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实践导向的思索者来说，社会现象中的例外常常会引发理论的创新。我们都知道实践本身没有错，实践中的错误都来自我们主客观诸方面的失误。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即使在神话的世界中，拥有绝对视角的神仙们也有大意的时刻，这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特征，确是中华文明能够长时间领先世界的关键文化优势之一。
只要我们不是纯粹的书呆子或典型的教条主义者，遇到我们所熟知的理论无法直接解释的现实问题就会从我们的思维模式以及行为轨迹上找原因，并通过多次大胆假设、实践求证的循环过程找出其中蕴含的具体运行机制。如此一来，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会随着我们不断的实践过程得到不断地提高。
譬如说，当有人发现价格与需求呈现反向运动时，这种后被称为吉芬物品的特殊商品成为了经济学界围绕柠檬市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概念形成了一系列更加贴近现实的经济理论，当然，如果使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信仰和政治倾向迥异的研究团体通过不同方法而在实践中获得统一的概率并不大，这也是社会中的例外现象。再者说，不同立场的实践者面对社会实践中的类似结果的态度未必一致或类似。
譬如说，代表穷人的经济学家会因为吉芬物品的出现而大声呼吁政府应该及时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让处境艰难的穷人们得点实惠；推动职能部门努力压缩柠檬市场的空间，维护交易信息弱者的合法权益。而代表产业资本的经济学家们则会建议生产者形成价格同盟，努力榨取实际收入下降的劳动者的最后一点有效消费需求，在疫情肆虐的欧美某地，此情此景正在不断上演。至于那些与金融资本联系密切的所谓顶级经济学家们则会配合国际金融大鳄们去薅那些举步维艰的产业资本家们以及处在地缘政治旋涡中的中小殷富国家的带血羊毛。
正如韩非《孤愤》中所言：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
当我们发现社会中的意外问题时，立场未必会影响我们的认知但会深深影响我们的行为，创新固然重要，创新的方向，特别是创新的受益群体更能体现创新的价值，而创新的价值彰显社会发展的长久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