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过前篇论文，大家肯定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论断：“主权者”就是国家和人民，它是由民众让渡自己的权利，通过签订社会契约而形成的结合体，具有公共人格，代表着公众的意志，即公意。
对于结合体的每一个人来说，他和所有人组成了一个公共的人格，具有公共的意志，他们都是主权者，是人民；而如果从结合体的角度来看，那么每个人都是服从法律和公意的臣民。这样人民具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那对于结合体来说它是构成结合体的主权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服从于结合体的臣民。因为他本身就是结合体的一部分，所以他服从于结合体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服从于自己。
在民主的政体中就是这样，“主权者的一切利益都不会与组成主权者的成员的利益相反”，“而且共同体也不可能损害个别成员。”个人与结合体存在利益一致，所以“主权权力不必向臣民做出任何保证”。专制政体则相反，国王窃取了人们让渡给共同体的权利，成为单独的主权者，所有人都是服从于他的臣民，人们不再服从于由自己参与的结合体，而是服从于一个异己的人物。国王不剥夺人们的权利就无法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他跟人们利益完全是相反的，他不得不总是宣传、鼓吹说他代表了人们的利益。
路易十四：朕即国家
由此可见，在民主的结合体中，个人是不会受到严格的强迫服从，每个人都有与公意不同的个别意志，“如果主权者没有办法再保证臣民的忠诚，那么臣民就不必再履行公约。”专制政体却不一样，它强迫人们忠诚，而且不是忠诚于自己，而是忠诚于国王，它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一个个别意志，要统一意志，不允许其他个别的意志存在。
对于民主政体来说，或许唯一的强迫只有这项“人们须得把自由强行施加给自己”，结合体强迫每个人在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捍卫结合体的利益，强迫每个人服从于自由。
社会状态下的自由人如果拥有了理智，也就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也就获得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还只是抽象的自由，是未实现的自由。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是独处的，他能力有限，尽管可以从心所欲，不受限制，却总是不能实现自己欲想的东西，这种自由其实是不自由。为了把自由落实，他签订了社会契约，加入了结合体，被赋予权利的同时也担起了义务，权利缩小了无穷的欲望，义务取代了本能的冲动。看上去似乎失去了许多“便利”，但这些“便利”其实是未能实现的便利，是空头支票。他丢弃这张空头支票，收获了实力壮大、能利用社会便利实现欲望的成果，还顺便提升了道德，获得了理性等等。
人们签订社会契约，丧失了天然的、难以实现的自然自由；获得了文明的、得以实现的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人们服从公意、服从法律，丢弃了任凭冲动放纵的野蛮状态，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此卢梭说：“只凭冲动放纵欲望，那是奴隶状态，真正的自由唯有服从于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的状态。”
让·雅克·卢梭（1712年至1778年）
主权能够一分为三吗？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二编第十一章第六节中提出三权分立的思想，认为“所有国家都有立法权、针对万民法的执行权、针对公民法的执行权这三项权力。”第一项是立法权，第二项是行政权，第三项则是司法权。孟德斯鸠认为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掌握了立法权与行政权，就会失去自由，君主和政党有可能制定一些残暴的法律并付诸实行；如果司法权与任何一项结合，那么“法官就获得了压迫的力量。”因此三权一定要分立。这个观点让一些人产生了误会，认为主权会被一分为三，出现议会、政府和法官这三个主权者。然而，卢梭有力的反驳了这种看法。
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
首先，国家的目的是公共幸福。国家不是为了统一不同利益而出现的，而是为了维护各种不同利益之中存在的那些共同利益。如果个别利益毫无共同点，就不会有社会契约，不会有国家，国家治理的依据正在于此。用来指导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正是公共意志，各种权力只是公共意志的运用而已。公共意志只有一个，权力却有很多种，并非有多少个权力就有多少个公意。
其次，卢梭说：“我们的政论家们在对主权分类时，无法在原则上进行，于是只好按照对象分类。强力与意志，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内政权与外交权，这些就是他们的划分。”“主权者在他们那里形同一个怪物，就好像胡乱把许多零散的部位拼接到一起一样。”——他们不知道，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所有讲主权分割的人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立法权”“行政权”“税收权”都只是依附于主权的，它们都只是公意的执行者。议会不是一个主权者，它只是人民选举出来并可随时罢免，执行着公意的立法机构；政府不是主权者，它只是人民选举出来并可随时罢免，执行公意的行政机构；法官、法院也不是主权者，它只是人民选举出来并可随时罢免，执行公意的司法机构。人民是唯一的主权者，人民之中不可分割，人民的公意不可划分。
就连法律本身也只是如此，法律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公共意志，“法律乃是公共意志的行为”，任何不是出于公共意志的命令都不会上升为法律，任何作为个人的思想或部分人的思想，都不能写入法律条文之中，成为人民必须遵守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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