迂回航行了十四天后始平安抵达。
1937年在巴黎，王大闳与他的VOISIN轿车，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38年，王大闳在瑞士滑雪，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40年，王大闳开始着手写科幻小说 PHANTASMAGORIA5（《幻城》）， 展现多元的企图与关怀，也是藉文字抒发己念之始。只是历时七十余年未竟全书。
来年进入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
美 国王大闳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是：很贵，饭店提行李要钱，开门要钱，什么都要钱。第二个印象是：不同于英国的职业阶级划分清楚，在美国即便是修电梯的小弟也可以读哈佛大学。那是一个人人有机会的消费主义社会。
哈佛大学位在美国麻州剑桥市。虽然同名为剑桥，王大闳对英、美两处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首先察觉到的差异在于物质生活。他认为“优秀的物质文明，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美国相较于英国文明粗陋，而哈佛大学的读书生活相较于剑桥是狭窄、粗俗和紧张的，每学期大考小考不断，把大学生当小学生看管，以至于学生缺乏自动态度和自由精神，汲汲于追求学术和技能不过是为了生存，而非一种生活方式。
这时候的王大闳已经逐渐脱离了自由的浪漫情怀，开始正视建筑必须兼顾的精神及社会意义。如果说美好的英国是他从少年蜕变为初识人间滋味成年男子的美乐地，那么丑陋的美国就是促使他思索未来专业角色的锻炼场。王大闳在译写的《杜连魁》书中说：“美国虽有欧洲文化的背景，而美国本身的文化到底是粗俗的……粗俗的物质文明最令人生厌，就像一册没有内容，印刷粗糙，纸张低劣的书本。或是一辆机件欠精，线条不美的汽车。”又在《两个剑桥》一文中说：“哈佛大学可以产生一位肯尼迪总统，但不可能产生一位王尔德。非要牛津大学或剑桥的水土才能培植出一个王尔德。”应是他对英国和美国最好的脚注。
王大闳进入剑桥大学同年，前德国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因受纳粹迫害移民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建筑系教书，1937 年担任系主任，许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都慕名而来。对王大闳而言，这位早在1920 年代就研究并生产预铸建筑，希望藉以提供平民居住质量的建筑大师不仅是现代建筑的倡导者，也是社会学者和教育家。他说格罗皮乌斯被“当时的纳粹党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共产党却称他为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者。不论如何，我这位老师在建筑和社会学上，确是一位先知和倡导者”。王大闳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建筑美学，还有建筑的社会意涵，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当时与王大闳同班的还有贝聿铭与菲利普· 约翰逊，日后三人各自站在建筑舞台上发光发热。
格罗皮乌斯1968年引用希腊诗人塞佛西斯赠王大闳手稿，王俊雄提供
有趣的是，王大闳对老师格罗皮乌斯极为尊敬，一生保持联系不辍，可是他的建筑语汇却主要师承另一位从未谋面、在芝加哥教书的密斯，或许是因为密斯的语言蕴含了转译成现代中国建筑的可能性，而格罗皮乌斯所强调的预铸、工业化生产，则负载了太多社会性，少了一些艺术性，然而对于从事创作的人，如何将西方新事物以中国气味传达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说不定这就是台湾战后建筑只受到勒· 柯布西耶和密斯洗礼，而格罗皮乌斯尽管受人景仰却未能施展影响力的原因吧。
