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柏拉图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古代哲学家。然而他却在主要知识领域中激烈反对自己的老师，柏拉图的哲学认为“理念”与“事物”是分离的，亚里士多德则将它们转变成“形式”与“质料”，统一在一起；柏拉图说认识只是一种回忆，所有的观念都先天存在于我们的心灵里；亚里士多德则反驳说人心犹如平滑的蜡块，如果感官不与外界事物接触，那么就必然不能产生图章的印记，认识要来自于感觉。
在政治学领域，柏拉图构思了一个由少数哲学家来统治的王国，这个国家等级森严、分工明确、财产公有。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猛烈的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且从“美德是一种中庸”的伦理思想中引申出自己的政治理论，认为最好的国家应由多数中间阶级来统治。要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理论，得先从他对“理想国”的批判说起。
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
柏拉图所向往的理想国家在著名的《国家篇》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国家。首先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智慧、勇敢、节制等美德之上的，国家的基本原则是正义。所谓的正义就是在国家中做正当的事，每个人都只从事一种对国家有益的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又同时适合于他的天性。在这样的理想国中，个体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实现了统一。故而柏拉图说：“如果这个国家里的商人、军人、官吏各做各的事，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公道的。”
理想国中的公民便分为三种人，即平民、士兵和监国者，分别代表节制、勇敢和智慧三种美德。监国者属于少数精英，拥有智慧，故而只有他们才能享有政治权力，他们的数量要比前两种人要少得多。因为监国者统治着国家，所以要特别重视对他们的教育与培养，如果监国者的孩子天资不足，就会下降到士兵或普通人中去。
理想国实行与斯巴达相似的贵族、寡头政体，或者叫精英政治。柏拉图认为国家要想具有智慧这种美德，就需要有一些高瞻远瞩、博学多才的人来担任监国者的角色。这些人具有治理整个国家的知识，但他们只是少数人，站在了等级的最顶端。在他们的下面是代表勇敢的士兵，最底层则是从事劳动的平民。监国者是统治者，其他人是被统治者。监国者要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所以他们除了政治家外还需兼有哲学家的身份，被称作“哲学王”。
在经济方面，斯巴达实行过共餐制，相应的理想国则有彻底的共有财产制。监国者们要像军营一样生活在一起，大家一共吃饭，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货币。朋友们之间的一切东西都是共同所有的，甚至也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内。所有的孩子一出事就被国家带走，由国家抚养长大，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此外，未经国家批准而生的孩子都是不合法的，国家制度干涉到了家庭生活。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无法接受的，他在《政治学》中就对柏拉图政治学展开了系统的批判。
柏拉图（前427-前347）
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国”的批判通过对古希腊众多城邦的考察，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的政治组织方式主要分为三种：（1）所有公民必须把一切财产完全归公；（2）完全不归公；（3）一部分归公，另一部分仍保持私有。
完全不归公的城邦非常稀少，一个城邦里总会有一些公有设施和土地，很难做到所有的东西都被私人占有。一般来说，大部分城邦都属于第三种，家庭保持私有财产，政府机构实行公共所有制。人们都知道完全私人很难存在，但有一些人则向往完全公有，试图用政府的公有制来消灭家庭的私有制。于是问题应这样讨论——一个优良的城邦是否应该尽可能地把一切东西划归公有？柏拉图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亚里士多德则针锋相对，进行了坚决否定。
归公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讨论，第一部分是财产是否能够归公？第二部分是妻儿能否归公？
