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7日，测量登山队员在珠峰峰顶与国旗合影。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供图
195天后，在珠峰深一脚浅一脚踩过的冰川、积雪，终于具象成一个数字：8848.86。
手机新闻弹窗的时候，王伟又想起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从登顶队友手里接过装着峰顶数据U盘的那一刻。
距离珠峰高程测量已经过去半年，李锋说，从西藏回来以后，感觉记忆力不太好，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但看到这个崭新的珠峰高度，在海拔5600米坚守的11天10夜又历历在目。
张伟琪已经在云南执行外业测量任务3个多月。天冷了，在珠峰冻伤的三根手指时不时会感觉到疼和麻木。“高原冻伤就是这样的，好不了彻底，注意保暖就好。”他觉得，这是珠峰留给他的遗憾，也是收获。
从3月2日展开基础测量起，到5月29日交会测量结束，69名国测一大队队员在珠峰奋战了89天。
珠峰测高的荣耀，一波三折的磨砺，时时刻刻的生死考验，在他们眼里，最后都是来自珠峰的礼物。
海拔5200米
“两次冲顶受挫，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登顶前一晚，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下了一场大雪。
“那是我们到西藏三个月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从26号早上一直下到27号早上，积雪有三四十公分厚。”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副队长、2020珠峰高程测量现场副总指挥张庆涛记得，虽然大本营每天下午五六点钟都会开始飘雪，却从来没有下过那么大。
此时已是5月下旬，气象条件越来越差。
这是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进驻大本营的第50天。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错过了两个登顶的窗口期。
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喜马拉雅的风季，风速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加。而6月至9月，又是珠峰地区的雨季，多有雨雪交加或大风雪。只有在5月，会出现登山的窗口期，有两三次适宜登山的机会，而且，每次只有连续两三天左右的好天气。
5月6日，测量登山队第一次出征冲顶。8日，在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待命的队伍收到前方修路队消息，海拔7028米处北坳大冰壁有流雪风险，前进受阻。
测量登山队员王伟记得，当时队员都希望能够先在前进营地待命，等等看天气会不会好转。
“5月9号没法通过北坳大冰壁，就肯定赶不上12号的登顶窗口期，坚持没有意义。”张庆涛回忆，指挥部决定让队伍直接下撤到大本营调整。
5月16日，测量登山队第二次向顶峰发起突击。但受气旋风暴“安攀”的影响，7790米以上区域积雪过深，队伍不得不再次下撤。
“如果再次下撤至大本营，对队员体力上的消耗和心理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最终，测量登山队决定在前进营地驻扎休整，随时看情况往上冲。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在珠峰大本营，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队长李国鹏感觉自己的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
作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现场总指挥，他必须要和指挥部做出一个临时的艰难决定：将原计划的12名冲顶队员缩减至8名，选拔具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测量登山队员，成立冲顶突击队。
“我们不能考虑太多别的因素了，最重要的是人员安全，确保登顶测量任务完成。”李国鹏的压力很大，但他不想也不能把这种压力传递给队员。
他一再告诉大家，每个人都代表集体，荣誉属于大家。无论谁登顶、谁不登顶，都要服从指挥，要团结。
最终，5月27日上午11点，8名测量登山队员经过9个小时的攀登，成功登顶珠峰。
对测绘人来说，在所有人为登顶欢呼的时候，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登顶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成功架设觇标，能不能顺利测量，能不能采集到足够的数据，这都是未知数。”张庆涛说。
事实上，受峰顶极端环境的影响，测量仪器确实一度不能正常工作，花费了较长时间进行调试。为确保测量的准确性，两名队员摘掉手套，三名队员摘下了氧气面罩，在峰顶无氧作业100多分钟。