1942 年哈佛毕业后，王大闳不仅拒绝入籍美国的机会，也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弹道学”（Ballistics）研究计划和布劳耶（M. Breuer）事务所的邀约，选择接受当时驻美大使魏道明邀请，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担任随员。这个决定，说明他既不愿偏离建筑专业，却又不急于投入忙碌的建筑事务，或许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1944 年10 月，美国杂志《室内》（Interior）邀请王大闳发表作品，带有东方空间况味的“城市中庭住宅”（The Atrium Town House）于1945 年1 月刊登，是他日后建筑创作的原型之一；同年，他参加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设计竞图，在四千五百多人当中跟贝聿铭同时都得了奖，时值珍珠港事件爆发，竟依旧吸引了媒体采访报道，对王大闳而言是难忘的经验。
王大闳学生时代入选作品，刊登于Architecture 1944年4月号
小城镇之中庭住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王大闳挥别生活了十五年的西方世界回到上海，与陈占祥、黄作燊、郑观萱、陆谦受四位友人共同成立“五联建筑师事务所”（1947年），并在上海市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大上海都市计划”。王大闳脑袋里装载的西方“现代性”与古老的中国传统于此交会，将慢慢酝酿，来日迸发出新的生命火花。
1949 年大陆政权转移，王大闳至香港停留两年多后，应父亲要求于1952 年春天迁居台。
生活理想王大闳奉父命来台时，随身仅拎着两只箱子，一箱是书，一箱是日常衣物。身无长物，但在父亲全力支持下，于1953年在台北开设大洪建筑师事务所，建国南路自宅是开业后第一件建筑作品。之后建筑设计案如日本驻华大使馆、别墅、学校、厂房、大楼纷纷涌至，堪称“生意兴隆”。
1960年代，在事务所，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家世显赫、品味非凡、举止优雅、谈吐脱俗，长年留学西方的王大闳立刻成为台北名流圈中备受瞩目的焦点。建国南路宅往来无白丁，建筑人、归国学人、政商名仕无不对这典雅恬静的居所赞赏不已，也以自己能成为座上宾而傲。然而川流不息的宅邸内却缺少一名女主人，王大闳三十多岁了，父亲王宠惠难免不时提点关心。
王大闳在英国求学时期情窦初开，与一位英国少女坠入情网。从自述《两个剑桥》猜测，很可能是房东女儿。王大闳与这位昔日恋人一直保持联络。是多情，却也可能是一种“无情”。
1954 年，王大闳认识了年方十八岁的王美惠。王美惠姊姊任职于美国新闻处，与美国大使馆常有往来，因而结识在大使馆工作的王大闳堂弟，一群人找来年龄相仿的兄弟姊妹一同看电影、郊游，王美惠对斯文、风度翩翩的王大闳印象深刻，但始终以为姊姊才是大家意欲撮合的对象，没想到“雀屏中选”的竟是自己。
王美惠与两个子女，王大闳提供
建国南路自宅合影，王大闳提供
两人相差十九岁，一个是儒雅绅士，一个是懵懂少女，这个选择可能是无意（或有意）复制了英国恋曲，也不无可能是因为“从古至今有许多的男人在一生中追寻一个他理想中的女人，似乎要在女人身上找到他的生活理想……”
1954 年底两人订婚，来年年初举行婚礼。为响应蒋“总统”节约呼吁，王宠惠选择在餐厅以简单下午茶点招待亲友，由叶公超证婚，参与者仅七十人左右，晚上再在建国南路宅内宴请一桌。那天新娘身穿订制白纱礼服搭配银色凉鞋，皆是王大闳亲自挑选，日后王美惠参加应酬的服饰，也全都由王大闳在委托行挑选购入，无一次例外。
60年代 摄于虹庐屋顶之上，来自《王大闳》
面对工作，王大闳的态度是东方的，朴实沉稳、低调自守；面对生活，王大闳的态度则是西方的，风流自赏、桀傲不羁。骨子里，他依旧是那个在英国读书时，为了跟皇室同时拥有仅生产两辆的法国AvionsVoisin 豪华轿车14，长达两个月不跟父亲通信的固执青年。在王大闳的建筑作品中我们看到东西辉映，但在感情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东方男性的主导，也看到了西方男性的奔放。他持续跟初恋英国女友鱼雁往返，与昔日上海恋人联系频繁并接济其生活所需，台北的名媛淑女莫不带着崇拜目光聆听王大闳分享西方见闻，宁愿不顾世俗眼光也要坐在他那线条流畅优美的汽车上一起出游。这在当时以传统中华文化正统自居的台湾保守社会既引人羡妒，也易遭人论议。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建国南路自宅接受记者访问，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才华，是王美惠最崇拜丈夫的优点；风流，却是任何一个妻子都难以忍受的缺点。1964 年，王美惠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跟王大闳结束了近十年婚姻。
