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看看白先勇先生的台北。
我不要看尹雪艳的台北，也不要看金大班的台北，因为尹雪艳的台北有着上海汾阳路白公馆的余味，因为金大班的台北有着上海静安寺百乐门的回声。我只想看看白先勇先生笔下唯台北才有的风土人情或世态炎凉生长的土壤。
所以，我要看的，是白先勇先生唯一一本长篇小说《孽子》中那些“孽子”们出没的场所。
“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像一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这是《孽子》的叙述者也是《孽子》的主角阿青对自己住所的描述，龙江街也许依然在，可是，经由19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后，那里一定换了新颜。
“西门町的野人咖啡室也是我们联络站之一”——我们，指的是被当时的社会所不齿的同性恋者。虽然信义商圈已成台北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的新宠，西门町依旧是台北人心目中的商业中心，可是，野人咖啡馆原本就是白先勇先生的杜撰，让我去何处找寻？
“淡水河堤五号水门这一带，是西门町闹区的边缘。那些高楼大厦排列到这边，倏地便矮塌了一大截，变成一溜破烂的平房，七零八落，好像被那些高楼大厦挤得摇摇欲坠，快坍到河里去了似的。西门町的繁华喧嚣，到了这里，突然消歇，变得荒凉起来”——现在，就连淡水老街一代都变成了洋气而开阔的观光地，淡水河五号水门一定是今非昔比了。
那么，只有新公园了。
“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像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魆魆，一棵棵静立在那里”，即便叫了一个“新”字，由能够妙笔生花的白先勇写来，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公园的模样，如果白先勇先生没有让一群同性恋者游走在其间：“池子的周围，浮满了人头，在黑暗中，一颗颗，晃过来，晃过去，在绕着池子打圈圈。在幽冥的夜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浮着一枚残秃的头颅，那边飘着一绺麻白的发鬓，一双双睁得老大、闪着欲念的眼睛，像夜猫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隐秘的私语，在各个角落，嗡嗡嘤嘤的进行着。偶尔，一下孟浪的笑声，会唐突的迸发到浓热的夜空里，向四处滚跳过去……”新公园又怎么能够变成我想去看看的白先勇的台北？
我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读到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的。在这之前，我对白先勇的了解是，白崇禧的儿子，台湾著名的作家，《永远的尹雪艳》的作者，电影《最后的贵族》的原著《谪仙记》的作者，等等。尤其是电影《最后的贵族》原著作者这一身份，因着谢晋导演选择女主角时非林青霞都不很妥帖的表述，更让人觉得，白先勇小说的质地，一定是雅致的、贵气的、上层社会的。
乍一读到《孽子》，才几页，就被书页里排解不开的一股下水道的气味熏得落下了不知是厌嫌还是同情的泪水。
1997年，因为王小波先生的猝死，李银河这个别具一格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我也是因为王小波知道了李银河，继而对她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乎没作多想，就从书店搬回了三册一套的她的研究成果，关于同性恋、虐恋以及中国女性感情与性。除了关于虐恋的那一本因为附录了篇幅挺大的虐恋题材的小说让人觉得单薄外，另两本都以详实的资料告诉了读者其实在中国始终绵延着却被我们忽视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同性恋亚文化》。李银河用“大数据”让我信服她关于中国同性恋现象的推导，但我读完她的这三本书后还是将它们藏在了书橱的最下层的最里端，原因不言自明：直到1998年在我们这里阅读这类题材的书籍给人一种羞耻感。
