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封面图）
红不红
演员齐溪多少还是有些困惑，关于自己的成名度。
这并不是出自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反倒是职业精神所携带的勇气，以及近乎歉疚的反省。近几年在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上，青年导演们的提案上总出现她，大家说她是“PPT女王”，这意味着与年轻创作者有所契合，令她高兴，然后又想，“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有市场价值，帮助到选择我的团队，能给他们做点什么，除了演戏以外。比如说，会因为我而有更多人看到这个作品。”齐溪说，“被更多人看见是我们这行必须要做的事情，要不然拍它干嘛呢？”
与她合作过的导演形容她的戏自然、过瘾、光芒四射。但这些认可和成名度并不成正比，市场有其自己的选择标准。
2012 《浮城谜事》
从2011年被导演娄烨选中出演电影《浮城谜事》中的桑琪一角，齐溪演戏已有11年。这11年里，她在大小荧幕上贡献了不少出色表演：《浮城谜事》里私欲极强的情妇桑琪，维持着她虚弱且虚假的家庭；《万物生长》中控制欲强到显露些许神经质的白露，发现男友与他人约会时闯入其中不顾形象地宣誓主权；《地久天长》中的茉莉，介入他人家庭又最终离开——导演李亘后来看到那场戏：“她在公交车上回头看，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无论这个人物在这个故事里面负责什么样的色彩，都会很（让人）心疼。”
这些角色大多性格鲜明，情绪激烈，处于道德劣势，也都带着齐溪身上一并具有的气息——生命力。
可是齐溪一度被认为是长相不讨喜的女演员。颜值似乎成了某种话语权。
“我懒。没法选择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把自己造成一个自己造不成的样子。”嘴上这么说着，其实心里充满疑惑——演员不应该是高矮胖瘦各有特色的吗？
现在回看更多感到唏嘘：“时代的变更，审美的转变，谁知道谁什么时候唱主调呢。其实演员本身没有对错，我们都在被时代被大家拣选。那么属于自己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就好好地表现一下，不属于自己时代的时候好好沉淀一下。”
能顺时势而动的人，努力在每个潮流里都被人看见且喜爱，如何选择是人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你只用一套说辞，到哪都一样，就不太容易出错，也不太容易搞忘记，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昨天才这么说，今天又这么说了，觉得这人不着调。但我不太记得以前说的话，都忘了，而且我确确实实经常改变，我尽可能地产生一些新的东西，不太想去重复，就像每次演戏一样。”齐溪讲。
变化
2019年，齐溪决定去演导演李亘的第一部作品《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2022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三年前他们在《相爱相亲》片场碰到，李亘是导演张艾嘉的助理，处事妥帖，年纪又小，大家像对一个孩子一样跟他说：如果你能把在日本做交换生的故事写出来，那我们就和你一起去把它拍出来——包括齐溪。
三年后剧本成熟，但大家的生活都已发生变化。出发去日本前，李亘去找齐溪，坦白说她合作过那么多的大导演，演过那么多有韧劲的角色，自己是新导演，在这个群像戏里不一定能给她带来进步。
“于情于理我都得替你顶上。”齐溪说。
齐溪要演的管唯是一家中华料理店南国亭的店长，一头短发，事事都挡在人前，想要孩子但面临子宫疾患，申请永居却一直没有着落，生活好像她住的电车沿线那幢房子，坚固且孤零零的。
齐溪做了很多细节设计，而李亘奉行更克制的美学，因此在最开始几天需要磨合。
“我就很笃定地说溪姐我不要这个，我觉得怎么着怎么着，你就怎么着怎么着。那个时候确实自己是杀红眼的状态，没有讲究导演和演员之间相互尊重，跟她太直截了当了。”李亘说。
但这事在齐溪的描述中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有点自大，拍的时候我对角色的设计以及想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些小要求，比如想多点特写，都被导演一一洞悉并且拒绝了。导演可能看在我是他姐姐（两人私交好，齐溪常把李亘看作弟弟）的分上拍前两遍他也没说我，等到第三遍他磨磨唧唧跑过来说，溪姐，这个好像有点多，咱们试试不要这个。我当时一下子就脸红了，人就出冷汗，我知道我做多了，做多了原因是我想多了，想多了原因是我要的太多了。”