忏情录1965 年，王大闳投入国父纪念馆建筑案，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企图寻找新中国建筑而非伪中国建筑的可能性，为期七年。来年他开始译写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将时空地点转换为六七十年代的台北，书中的英国贵族绅士也都改为台湾的社会名流。1977 年由高信疆创办的言心出版社15 出版，书名《杜连魁》。
《杜连魁》封面
王大闳突破传统“谨守本分”的译者角色，在保留、删减、增写之间，与王尔德或对话或交心或唱和，短暂揭开了自己的面具，透透气。《杜连魁》或许是当时国父纪念馆案的一种逃避，却也是救赎。那不仅是王大闳的一个文学功课，也是身兼读者和作者、评论者和创作者的王大闳剖开、看清楚自己之后完成的一本忏情录。
职业生涯王大闳的建筑作品，一直严肃地思考着由西方起始的现代建筑，当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在形式与空间美学上接轨的问题，例如国父纪念馆与“外交部”以钢筋混凝土来转译传统木构造的美学语汇，以及他先后的几个自宅设计（分别在台北的建国南路、济南路与石牌），显现出他对于中国文人传统家居生活的向往与追随态度。此外，王大闳同时极端自律地对应建筑的材料与工法，喜欢用原质的朴素混凝土或砌砖，来呈现传统与文化的建筑意涵，完全不会为了短暂的媚俗目的，刻意轻率地去迎合讨好。
王大闳是台湾战后建筑史上风格与思路的第一个领导人，加以在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时，直接受业于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与现代主义核心脉络直接相承，在思维与视野上，几乎远远地超越其他台湾同代的建筑师。王大闳的作品数量极多，商业性的案子不多，主要作品大半是官方或公部门委托的公共性建筑，以及私人委托的住宅作品。王大闳的创作高峰期，大约集中于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二十年间，例如台大学生活动中心、淡水高尔夫俱乐部、阳明山的林语堂宅、虹庐、亚洲水泥大楼、登月纪念碑计划、“外交部”，乃至于1972年落成、堪称他代表作之一的国父纪念馆（1963年竞图获选）。
1960，“中油”大楼马公办事处，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60，“中油”大楼马公办事处模型 《建筑双月刊》
1961，台北监狱龟山新监总办公厅，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62，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62，淡水高球乡村俱乐部，来自《王大闳作品集》
1965，台湾银行台北宿舍，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66，亚洲水泥大楼，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66，台湾大学化学研究中心，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71，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办公大楼，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71，台湾外事主管部门办公大楼，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71，台湾外事主管部门办公大楼，邹昌明摄，徐明松提供
1972，鸿霖大厦，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72，台湾大学归台学人宿舍，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74，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学研究所
1974，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75，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75，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徐明松摄，徐明松提供