5月28号晚上8点半，测量登山队员下撤到大本营，数据被尽快安排下载检查。到晚上11点，经初步检查分析，数据安全，质量良好，满足要求。
李国鹏坦言，直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2020年5月27日，珠峰大本营众人庆祝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供图
海拔5600米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看看有没有下雪”
测量登山队员登顶的时候，12名交会测量队员已经在珠峰脚下6个交会点上等待了8天8夜。
在交会点，测量队员要随时准备着，在队友登顶架设好觇标后，同时开始三角高程测量和交会测量，并持续2到3天。因此，这些交会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地形稳定，二是能看见珠峰。
此次珠峰测量共设6个交会点，分别位于海拔5200米、5500米、5600米、5700米、5900米和6000米的珠峰脚下。
海拔5600米的西绒点，是路途最危险、最难抵达的交会点。驻守西绒点的交会测量队员程璐和队友上去三次，走过三条不同的路。
从海拔5300米的珠峰二本营出发前往西绒交会点，需要横穿中绒布冰川。冰裂缝隐藏在碎石下，一旦踩到冰缝，人就可能掉进去。
程璐记得，第一次上西绒点的时候，完全没有路，花了10个小时才抵达。到5月29日完成交会测量下撤时，冰川已经融化许多，之前能踩着走的冰都化成了水。他和队友绕过冰川，又找了一条新的路，才回到二本营。
在前往这些交会点的路上，还随时可能会遇到暴风雪。
交会组组长李锋和队友第一次前往海拔5500米的中绒点的时候，就在暴风雪中迷了路。
“我们从半山腰往下走，路上的碎石就一直往下滑，碎石底下全是冰。如果顺着碎石滑下去了，就会滚到沟底去。再晚点天黑了，看不见路了，就彻底回不去了。”几个人都深知，在这种地方，如果晚上回不到营地，在野外待着，意味着什么。
他心里又着急又害怕。但队友体力透支，已经无法走得更快。天快黑又下着雪，也不可能让队友来营救。
最后，三个人硬着头皮，凭着感觉朝大方向走。到晚上8点，他们终于看到了二本营的帐篷和队友们站在大雪里等待的身影。
通往交会点的路途大多艰辛危险，上下一次不容易。因此，在登山测量队员第二次冲顶无果后，交会测量队员并没有下撤。
在李锋看来，传统的交会测量，对专业测绘人员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技术难度，加上此次采用超长距离测距仪，只要不失误，基本能确保获得有效的测量数据。
但他从没有想过，会在荒无人烟的交会点一口气待上11天10夜。
白天，海拔5000多米的交会点紫外线强烈，狭小的帐篷就变得跟蒸笼一样。但长时间待在户外，又极容易晒伤皮肤。晚上，交会点经常下雪，温度极低，呼出的气凝成霜，到早上就变成冰碴子挂在帐篷顶上，稍微一翻身，全掉在脸上。
中途，二本营的队友来送过一次补给，野外条件有限，大多是方便面和自热米饭。水消耗得快，程璐和队友就把雪和冰储存起来，融化成水用。李锋所在的中绒点取冰不易，只能节省着用。“喝水都是小心翼翼的，很渴了才喝一口。”
在交会点等待队友登顶的8天里，程璐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外面有没有下雪，能不能看到珠峰顶。“不下雪，才有可能登顶；能看到珠峰顶，才可以测量。”
他不是觉得多难熬，只是迫切希望得到一个结果。“外围水准测量去年就开始了，几十号人忙碌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最后登顶这一刻。但是我们都知道，窗口期不多了。”回想当时那种心情，他说，就是怕自己和队友这么久的努力，最后因为天气的原因付诸东流。
漫长的等待后，5月26日晚上，交会点的队员们收到27日冲顶的消息。
担心第二天精神不好影响测量，程璐和队友早早地睡下了。李锋几乎一夜没睡着。雪砸在帐篷上又滑落到地上的声音，让他心里非常忐忑。“那天晚上下的雪，跟第二次冲顶的时候完全一样。”
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程璐就冲着对讲机问，登山队怎么样了。得知队伍已经往山顶冲刺，他赶紧穿上衣服架仪器，从测距仪里看登山测量队员攀登的身影。
“几个小黑点，离峰顶越来越近，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会儿真的觉得，这事儿成了！”程璐感慨。
一场大雪过后，海拔5600米西绒交会点的测量队员在清理帐篷上的积雪。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供图
海拔6500米
“交出氧气面罩，等于交出峰顶通行证”
冲顶那天，王伟坐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帐篷里，和队友们用手机观看峰顶的直播画面。
他曾无数次想象自己站在那里的样子，也曾无限接近那里。
5月18日，第二次冲顶珠峰前，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在前进营地公布了12名攻顶队员名单。王伟顺利入选。
出发前，王伟又练习了好几遍带氧气面罩。进行登山训练的时候，教练曾经教过他，但真正要上峰顶了，他担心失误，想着再把全部细节过一遍。