李亘后来意识到这是两个人在互相保护，“我总觉得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老是想保护她周围的人”。
如此磨合到差不多第三天，关于表演的共识达成。“演员和导演之间会有一个纽扣，你听到‘啪’地扣上了以后，就不会再害怕看到通告上写着今天拍这个演员的戏。”再往后，齐溪就不再需要李亘多花心思，“她已经在替我去拿更多分数了。”
有一天齐溪给片场所有人都买了小礼物，包装纸上写了每个人的名字。齐溪常说李亘是“给他十，回馈一百”的人，李亘看齐溪也是如此。
于是，齐溪完成了隐忍又坚韧的管唯这个角色。和之前坚硬的角色不同，管唯还多了柔软。
这几年，故事里的齐溪确实发生了变化。
在宋方导演的《平静》中，齐溪饰演的纪录片导演林同与相处多年的男友分手，经历一长段痛苦。齐溪调整了自己的身体运动节奏包括呼吸——吸进去长长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采访时她如此演示——来找到人物步伐，随着角色一同长时间观看、发呆，好像“怀里揣了一块冰，但是怎么捂都捂不化”。电影镜头记录了时间流逝，时间带来平静。
齐溪一直把这个角色视作送给自己的一份大礼，演了那么多激烈角色后她终于可以沉下来了。她说，在这次演出中完全抛掉了自己的影子。另一位表演从业者看过电影后跟齐溪说，这是你最好的表演。
情绪
实际上克制不是齐溪的方式，情绪化才是。
以前她很爱写文章，“一有感觉马上就写”，特别快，也不改，写完就忘掉。
拍电影前一直演话剧，是导演孟京辉代表作《恋爱的犀牛》中的女主角明明，心情好了就演得好，心情不好就演得糟。演到百来场，她的膝盖韧带断掉两根，休养几天后穿减震好点的鞋，照演不误；演到三四百场，说完台词就觉得恶心，下了台就吐，她任性地跟孟京辉说不想演了，被骂了一顿。
然后到电影《浮城谜事》，她还不知道怎么准备一个角色，娄烨不说，她就一个人在那里紧张，反复读剧本，蒙在一层懵懂的状态里，不过好处是“我就没有任何别的状态”，桑琪的委屈也都是她的生理感受。到《万物生长》，白露与男友分手，在院子里哭、争吵、乞求，她把对手演员看作自己的男友，打了很多个巴掌。
2015 《万物生长》
情绪化的结果是不可控，“有时候是我跑出来，有时候是角色跑出来”，而回想起来演得还不错的片段几乎都是角色跑出来。那些毫无经验可讲，全凭直觉和感受。
再细想，齐溪觉得自己以前太强势，演员做不到忘我，角色就出不来，这跟演话剧的经验有关。齐溪说：“因为话剧舞台上你要有一个非常高的‘自我’在，这样才能保持清醒，要照顾灯光、调度、走位、对手、观众，每场的情况不一样，太多的事情要在那一刻去客观理性控制，经常就像站在很高的一个地方，看着这一切。而且演话剧的时候人都挺自信的，会觉得自己还挺有魅力的，舞台会营造一种魅力。”
可是电影不同，情绪一旦断裂便自乱阵脚。在《地久天长》中齐溪和演员王景春有一场对手戏，两人在狭小的宾馆见面，情愫暗中流动。齐溪有点害怕，她的性格里带着不自信，戏里戏外都在意他人看法，不知道怎么把握分寸，害怕和对手演员产生交流。
2019 《地久天长》
那之后她意识到“好的表演是流动的，每一刻都被角色的情感、当时的气氛和语言几乎填满，我就有点不顺畅、不流动，这跟经验、专注力还有好多东西都有关系”。
后来她在《奇迹·笨小孩》里和演员易烊千玺搭戏，“千玺他很年轻，但是很警醒。有的事得先想再做，真是不能先做再想，要思考在先，不是一个劲地靠猛劲。不是不好，但是很多时候要积蓄一些力气，会更好一些。”又想到自己年轻时不爱用功，偶尔听合作者夸奖她有天赋，感受敏锐，但人人都知道，天赋会有消磨掉的一天。
演十多年戏，齐溪想，如果再不好好想想的话，我可能会很平庸。
用功
“谁年轻的时候那么在意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用功，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杨婷在电话那头笑，她和齐溪都曾是孟京辉戏剧里的女演员。
转做导演后，杨婷去克拉科夫戏剧节，被波兰演员的表演震撼，回来和齐溪说，我要把你训练成一个“波兰女演员”。她排了一个话剧《我的妹妹，安娜》，脱胎于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爱情中自我追寻，齐溪是这个话剧第二版的女主角。
那时齐溪还在拍电视剧《嘿，孩子》，片场剧院两头跑，“大家劲儿都挺足的”，一个要把对方训练成波兰女演员，另一个想成为波兰女演员。
两人充满斗志，近乎蛮干。排练场上大家都较劲，杨婷的观念是，排练时除了这出戏，什么别的都不要想，因此总是觉得齐溪没把精力百分百用在舞台上，“有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能力有数，她就不会给你表现得每天多么勤奋。她会觉得，看吧，上台会不一样。但我要看到的是，每一天都要保证在一个状态中。”