1977，庆龄工业研究中心，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77，庆龄工业研究中心，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80，东门基督长老教会，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84，成功大学文学院，徐明松摄
1984，中央研究院历史文物陈列馆
1985，台湾“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徐明松摄
1985，台湾“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邹昌明摄，徐明松提供
国父纪念馆：最艰难的设计
王大闳曾说：“国父纪念馆是我最艰难的设计，而登月纪念碑则是我自许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登月纪念碑当年曾经引发台湾社会的热烈回响，并由当时的社会名流积极合力推动捐赠这个高度逾二十层楼、优美的白色雕塑物，作为美国独立两百年的礼物，但是后来却因台美关系政治环境的改变，让这计划案终于胎死腹中。
1965-1969，登陆月球纪念碑计划案，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国父纪念馆之所以会是王大闳自认“最艰难的设计”，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关键，也就是他长久在思考现代主义与传统建筑间究竟何者为主、何者为次，这样艰辛辩证过程的未测与难定。关于此，可以王大闳的两种建筑类型作阅读，一条脉络是有宣示意涵的公共性建筑，譬如1972年落成的国父纪念馆；另一条脉络则是私领域的住宅建筑，譬如1953年完工的建国南路自宅。
国父纪念馆设计立意简介，来自《久违的现代》
王大闳的自我推荐信，来自《久违的现代》
国父纪念馆，草图，来自《久违的现代》
国父纪念馆，中标方案地层平面图，来自《久违的现代》
国父纪念馆，中标方案地层平面图，来自《久违的现代》
国父纪念馆，中标方案剖面图，来自《久违的现代》
以国父纪念馆为代表的这类型公共建筑，最显著的特征是外型与建筑语汇上有着清晰可辨、想接续传统建筑脉络的意图，尤其如何能够运用钢筋混凝土或钢骨的材质及工法，以取代并延续木构筑美学的辩证，如今成果依旧鲜明可见。
1965-1972，国父纪念馆竞图计划案透视图，黄政雄提供
1965-1972，国父纪念馆竞图计划案模型全景，王大闳提供
1965-1972，国父纪念馆竞图计划案，模型侧立面，王大闳提供
兴建委员会至国父纪念馆工地视察并讨论配置放样情形，来自《国父纪念馆建馆始末——王大闳的妥协与磨难》
这样对于传统建筑语汇与现代性的辩证，同时代在日本一些建筑师的作品里（譬如1964年丹下健三的东京奥运代代木竞技馆），可以见到对于传统木构造的弧线大屋顶与斗栱构造系统，在以钢骨或钢筋混凝土做构筑时借由现代性语法所表达某种在类同的承传兼致意。
这样的思维轴线，在时代性的位置上，其实也完全符合当时“国民政府”来台后，亟欲在台湾“重建法统”的政治权力思维。然而，对于王大闳而言，这正是祸福相倚的所在，一方面这与他原本的建筑思轴吻合，可以继续他的建筑实践与实验；然而另一方面，在现代性语言与传统文化/符号间，究竟何者应为主体的问题，却也同时交织难解。因为当时的权力者所真正在乎的，其实是传统（宫殿建筑）符号所能暗示的道统与权力象征，对于现代主义在介入时的创新与修正，反而显露出无意承接的态度，而这也成了王大闳无可回避的挑战与困扰所在。
国父纪念馆兴建施工，来自《国父纪念馆建馆始末——王大闳的妥协与磨难》
国父纪念馆的设计过程，相当繁复漫长与不顺利。除了设计自身的挑战外，另外更大的难处，即是来自于王大闳原本想在接续传统语汇之余，仍然能维持住对于空间性格、构筑方法与材料本质的尊重，以及企图能转化符号/装饰为真实构筑的简约性格。然而，这样现代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精神，却难以得到当局的肯定与接纳。至终，国父纪念馆的设计，不得不妥协地趋靠向形式上更大程度的模仿（从原本仅在两侧的大斜弧屋顶与中央的平屋顶，改成四向的传统斜屋顶，并且无视内部大会堂的空间与屋顶形式上的冲突）。
建筑物使用执照申请书，徐明松提供
工程預算书，徐明松提供
国父纪念馆竣工照片，徐明松提供
这应该就是王大闳“最艰难的设计”关键所在吧！
