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135—P136，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坚守信念李和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坚守信念李和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135—P136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原题《从共生到共识：费孝通晚年的“补课”——兼论文化自觉的文明比较维度》，摘自《学海》2022年1期，王宁摘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79年邓小平同志要求大学里停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学等学科“赶快补课”，为这些学科的重建提供了根本依据。在此背景下，费孝通先生着手推动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演讲和开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等，个人也身体力行“补课”，特别是从1998年6月开始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重要著作，费时近两年，写就二十一节近十万字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透过帕克生平的“自然史”，费先生发现，这位“浮士德”的一生是美国移民社会的缩影。他的出身环境、求学生涯、记者工作、人际关系、教学经历、研究事业、游历生涯，乃至最终归宿，无不浸透着美国移民社会的独特团结经验。此种时代和人生的切肤体验，反映在理论上，就是美国社会学“人文区位学”。
共生：人文区位学
建立在多族群基础上的大规模现代社会，是美国社会的独特经验。帕克的一生，是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缩影。在一个移民潮和城市化叠加的时代，美国人的生活样态是怎样的？其社会团结的内核是什么？这是帕克的“人文区位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费先生敏锐地认识到，帕克用共生与共识这对概念描述的人类群体生活，主要体现的是美国的经验，“反映了当时美国正处在社会激烈变动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不同群体的聚居区之间，往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隔离：因经济竞争和社会分工而相互联系，又因文化习俗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相互隔离。
既联系又隔离的状态，体现出“共生”在美国社会的本质含义：在整个社会层面，人们靠抽象的普遍纽带维持“否定性”的团结；在无数共同体的内部，靠具体的情感和道德纽带维持“肯定性”的团结。帕森斯后来把这种团结模式称为“社会共同体”。
费先生访美期间，特别注重观察美国的移民问题。美国自称是一个“民族熔炉”，形形色色的移民一旦经过“美国化”，就仿佛“所有的美国人都已化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但他认为，美国族群之间的多元文化，实际上充满了“文化的隔膜”。特别是在黑白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是“美国人道德体系中的一个毒刺”。因而，美国并非“民族熔炉”，而是“民族拼盘”。“拼盘”和“熔炉”的差别，正是“共生”与“共识”的差别。
共识：从族群到全球
费先生认识到，共生与共识的关系是解码帕克社会学的关键，也是理解美国社会的钥匙。在帕克那里共生与共识的区别，来源于他对群体和社会的区别。但费先生同时也指出，帕克对共识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起初受美国“种族”概念的影响，后来才慢慢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
帕克自从事太平洋沿岸地区移民调查以来，开始接触日本等东方文化，逐渐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到妨碍东西方民族相互理解的主要障碍不是肤色差异而是文化传统的差异。
换言之，他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看到了各文明内部存在某种普遍的文化共识，而这种普遍共识，在以共生为底色的美国移民群体间是难以看到的。
然而，这是不是说，共生只是一个美国特有的问题呢？对其他国家或文明没有意义呢？显然并非如此。帕克针对这种状况说：“看来有一种类型的社区，它的成员间在生存上相互倚赖，要分也分不开，但它们一起的集体行动却什么也发生不了，我们现在也许就处在这种状态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已进入共生的关系之中，但是无力采取集体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族群间的共生与共识问题，已经演变成全球的共生与共识问题。美国的一个特殊问题，变成了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费先生晚年补西学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文化自觉与文明比较
众所周知，费先生晚年的思想有一个重大转变，即从早年的“志在富民”走向“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要从两个方面下功夫：既要向内用力认识自己的文化，也要向外用力理解所接触到的多元文化。对于中国而言，文化自觉同样要内外用力：一是返回历史，认识中国文明的真精神；二是“放眼看世界”，进行广泛的文明比较。
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主张虽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提出来的，但其精神却贯穿了“追求现代化的100多年的历史中”，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近代以来，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后提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文化守成”和“折中论”等观点，到了全球化的时代，为中国文化争取“文化自主权”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中国人近代以来的心史，即是一部文化自觉的历史。在费先生看来，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出路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费先生坦言，文化自觉的提出，首先并非从中西文化比较中看到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这样，他就以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从对中国文明的“自觉”过渡到“文明比较”的“自觉”过程。
费老之所以花大力气重新补上帕克这一课，是因为帕克提出了“共生”与“共识”的问题与他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自觉问题的长久思考不谋而合。虽然文化自觉问题最先是在考察中国自身的民族问题时提出来的，但费先生晚年的主要用力方向却是用这个方案来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觉内在地包含着广阔的文明比较视野。通过文明比较，费先生发现，西方文明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无法妥善解决共识问题，同样需要文化自觉。通过文明比较，中国文明天人合一、中和位育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有利于在全球化时代再造共识，助力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美好社会。
“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文化自觉是近代中国人的一部心史，延续了中西文化论争的内在精神，而又在全球化时代开出“和而不同”的新境界。作为一种社会团结的根本方式，相比欧洲的共同体与社会模式以及美国的社会共同体模式，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和而不同”模式有何特点呢？
“和而不同”模式的首要特点是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强调，此即费先生所说的“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相比之下，西方的社会模式更偏向“同而不和”，特别是在国际层面处理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时，容易以“现代化”之名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取代其他文化的不同观点，表现为西方中心论，造成文明冲突与战争。费先生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完全可以做到理解宽容与和平共处。
“和而不同”的模式为何能达到和平共处的效果？关键在于“和”的方式，或者说构造普遍性的那种纽带的性质。费先生认为，不同文明的内容各有其内在价值，因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内容’常常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形式’会上升为主要的东西”。但他马上又说，这里的“形式”并非“科学主义说的那种可以忽略的、外在的、表面化的形式”，也不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或民族利益，也不是法律，而是“人类学中听指的‘仪式’‘象征’，也即是‘意义’”。他把这套“形式”称作文化关系的“礼的秩序”。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适应，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个磨合需要一些“临时协定”性质的“乡规民约”作为共识才能顺利进行。从这个角度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全球礼治秩序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为世界提供的一种弥足珍贵的普遍性。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再造一个与全球共生体系相配的共识体系？这是费先生晚年文化自觉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他看到西方的社会团结模式有其内在缺陷，无法提供再造共识的恰当方案，转而反求诸己，他在儒家文明的根本理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希望，在全球化时代取中西之长，激活“克己复礼”的中国智慧，提出全球礼治秩序的“和而不同”原则，倡导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这是文明互鉴的典范，真正做到了“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让我们和费先生一样期待：“和而不同会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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