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和我同一年参加工作，那时我在土建工地当木匠，他在安裝工地开天车。老美家住旧城小召前石头巷，他爹在马车社赶马车，他妈在云母厂剥云母。老美虽然生性有些昏愚，但思维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迟滞，迟滞的人能进电建公司开天车？但是师傅们总在背后嘲笑他，并编排一些故事来奚落他，让人似信非信。曾经听一个师傅说，有人给老美介绍了个对象，人家问他弟兄一共几个？老美说：“连我父亲哥仨。” 还有人说，老美父亲弥留期间，已口不能言，似急切的目光扫向孩子们。作为长子，他上前安慰父亲道：“没事，火葬场咱有熟人，到时候先烧你。”你说这不是撇逼吗！
1969年夏，包头市因为“挖肃”运动扩大化，民怨沸腾，社会秩序一时失控。工地上全面停产，工人们跑得一干二净。口里的师傅们都跑回老家了，我们呼市的师兄弟们也趁机逃了回来。一天我和田林老严骑车在街上闲逛，路遇老美。那时老美已经在男女之事上开窍了，处处托人给他介绍对象，于是田林一见面就主动问起他找对象的事来。老美说，邻居给他介绍了好几个，人家都嫌他家穷，看不上他。田林向来没有正话，他信誓旦旦地告诉老美说，你的对象就包在我们哥仨身上了，不过到时候，你可要请客呀！老美自然满心欢喜地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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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美不得已只好和盘托出。女孩的父亲又问他家在哪里住，家庭及爹妈的情况，说起来他似乎还知道老美的父亲。他见老美为人诚实忠厚，一时有些喜欢，说：“你不要着急，你们先处处再说，有空常来哇！”
后来，老美隔三差五地往人家跑，在女孩家担水劈柴啥活儿都干，不到一年时间两人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时间到了1970年的初夏，老美向工地主任请假办婚事，工地主任不准，因为当时内蒙古正处于全面军事管制，各单位的纪律抓的非常紧。老美再三说家里已经把猪杀了，眼看天热，肉也放不住了；“亲戚坐下一炕，豆芽生下一丈”。工地主任耐不住老美的缠磨和央告，于是悄悄地告诉老美，只给他三天婚假，快去快回，和谁也不许说。
运气不好喝凉水也塞牙。就在老美离开工地的第二天，另外一个天车工因病住院，天车一时无人会开，工地处于停产状态。军管人员知道后震怒，问到工地主任时，他也嗫嗫嚅嚅地不敢细说，于是当天军管会就张贴布告宣布开除老美的公职。老美婚后回到包头，获知此事懊悔万分，再三哀求也无济于事，只好卷起铺盖卷回家。
老美回到呼市后，一时没有生活来源。那时呼市市区正在深挖洞，到处刨的乱七八糟。他每天参与其中，为的是人家中午给的一碗烩菜、两个馒头。
那时，石头巷附近有一帮小混混，偷窃、打架、破坏无恶不作，老美在挖主巷道的过程中结识了他们。后来主巷道不挖了，老美天天配合他们行窃。他的主要任务是替人家打掩护，比如一旦东窗事发，他就上去阻拦、劝告事主，使得小绺们能及时脱逃。他然后收点保护费，以此来维持生活。
一天，那帮小混混们谁也没有偷到钱，老美没有一分钱收益。他揪住一个岁数不大的孩子不让走，从身上也没搜到钱，于是把人家的自行车扣住不放。那个孩子回家告诉了家长，家长报了案，于是老美身陷囹圄，以抢劫罪被判了四年。
老美刑满释放后在一家茶馆做临时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客人斟水、抹桌子，每月能挣二十几元，凑乎着养家糊口。
那时天天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非常紧。茶馆里非常复杂，每天三教九流啥人都有，还常常有流窜作案人员混迹其中。公安局当然不会放过任何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茶馆也是他们密切关注的场所。
至今搞不清老美是如何和公安局挂上钩的。他后来作为卧底，长久在茶馆里工作。一次我们去他家闲坐，老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烟盒大小的微型录音机。录音机是进口货，打开后盖还能取出一个大衣纽扣大小的录音带，老美说连续能录四个钟头。如果遇到有价值的信息，只要用手从口袋外面轻轻地碰触一下开关，录音就开始进行。老美说公安厅每月给他15元钱补贴，遇有价值大的信息还可以另加钱。那时15元已经不少了，够两口人的生活费了。
据老美说，他曾经为公安局提供过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还有过大义灭亲的行为。他的舅舅从后山来，蹲在灶火圪崂里抽大烟，就是他举报的。后来被关了两年，还牵连了老家的许多人。
老美也办过伤天害理的事情。1979年，中越开战时，他母亲所在云母厂的厂长曾是个越南华侨。这个厂长平常对工人过于严酷，和越南通信也很频繁，不少人私下骂他是越南特务。后来老美把此信息提供给了公安局，第二天这个厂长就被拘押、家也被查抄。虽然查获了数百封与越南亲友的信件，但毫无价值；公安人员又对他刑讯逼供，他也交代不出，等到被放出来已经瘦得没人形了。说来这个厂长对老美的母亲还挺关照的。
我们后来见到老美就骂他损阴丧德，老美并不懊悔。他说不如此，不足以养家糊口。后来有十几年没见过老美，听人说他不到五十就死了，因为心梗死在一个旅店里。他原先住的那处院子，早就拆的不见踪影了。
来源：听老绥远韩氏讲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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