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水浒传》全书一号人物，他的挥金如土慷慨解囊，使他成为北宋帝国盛名远播的一代名士，更使他荣获“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等一大串美誉，但这些个称号可不是空穴来风，是宋江掏了无数次腰包，周济了了无数好汉百姓，用真金白银堆出来的。
所以，宋江成名的关键因素，简单总结只有两点：第一会做人，第二肯花钱。但随之而来的，是在宋江身上两个有待考证谜团：宋江到底有多少钱？他的钱都是怎么来的？这两个疑问 书中 并无交代。
今天，咱们就根据原著中所提的点滴线索，结合宋江所在的北宋王朝真实历史背景加以分析，找出答案。
首先，先盘点下水浒传中宋江对于初次相识者的行善记录：
初识阎婆惜，赠10两白银周济
初识武松，赠10两白银路费
被押送至济州时，赠20两白银打点狱卒及其他官员
初识李逵，赠60两白银供其用作赌资
和李逵戴宗喝酒时，得知一对卖唱父女有难，赠20两白银周济
在未入伙梁山之前，级别仅是小小郓城县政府文秘的宋江，总计赠送出了白银共计120两，在北宋宋徽宗年间，也就是宋江所在朝代，120两纹银换算成今天人民币购买力大概是120000元人民币，这还是猪肉没涨价之前的购买力，当然，但这仅是他慈善事业中的冰山一角，有记录的120两，没有记录的无偿捐赠，至要比120两银子多百倍甚至千倍，而且是常年累月不计回报的无偿捐助。
由此可以推断，宋江在他多年的慈善生涯中，最少要捐献出数百万元人民币以上，才能成为北宋帝国公认的慈善家，才配得上“及时雨”“呼保义”这种极度赞誉。因此我们不难判断，捐款能捐出千八百万元，宋江的家底该有多厚，至少10倍于捐款总额。
但宋江的父亲就是宋家村一普通农民，世代靠种地为生，从宋江这代开始，才步入吏途，因此宋江也肯定不是什么富二代，而且宋江也并非商人，不做买卖不做生意，不是巨贾，也并非高官，仅仅是一个不入流，没有品级的县衙小吏，用现在话讲，最多最多算给县政府打工的编外人员，别说是公务员，连事业编算不上。
而且中国古代对于“官”和“吏”有明确等级划分，在北宋年间。
官，是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是国家承认，有功名在身的正经公务员，而且有迁升机会，干好了可以网上提拔。
吏，则是当地政府外聘的临时工，编制不在中央体制内，跟当地政府属于劳动合同制，而且无论地位还是待遇都极其低下，是个很被体制内官员歧视的存在。
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矛盾，宋江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
北宋政治家沈括编纂的《梦溪笔谈》中有记载：“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求贿为生，往往致富者”。
一语道破天机，宋江在郓城县政府打工的工资微薄到可怜，而且还不够稳定，别说到处挥金似土周济他人，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未必能解决，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宋江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灰色收入，是一个靠收受贿赂为生的隐形富豪！
说到这，咱们就不得不研究下宋江的具体工作内容:
宋江的职位是押司，具体工作就相当于文秘和师爷角色，大概就是负责整理文书，卷宗，诉状，下发公文等一系列具体流程化工作，是个能直接影响到县里一把手最终决策方案的重要岗位。
咱们看《水浒传》中第二十回，宋江有个手下叫张文远（也就是和阎婆惜通奸的情夫），职位是贴书后司，是宋江的助手，是比宋江地位还低的小吏，别看地位低微到不能低微，但张文远却在宋江谋杀罪名成立后，却能直接掌控县长时文斌的审案态度，不但如此，张文远还怂恿阎婆去上州里告状，虽然时县长有意包庇宋江，但在张文远软硬兼施的手段下不得不秉公办事，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派朱仝和雷横带人去抓捕宋江。
区区一个宋江的手下尚有如此大能量，何况是没有犯案之前的宋公明？而且宋江盘踞郓城县多年，根深蒂固，黑白两道通吃，从黑社会乡长晁盖，到县政府刑警队两位队长朱仝雷横，全部和他交情挚厚，甚至都拿他当大哥，宋江俨然就是郓城县“地下组织部部长”，彻头彻尾的地头蛇。