亚里士多德说财产归公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纠纷与争执，因为它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界限也非常模糊。如果土地划为丘亩，各归私有，那么每个人都只能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即使食不果腹，他也无法怪罪到别人的头上；如果土地完全归公，由大家共同耕耘，然后再将产品分配给各人，那么多劳而少得的人将埋怨少劳而多得的人，他们常常为一些细故而吵得不可开交；如果土地与产品全部归公有，那么谁都会以主人自居，而不愿去做别人的仆人，不肯下地劳作，反而导致生产荒废。
柏拉图以为实现财产公有便能使所有人都亲如子弟，不料他们却反目成仇。因为财产归公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界线，既然谁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那么谁的利益都将会被侵犯。相反，财产私有则明确了这些利益分界线，谁都能在自己的范围内合法捍卫自己的权益。所以亚里士多德说：
“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以改进了。”
那些公家的东西，如果不纳入个人的利益范围，人们便会像对待公共物品一样肆意糟蹋或者暗中偷取。因此，公共物品应当维持在一定的数量，满足公共需求即可，而不是持续扩张，侵犯到私人利益。
其次，妻儿归公制乃是社会伦理的倒退，非但没有促进成年人对儿童的关爱，反而造成普遍的冷漠。一对父母如果只有一个子女，那么必然会对他万般珍爱；反之，如果城邦中的儿童都是我的子女，那么我将拥有成百上千个孩子，父爱也就被分为成百上千份。结果是任何父亲都将由此而变得疏忽，懒于管教子女。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宁愿是某一个人的嫡堂兄弟，也不乐于成为柏拉图式的子女。”
柏拉图想在顶层阶级监国者们之间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度，这是不可能的。“理想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奴隶主们为了保持统治的长久性，才想要组成一个没有私产的公有阶级；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洁性，又想实行共有妻儿的制度。想用国家来破坏家庭，镇压下层阶级，而美其名曰精英政治。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国家并不理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国家应是橄榄型的，即由中间阶级来进行统治。
“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由中等阶级统治的国家才是最好的柏拉图认为国家要由聪明睿智、血统高贵的监国者阶级来统治，这些人掌握治国理政的专业知识，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适合统治国家的人既能不是天才也不能是蠢材，天才容易变成狂暴自大的罪犯，蠢材则常堕落成无赖与流氓，前者暴戾，后者狡诈，都不具有美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认为美德就是一种适中，而处于精英和愚民之间的中等阶级才拥有政治美德。
在任何国家里，总有一个阶级十分富有，另一个阶级非常贫困，而大部人则居于中间，也就是说他们拥有适度的财产，过得既不拮据也不宽裕。那些生于富贵之家的人，从小就过惯了有求必得的生活，所以他们缺乏服从的精神，不服政府管制。一旦他们掌权，必将变成目中无人、飞扬跋扈的专权者。而那些从小就为了填饱肚子而挣扎的人，经常为了生计进行巧取豪夺，变得不择手段、没有底线，他们在野时会是擅长奉承的奴才，当政后又将变成蛮横的暴君。因此，这两种人都不适合做统治者。前者会导致独夫专制，后者又将造成暴民统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
“一个城邦应该尽可能由平等和相同的人们组成；而这种人一般的就是中等阶级。”
中等阶级是最安稳的阶级，他们拥有适度的财产，既不会像富人那样嫉贤妒能、虚荣攀比，也不像穷人那样喜欢觊觎别人的东西。他们不谋害别人，也不常被别人给谋害。中等阶级不会像精英那样，自以为掌握了未来社会的神启，为了把人们带往日后不确定的福地，反而牺牲了现时的快乐。中等阶级统治的国家则立足于现在，使每个人都尽量过得舒适，不强迫他们为了实现城邦的发展目标而牺牲个人利益。中等阶级也不像卑贱的政治流氓那样，为了利益而结党营私，发起党派斗争，使城邦在内耗中损害所有人的利益。他们具有平等的观念，自己过得适足，与他人不存在过多的利益纠纷或重合点，所以不需要加入党争，而是擅长立法，懂得用法律秩序而不是斗争来管理国家。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富贵阶级不能服从，所以只能够专横地统治；贫困阶级不懂得如何指挥，必然像奴隶一样受统治，如果他们偶然翻了身，也会把别人当奴隶一样去统治。在这两个极端阶级统治的城邦里，公民们只有主与奴之分。而唯有中间等级所统治的城邦中才有自由民，才能最大限度的让公民参与政府的有效管理。
“所以很显然，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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