那天，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到海拔7028米的北坳大冰壁，一路天气很好。但往海拔7790米继续攀登的途中，暴风雪就来了。
当晚，队伍在7790米的C2营地驻扎。王伟记得，第二天醒来，雪已经把帐篷淹没了一半。“睡在里面，发现雪已经把帐篷压低到快挨着额头了。打开帐篷一看，一半都埋在了雪里。”
直到上午11点多，队伍接到指挥部通知，因天气原因，海拔7790米以上区域仍然雪深过米，为保障队员安全，再次撤回6500米前进营地休整待命。
下撤的时候，王伟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撤出攻顶名单。“当时觉得自己的体能没有问题，身体状况也很好，特别乐观。”
回到前进营地的第三天，登山教练来找王伟。“他告诉我，把氧气面罩交回去。”
王伟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在珠峰，氧气面罩就是通往峰顶的通行证。要登顶，必须要戴氧气面罩，把你的氧气面罩收回去，意味着不让你登顶了。”
一时间，他找不到什么语言来安慰自己。
为了这一次登顶，他准备了5个多月。在1月12号进入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开始系统训练前，他就坚持早中晚跑步锻炼。在北京，训练强度很大，他基本上每天都会跑10公里。每次训练，教练安排的训练量他都要超额完成三分之一。有时他在包里装满矿泉水瓶进行负重跑，最长的一次跑了7个小时。
但他理解，这个决定是出于对没有过海拔8000米以上攀登经验的队员生命安全的考量作出的。
调整好情绪后，王伟和队友在前进营地给要冲顶的队员和教练们做了系统的仪器操作培训，还进行了多次考核。为了防止忘记，他还写了操作步骤，拍好照发到他们的手机上。
“当时肯定是特别失望和遗憾，但我也告诉自己，我们是一个团队，只要测量觇标能架上峰顶，团队任务能完成，我个人完全服从集体安排。”
这样的遗憾，测量登山队员张伟琪感受得更为彻底。
在正式登顶前的第二次拉练中，他在海拔7400米冻伤手指。后来医生告诉他，假如再晚发现半个小时，他的三根手指可能就保不住了。
在山上，攀登队长袁复栋曾告诉他，高原冻伤短时间内好不了，甚至可能会有后遗症，他的登山任务或许就要提前结束了。“我体会到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
接受治疗后，出于安全考虑，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张伟琪被安排在大本营休整，慢慢等待手指康复，伺机上山，然而直到任务结束，他也没再上过山。
期间，指挥部曾同意他随队伍第二次向峰顶出发，但为了防止手指二次冻伤，最终他还是被留在了大本营进行恢复。
“我也曾经感到沮丧、不甘，但是听到登顶测量任务完成的时候，心里也都只有骄傲和喜悦。”张伟琪说。
2020年5月23日，测量登山队员张卫东用国产重力仪在海拔6500米进行重力测量。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供图
海拔7028米
“脚踏出去一步，要深呼吸三四下”
通向峰顶的路上，海拔7028米的北坳大冰壁，是绕不开的第一个危险点。
第一次攀登到北坳大冰壁底下的时候，王伟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从前进营地出发，海拔6700米有一处平台，冰很厚，走在上面感觉像踩在玻璃上一样。再往前走，直接就是一堵冰墙，300米高，几乎垂直。”这就是北坳大冰壁。
王伟心里直犯嘀咕，感觉根本不可能上去。在教练的带领下，队员们拉着一根路绳，一步步往上走。
第一次攀登北坳大冰壁的王伟，心里觉得很害怕。“冰壁坡度特别陡，又有很深的积雪，脚踩过之后，下面就空了，上面的雪很容易流下来。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发生雪崩的。”
再往上走，是几十米高的大冰川，已经风化得很严重，悬崖峭壁上伸出的一个个石块，像是随时会掉下来。
“攀登北坳大冰壁，脚踏出去一步，要深呼吸三四下，海拔再高一点，甚至要五下。”他记得，第一次通过北坳大冰壁，350米的海拔高度，队伍走了6个多小时。第二次5个多小时，第三次4个小时，每一次都适应得更好了一点。
在北坳大冰壁，还有队员要在这里完成测量任务。
第二次冲顶过程中，测量登山队支援组队员张卫东和队友，就在北坳大冰壁进行了雪深系数数据采集。
那天，张卫东和两位队友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就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抵达了海拔7028米的北坳大冰壁。
接下来，他们要在这里凿开冰面，挖一个长宽各1米、深1.3米的巨坑，将一块金属钢板插到底部。“急行军两个小时后，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高强度工作3个小时，疲劳度可想而知。”张卫东说。
完成工作后，天快黑了，但为了当晚返回前进营地，他们只能靠着路绳和头灯开始下撤。“下撤过程中，我们就发现雪已经特别厚了。如果有人踩踏或者滑落，就可能发生流雪危险。”
张卫东说，当时三个人商量好，彼此之间保持二三十米距离，前一个人顺利下去，就可以通知后面一个人下。
“当时我们脚上穿着冰爪，雪太厚了，天又黑，我脚底滑了一下，冰爪踩到另一只脚的高山靴，整个人拱了一个圈挂在了安全绳上，下意识就抓住绳子，还好人停住了，如果滚下去，旁边就是悬崖。”回想起来，他依然心有余悸。