另外可以拿来与国父纪念馆延伸做对比的，应是1961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竞图方案。这个提案虽然得到了评审的首奖，却又因为整体的形式风格，在诠释上“过度”的现代化，无法与当局的威权与道统思维相呼应，最终还是遭到摒除的对待，并替换了另件“粗鄙走样的抄袭品”。这件事让王大闳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已然不只是建筑理念的单纯思辨，还夹杂了时代施加在意识型态上的枷锁，这对抗一定艰辛也必然漫长。
台北故宫博物院竞赛规划案透视图，来自《久违的现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竞赛结构示意图，来自《久违的现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竞赛技术图纸，来自《久违的现代》
王大闳曾在1963年对此为文，表示：“于是，为了想保持中国建筑的传统，大家开始抄袭旧建筑的造型，而对其真精神却始终盲目无所知，把一些艺匠上本属西方风格的建筑物，硬套上些无意义的外型，就当作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在这样无聊的抄袭方式下，产生了今天所谓‘宫殿式’建筑。”
国父纪念馆与周边，徐明松提供
国父纪念馆外景，徐明松提供
国父纪念馆回廊，徐明松摄
国父纪念馆现况屋顶起翘，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然而，这事件显然对王大闳尔后的路线影响深远，国父纪念馆某个程度上的愿意做修正与妥协，大约也反映了王大闳对于建筑实践这条路途某种的无奈及失望吧！
住宅建筑：自由也可喜若从另一条脉络的住宅建筑来看，则王大闳的表现相对自由也可喜。
首先要讨论的，当然是已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建筑经典作品的建国南路自宅。这住宅是以清水红砖承重墙为主要构造系统，并将理念上源自密斯现代主义的玻璃方盒子，作了两个重要的转换。一是材料与工法的在地化（砌砖实墙取代了玻璃帷幕墙、RC构造取代钢骨构造），以符合台湾在地的经济、工业与气候条件；其次，除了依旧维系密斯一贯简洁、流动的空间风格，也与中国传统居家空间的观念作结合，譬如借由高墙断离外在世界，以塑造内隐的园林景致，或者强化室内与院落的空间连结，以寻找自我与心灵对语的契机。
建国南路自宅室内，来自《久违的现代》
建国南路自宅，从客厅望向庭院，王大闳提供
建国南路自宅，臥房老照片，王美惠提供
建国南路自宅平面，王大闳提供
这一条脉络的思辨，相对就显得明晰也自在。其后，也有其他的小住宅陆续出现，但比较值得探讨的作品，应是放在1964年的虹庐与1970年的良士大厦。这两件作品也各自回应了台湾在都市发展历程中无电梯的四层公寓与有电梯的高层公寓（12层）阶段性兴起的事实，以及王大闳对之的回应与思索。
由民间投资的虹庐与良士大厦，一个面对的是相对安静的济南路街巷，一个面对的是宽广繁忙的敦化北路。王大闳在处理这样都会与现代的住宅时，最有趣的应是他应对外在环境时依旧延续着中国传统住宅的内外断离态度，一反西方高层建筑以开放的门窗，迎向外界空间的作法，反而在迎街的正立面上，塑立起近乎封闭的垂直墙面（让人联想起苏州住宅的白高墙），并另外打造可透光通风的共用天井空间。
1964，济南路虹庐，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64，王大闳于虹庐，王大闳提供
1964年，虹庐楼梯间，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64，虹庐客厅，《建筑师》杂志
1964，虹庐餐厅、月洞门与穿堂，《建筑师》杂志
1970，良士大厦，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70，良士大厦，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79，弘英别墅外观正面全貌，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79，弘英别墅，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79，弘英别墅，邹昌铭摄，徐明松提供
1979，弘英别墅客厅与起居室，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79，弘英别墅，餐厅远看团扇窗，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1979，弘英别墅施工图，公寓二至六层平面
想要以传统的内隐式空间形态，来回答现代都会的高层住宅究竟应当如何做发展，其中积极回应传统的姿态与意图，鲜明可辨。然而这样的尝试虽然可敬，但并没有得到当时正将迅速扩张、由建商所主导市场面的善意回应。王大闳也在主观与客观的因素下，渐渐淡出1980年代起全然由商业主导的建筑世界，更逐日为社会所淡忘。
