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杂剧和小说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和尚破戒的现象。打个比方来说，《水浒传》中的破戒僧比比皆是，喝酒吃肉的鲁智深、淫人妻女的裴如海。杂剧《竹坞听琴》、《桂枝儿》、《女贞观》中，亦出现了不少违背清规戒律的和尚。
那么，为什么小说家热衷于诋毁出家人呢？
和尚形象的恶化，其实与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息息相关。佛教刚刚流传到我国，依旧保留着最原始的形态，僧人们需遵行来自印度的“僧团制度”，远离世俗的政权。不过因为这种自成体系的规则招致统治者的不满，所以很快便引发了灭佛运动。
唐玄宗以前的和尚，一直在以僧团的形势与王道分庭抗礼。开元年间以后，和尚才做出了妥协，成为世俗世界的“另籍之民”，与其他老百姓一样接受王朝价值观的教化和改造。《西游记》里出现的通关文牒，其实就是和尚的身份证明——度牒。早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了这种用于标识僧人身份的文书。随着中土佛教对中原王朝的妥协，朝廷对度牒的管理也愈发严格。
到了元朝时期，和尚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元朝皇帝崇信佛教，并从法律角度赋予僧人相对崇高的社会地位。在当时，作为“四等人”的汉民若是打了喇嘛，就要受到断手的处罚。即便是骂了喇嘛一句，也会被官差割去舌头。地位变高了，想要出家的人也越来越多。根据文献的记载，元朝时期的僧人数量约为两百万左右。
和尚的出身鱼龙混杂，所以有不少动机不纯的僧人不再遵守清规戒律。朱元璋早年曾做过和尚，在他看来，佛教不过是一种用于宣传的动员工具。所以，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在管理宗教的方面花费了不少心思。在此期间，朱元璋对和尚的种类、职责和财产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首先，是将普天之下所有的和尚分为禅、讲、教三大类。所谓禅，就是禅宗的意思。讲的含义，便是注重研究佛教义理的天台、华严诸类。至于教，说的是演行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之僧众。在洪武年间，想要当和尚必须要通过规范的国家级考试。如果经律义理或瑜伽法事方面的基本素养不过关，那便没有资格出家。至于负责法事的教僧，他们的考核就相对简单了。朱元璋的这项政策，直接提高了当和尚的门槛。
其次，朱元璋对寺庙做出了一些要求。每个寺庙里，必须有一位专门负责收支出纳、官府往来等俗事的砧基道人。除了砧基道人之外，禁止其他和尚与俗家打交道，更不准与官府结交。如果不是为了游方问道，和尚不得擅自离开寺庙，必须与日常社会严格划分开来。当然，教僧要在俗世做法事，所以并不受此禁令的限制。可即便如此，朱元璋依旧在《申明佛教榜册》里明确了教僧做法事时收取的费用标准，防止教僧以法事的名义敲诈百姓。
明朝时期，老百姓所能接触到的和尚，大多是能够随意出入寺院的教僧。因为要频繁地做法事，所以教僧与老百姓的接触比较频繁，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公众的视野下。一旦教僧做出了一些违反清规戒律的情况，他们的劣迹传播得远比其他类型的僧人快。
《中国僧官制度史》记载：“全国的寺院数及三派的比率虽是不祥，而由现在的明代地方志书来看二三地方的比率则如下：湖州府，教寺三十七，讲寺六，禅寺二十四，所属宗派不明十七，总计八十四寺，所归并的寺院庵堂二百五十一寺；姑苏府，教寺七十一，讲寺二十三，禅寺三十一，所属宗派不明六，总计月百三十一寺，所归并寺院五百五十八寺。”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朱元璋提高了出家的门槛，但当时的和尚数量依旧相当多。成为教僧的出家人，未必精通经律义理，教僧的素养距离禅僧、讲僧差得多，加上他们收入颇高，与世俗接触频繁，难免会频繁破戒。随着时间一长，教僧中的破戒僧败坏了和尚的名声。
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僧人名声被败坏的情况又是喜闻乐见的。因此，明朝时期的破戒僧逐渐成为小说家笔下频繁出现的角色。
实际上，这就是明朝社会、统治者与文人给和尚头上泼的脏水罢了。
参考资料：
【《水浒传》、《西游记》、《中国僧官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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