事实上，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方，危险无处不在。
“从海拔7028米的一号营地出来，就有很多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有的被雪虚掩着，只能看到一个凹陷，根本看不到有多深。如果一脚踩空，很可能拉不上来。”第二次冲顶的时候，队员们在满是冰裂缝的雪地里绕了很久，直线距离几十米的一段路，硬是绕了好几个圈才走过去。
再往上走，海拔7500米的大风口，是珠峰攀登路上第二个危险点。
到达海拔7500多米的时候，暴风雪就突然来了。王伟回忆，那天风雪特别大，他和两个教练相隔四五米远，却基本看不到对方。风雪吹过来的时候，必须得弯着腰，身体向着一侧，把重心降低，才不至于被狂风和暴雪刮走。
到达海拔7790米的C2营地时，王伟累得瘫坐在帐篷里，硬撑着脱下冰爪和安全带后，已经没有半点力气再去脱高山靴了。缓了好一会儿，才赶紧把帐篷底下厚厚的雪层踩实平整，再取出防潮垫铺上。
在这里，王伟和队友完成了重力测量和重力仪测程调节工作。
后来，王伟得知， 经过数据质量分析，他们测得的海拔7790米的重力数据完全符合规范要求。这让他未能登顶珠峰的遗憾减轻了不少。
测量登山队员王伟在攀登海拔7028米北坳大冰壁。自然资源部国测一大队供图
海拔8848.86米
“告诉小朋友，这个数字是爸爸测出来的”
5月27日，围着手机观看峰顶直播的时候，王伟一度很心慌。
看到向导架起测量觇标，没有取下棱镜盖的时候，他和队友急得大喊。下一秒，向导冷静地架起棱镜，取下盖子，大家突然又兴奋地喊了起来。“其实他们又听不见，只是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
中午，登山队员完成峰顶测量，下撤至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储存有峰顶测量数据的U盘交到王伟手里的时候，他甚至有点颤抖。
返回大本营的路上，王伟和队友们走得飞快。
当时，大本营举行了一个迎接仪式。“到达大本营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但不是因为大家都出来欢迎我激动，也不是因为我终于能回家了激动，我就想看看手上这个U盘里的数据质量怎么样，这个任务到底成没成功。”
参加完简短的仪式，几位测量队员和队长李国鹏急匆匆地钻进了营地帐篷。王伟回忆，当时大家同时打开四台笔记本电脑，插上U盘，打开软件读数据。“心情真是激动到嗓子眼了，操作鼠标的时候手都是抖的。”
第一步先看有没有数据，再看数据量的多少，最后看数据质量。确认所有的数据都满足要求之后，王伟兴奋地跑出帐篷，去交接测绘仪器。
“200米的路程，我下山都没吃东西，却一下就跑到了。” 他说，之所以那么轻松，是因为任务终于完成了。
任务结束后，经常有人问程璐，在交会点怎么坚持下来的。他都只是笑笑说，“工作嘛。”
交会测量队员是在5月29日回到大本营的。为了多测得几组数据，登顶测量结束后，他们在交会点又坚持工作了两天。
回到大本营的时候，李锋和队友们说好，等下山回到拉萨，要一起好好吃顿饭，庆祝整天吃泡面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但没想到，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抽调到另外一个在西藏执行测绘任务的项目，马上出发。“我们走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现在想想挺丢人的，但当时是真不舍得。”
他想，那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才会有的情感。
珠峰测量期间，大大小小的故事与考验太多，回忆起来，让张庆涛最感动的，是一件很少人提起的小事。
他记得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没法正常开展工作。在珠峰山脚工作的水准测量组，一大早就开着车来了大本营。
张庆涛当时很诧异，下那么大的雪，上山干什么？“他们扛着风干的羊肉，还带了一些礼物，说要去二本营看看兄弟们，给交会点的队友送点好吃的过去。”
他觉得，在这次一波三折的珠峰测量过程中，最后每个组的队员都扛住了压力，顺利完成任务，大概与这种“革命友谊”是分不开的。“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传递一种积极的力量，让彼此都能调整心态，排除一些不利因素。”
程璐说，珠峰留给他的，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
“在那种极端环境下，任何一件往日觉得很平常的小事，都好像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背着仪器、补给走在路上，有人说我帮你，那都是过命的交情。”
作为参与珠峰测量的一员，他也和所有人一样觉得荣幸。“以后新的珠峰高度写进教科书，我可以骄傲地跟小朋友讲，这个数字是爸爸测出来的。”
新京报记者 吴娇颖
编辑 陈思 校对 陈荻雁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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