结语 揭开金箔下的轮廓我只想简单的说：
我祈求的不过是那高雅德惠
因为我们的歌声中承载了
这么许多种音乐
因而渐渐沉没。
因为我们的艺术如此巧饰
在层层金箔下
失去了轮廓。
这是我们的发声时刻
不须夸夸而谈
我们的心灵明日将重新启航。
1968 年，格罗皮乌斯赠王大闳手抄诗稿希腊诗人塞弗里斯（GiorgosSeferis，1900-1971）著。
音乐人锺文雄说：“建筑界私底下流传一句话，如果王大闳肯弯一弯腰，台湾的建筑师肯定没饭吃。”
面对名利竞逐而能做到袖手旁观、“无所事事”并不容易。视成功如无物，除了需要人生历练，或许也跟王大闳凡事总会做反面思考有关。
早年有多所大学邀请王大闳教书，他仅答应台北工专工业设计科主任萧梅老师之邀，在工业设计科建筑组任教过六年时光，因为他认为建筑跟工业设计脱不了关系，工业设计的学生会动手做，建筑也该是如此。评图时候若有老师批评学生作品，王大闳总会以“也不尽然如此，他的设计还有其他优点”帮学生说话，每次上课都带巧克力请学生吃，一人一颗颜色不同，还让学生吃完后将包装纸贴在图板上，毫无架子。跟他学设计的学生，无论资质优劣，做出来的东西肯定四平八稳，他从不说这个设计不好，只说这个楼梯走起来辛苦、那个门把会刮手，然后让人自己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既不顺着别人的话说，想拍他马屁更是困难。王镇华老师有切身经验，每次在建筑师公会开会，当大家话题都浸淫在抱怨的情绪时，王大闳就会踩煞车。
所以，王大闳虽然体认到建筑是服务业，但他却不肯弯下腰、总是挺着背脊从事“服务”。
2006年10月，王大闳先生与策展人徐明松摄于台中TADA Center“久违了，王大闳先生！”建筑展开幕当天，图片来自《论述与回忆——王大闳》
2007年11月17日，“久违了，王大闳先生”特展开幕影像，图片来自《国父纪念馆建馆始末——王大闳的妥协与磨难》
当时阳明山上多栋私人住宅皆出自王大闳之手，新光企业创办人吴火狮先生出面邀请他设计自宅时，却遭到王大闳拒绝，直到吴家晚辈遍访王大闳作品后再约相谈，才让王大闳点头答应。
他不抢案子，不抄袭，甚至不“抄袭自己”，时时求新求变。强调真才是美，力求材料的真实，而非做出来的虚假。事务所同仁说起当年跟许多公部门案子失之交臂，常是因为王大闳坚持中国现代建筑路线，对方一有疑虑便立刻推辞，因此他主要设计的都是私人、民间企业的案子，公共建筑作品其实不多。王大闳心中明白，要想封杀一个建筑师，只需说他很固执、难沟通，自然就没业主敢上门，但他并未因此改变作风。
这样的态度，显然跟很多建筑人不同。王大闳的《雄心与野心》一文，也可看出他跟昔日同窗贝聿铭二人之间的差异。
2006年8月，王大闳先生在模型制作工作室好奇地观看摄影机，图片来自《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文中谈到格罗皮乌斯受美国基督教基金会委托规划设计预定在中国东部建校的华东大学，因而找了贝聿铭跟王大闳讨论，以了解中国建筑的精神及地方特色。后来此案改在台湾，是为今日的东海大学，但不知何故，规划设计案最后改由贝聿铭负责，令格罗皮乌斯十分不快。1975 年日本在大阪举办世界博览会，国内举办中国馆公开竞图，贝聿铭本为评审委员，但后来却成为负责设计师，也难免引起非议。虽然王大闳说中国馆是大阪博览会中最吸引人的展览馆之一，只不过想起自己在故宫博物院设计案类似的经历，恐怕也百感交集。
王大闳以“为了理想而不择手段的同学”称呼贝聿铭，说他有魄力、想象力以及精敏的生意头脑，也佩服他的机智和口才，因此有今天的地位。
壮阔雄心与独特野心，让他们在建筑舞台上各自散发不同光芒：一个耀眼，一个隽永。在外人眼中看来，相较于贝聿铭的积极主动，王大闳写作、翻译、谱曲难免予人不务正业之感。
两个人之间多年交情，虽然没有频繁联系，但从贝聿铭送的礼物总是王大闳所喜欢的，可知二人称得上是知己。不过“除上面所说几点之外，IM 和我别无相同之处。他始终居留异邦；我急于回往祖国。他胸怀壮志，从纽约麦迪逊大道迈进欧亚，抓紧机会，不顾一切地去实现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台北街头巷尾，白日燃烛，追寻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生活与环境，渴望有一天能完成几件深具意义的工作。”
“久违了，王大闳先生！”回顾展，台中展场，2006年，邹昌明摄，徐明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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