因此，凭借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有求必应有难必帮的显赫名望，再加身居重要岗位能左右地方政府决策态度，使宋江在郓城县真正做到手眼通天，这就是宋江谋取大宗灰色收入的强硬资本，不夸张的说，宋江在当地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
那宋江既然有这么大能量，具体是从哪些是事务方面谋求灰色收入呢？
首先咱们看北宋年间，距离当今社会有八九百年历史，那个时候不可能像现代社会一样有花样繁多的商业模式，根本不存在房地产，旅游，能源，交通等等一系列支柱产业，当时的县政府更多是充当税务局，公安局，法院等职能，主要负责收税，维稳治安，和诉讼打官司。
但仅治安，诉讼两项工作内容，就足以让宋江搂钱搂个沟满壕平，治安口工作主要是捕盗抓贼和各类刑事案件，可抓可不抓的，宋江稍微运作，在文书证词上面稍下功夫，或者在知县大人面前略尽美言，就能不抓。
抓了后可放可不放的，宋江稍加打点疏通，就能立马释放，这么一来，主动送上门的“感谢费”能少的了吗？
就算是遇见非抓不可的要犯，宋江同样能榨出油水，比如晁盖就是最好的例子，上级部门到下属县城抓捕要犯，首先要通报当地县城进行配合抓捕工作，但按流程走，通报文书要先通过县政府押司，然后再转交知县，最后由知县下达逮捕命令，才能带兵抓人。
所以上级抓捕命令传达到下属县城时，第一个得知抓捕消息的就是县政府当值押司，也就是宋江所在的岗位，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宋江不知道当了多少次“内鬼”，不知给多少犯事的“好汉们”通风报信使他们逃过抓捕，当然，事后的酬谢还少的了吗？
就拿宋江给晁盖通风报信来说，后来晁盖派刘唐给宋江送来100两黄金酬谢，折合当今购买力约为人民币一百万元，宋江没敢收，那是因为晁盖的案子太大，宋江担心留下通匪罪证而得不偿失，所以才拒绝收取，但这足以证明宋江的财路到底有多野！
清末光绪年间，有人曾对吏治腐败现象做出这般评价：“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废，财富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任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
所以，宋江绝非是秉公执法的廉吏，而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墨吏，他利用手中职权纵容包庇无数犯案人员，为很多江湖中人充当白道保护伞，同时又利用巨额灰色收入救助了无数穷苦百姓，无论好人坏人，只要有求于他他无有不帮，没有人不念宋江的好，因此黑社会拿他当大哥，老百姓拿他当慈善家。
所以作者施耐庵评价宋江：“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扫平四海之心机”。把宋江说成了一个无敌的存在，没有敌人，全是朋友。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委常委，区委书记史延文曾经总结过“小官巨贪”现象有三点原因：
1，心理不平衡，，部分小官自认为水平高却不得升迁，往往用腐败补偿职位不高带来的“被剥削感”。
2，监督不到位，现有监管机制对一些小职位，小官员约束力偏弱，一些基层关键岗位甚至根本没有监管机制。
3，岗位不流通，一些小官长期占据关键岗位，在没有有效监督制约情况下，荣容易滋生腐败。
史延文书记总结的三点原因古今适用，而且宋江全部吻合：
前文咱们已经说清“官”与“吏”的本质区别，宋江作为不入流，没编制没品级的小吏，在北宋王朝体制下几乎永远不可能得到迁升，能力很强但却仕途无望，以至后期在浔阳楼提反诗，发出“自幼攻读经史，长成自幼权谋，恰似猛虎卧荒丘”这样的感慨，因此利益手中职权疯狂敛财，成了他一个寻求心理平衡的发泄口。
但当钱财多到已经麻木，无法进一步带给宋江价值感时，恰巧一首酒后反诗又差点断送宋江的性命，内外交困，最终导致把宋江逼上梁山，摇身一变，成为北宋政权的最大威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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