虽说隔着台湾海峡，但大陆跟台湾同宗同族。1983年的台湾，那些有着同性恋倾向的社会名流一定不会像今天的同性恋艺人那样，动辄就高调宣称自己出柜，所以，就算被《孽子》真实到犹如身临其境的描述抓挠得悲伤又悲悯，恐怕许多读者都不知道，作家本人就是同性恋。如今，重读《孽子》，才真切感悟，像“在黑暗中，我踏上了莲花池的台阶，加入了行列，如同中了催眠术一般，身不由己，绕着莲花池，一圈一圈不停地转着。黑暗中，我看见那一双双给渴望、企求、疑惧、恐怖，炙得发出了碧火的眼睛，像萤火虫似的，互相追扑着。即使在又浓又黑的夜里，我也尖锐的感觉得到，其中有一对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同两团火星子，落到我的面上，灼得人发疼”这样的呈现，如若自己不是同道又怎么能如此这般地敲出同性恋表象里的骨髓？于是，深深感怀，假如不是自己的性取向被社会舆论压榨到了透不过气来，一本《孽子》不可能写得这么黯黑、阴鸷、黏稠、情非得已又一往情深。假如没有足够的勇气，白先勇先生是断断不敢冒着自己性取向被猜测并有可能因此大白于天下的危险写作一本《孽子》的——我要去看看被白先勇先生的《孽子》写进去的台北，因为，《孽子》犹如探路棒，在鄙视同性恋时期的台湾社会为身不由己的同性恋划开了可以大胆、大方去爱的缝隙。如果没有白先勇先生的《孽子》华语第一本同志小说问世并因此让读懂这本小说的读者、社会去平视同性恋，蔡康永他们会勇敢地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吗？至于他那一句听来令人心酸不已的名言“我们由不是怪物”，还能博得公众的同情和理解吗？
从1983年到2016年，30多年的时光让更多的人懂得，同性恋不是罪只是生物遗传学在合成一个人时跳脱了一下，阿青、小玉、阿凤、小龙、吴敏他们生活在2010年代的台湾，可能不必非在夜幕降临以后到新公园寻找伴侣以解相思之苦或为身体里那头搏动着的野兽寻找撒野的出口。这就为我看看白先勇先生的台北带来了麻烦，我到哪里去寻找《孽子》的遗痕？
台北的菜式很是清淡。这些年，此地的八大菜系似乎已经模糊了边界，家家饭店无辣不欢。在这种重口味的调理下，有人吃了几天台北的馆子嘴里已经淡出鸟来。那天晚上，简大哥带我们去长沙街上的美味小馆吃砂锅鱼头，既麻又烫的一锅鱼头、肉圆、白菜和粉丝，吃得一众人喜笑颜开，走出饭馆，纷纷表示要走一走来延续美食带来的愉悦。
(总统府）
（凯达格兰大道）
离开长沙街走不多久，就是台北总统府了，想到那天听一家台北出版社的老师提及，自打总统府被冲击过后周边加强了警戒，我们很好奇：警戒能加强到什么程度？就围着总统府转呀转，果然，被5位便衣叮嘱：“快些走，不要停留。”不停留，原本就不宏阔的总统府，须臾就转完了。我们又沿着凯达格兰大道慢慢往前走。走着走着，我们的右手边出现了二二八和平纪念碑，夜幕下几盏形似蜡烛的灯光映照着，这座由三个岩石质地的巨大立方体架起一个尖拱，显得非常独特。如果是白天，沿着曲曲折折的小路及小桥进入纪念碑内，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只象征装着二二八受难者骨骸的大瓮。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块圆形石板，上面刻有纪念二二八事件的碑文共642字。黑暗中我看不见那642个字都写了些什么，就打开手机上的搜索引擎寻找起来，蓦然发现，原来，这里是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前身就是新公园，白先勇先生的长篇小说《孽子》中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
到底看到了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不免有些激动，就在夜的公园里走了几步，看见了“白色政治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却看不到《孽子》所描绘的涌动不息的暗潮。
1996年2月28日，新公园内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揭幕，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长陈水扁力主将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他的本意是不是想洗脱新公园是同性恋聚集场所的名声？如是，那么事与愿违了。更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的台北新公园，在台湾男性同性恋者心中，依然是他们的温柔乡，他们通过网络来约会，在讯息发达和特别注重个人隐私的年代里，让新公园依然保留着白先勇在《孽子》中所展示的隐秘。虽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宽容同性恋，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改变他们是异类的看法，君不见，白先勇先生每每在此地戮力推广昆曲艺术的时候，总有人指指戳戳：他怎么会是同性恋！先生尚且遭遇如此腹诽，那些同性恋中的无名氏呢？所以，他们的快乐拒绝我们看到，于是，白先勇先生的台北，只能感觉无法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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