“她会说齐溪你太懒了，齐溪你得准时准点，还有你明明跳舞跳那么好，为什么就不好好给我跳？为什么羞于把自己的优点展示出来？”齐溪也笑，“孟京辉导演就无限宠我，觉得我做什么都香，都不错。杨婷姐就跟我说，有时候良药会苦口一点。我确实挺懒的，没什么事就跑出去玩了，所以也很需要她鸡娃我。”
安娜有一长段独白，杨婷关了排练场的灯，让齐溪一遍遍念，只要状态不对就立即打断，训斥，重来。
“越往前走，看不清脚底下的路，看不见前面的光，越走越害怕，越走越胆小，越来越看到自己的渺小。当一个人觉得渺小，就会很谨慎、很小心，珍惜每一次机会，不断给自己汲取营养。”杨婷说。
2019年，齐溪重回话剧舞台，在孟京辉的《茶馆》里演一个新增的虚构人物，如同《茶馆》的心理世界。这一次，她在排练场的时间多了很多，拉着排练对手一块儿想，做笔记，反复练台词，别人去吃饭了，她在舞台上研究调度，“如果只是不停地靠感觉，感受力和灵光一现的东西也许可以，但努力一下会更好。”
《茶馆》在乌镇首演结束，齐溪下台，杨婷抱了她一下，说，特别好，光芒万丈。“之前她的状态可能会更随性一点，现在能感觉到她的一颗心全部都在这部戏上面，在这个角色上面。”时间改变了人，“它会让心更加沉静，视野更加宽阔，触角反而更加敏锐。”
周围人似乎从不担心齐溪会被消磨掉。
“齐溪是那种能演一辈子的演员。”导演德格娜说，齐溪是“作者型演员”。在德格娜眼里，流量经济是虚的，是商业数字，和创作割裂，她也面临这个困境：想把时间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作品上，想拍女性视角的艺术片，但很难被市场追捧，不那么好找投资。但她决定顺着这个方向走。“电影是容易过时的艺术媒介，但我们总希望拍出一个片子来，三四十年后人们还在看。”她想，齐溪做得比她好多了。
“她开始进入一个黄金阶段，能够进退自如地完成各种角色和艺术形式的转换，是一个演员最值得珍惜的阶段的开始。”制片人王红卫说。
“在我的概念当中，她不是一个会被埋没的演员。有些人可能早早发光了，有些人可能要再晚一点。这有什么好担心的，无非就是时间问题，对吧？”杨婷语气笃定，问及原因，说是“独特，专业能力强”，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劲，除非她自己泄（掉这股劲），别人可泄不了”。
杨婷现在还清楚记得2011年排的那出《新娘》，最后，四男四女结为四对眷侣，婚礼上四个女生穿婚纱上台。齐溪最后一个走出来，观众席里一阵惊呼，“那时候真的是朝气蓬勃。”她有种安娜·卡列尼娜身上的勇气，“那种完全不活在众人审视的目光之下的勇气。”
2022 《奇迹·笨小孩》
停顿
齐溪不止一次提到过不想让自己变得有经验。她希望自己仍然有冲劲和猛劲，有直觉，而这种冲劲需要阶段性的积攒。她决定停顿一下。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人比较浑浑噩噩。”她在家看了很多电影，但越看越不想干活，“电影有过非常辉煌的时光，有很多可能性、探索性的时光。以前电影太好了，会燃起某一个人的某一个梦想，我就是被电影燃起了梦想，被电影激励，才会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现在电影好像变成了……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剧场在萎缩，电影院也在萎缩，行业的信心会流失，观众的信心也会流失。什么能点燃别人的梦想呢？好像连点燃梦想这件事也会被说好鸡汤。”
“要怎么激励自己干活呢？这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问她。
“所以要反复说服自己，拧巴，中间的消耗特别大。你没发现咱们这一代容易自我消解和纠结，都在不停地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其实时间都花在这个事情上。我的时间也花在这个事情上。”齐溪笑着。“一直坐下很开心，一直站起来也很开心。所以如果要做选择就选一个哟，你会过得很开心。让消耗的时间少一点，互相鼓励吧。我们今天出来见面不就是一个站起来的举动吗？”
去年她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担任“青年评审荣誉”评委，和一群爱电影的人每天看完电影聊电影，看到了好片子，认识了年轻导演，“看到了那种让人兴奋的能量，我以后也要和大家一起玩。”
关于作为演员的市场价值那件事，“她其实已经带给我们很多了。”李亘说，“她以前其实不太在乎这些，我觉得她也有点太随心所欲。那天我们一起去做路演，我看到她拿了一个透明的手提箱，一眼就看见里面有什么包什么衣服。我想得是什么人才会用一个透明的箱子啊，要么是太想让别人看到她里面，要么就是太不在乎，我觉得她属于后者。”
王红卫觉得，扩大市场影响力和坚守某些底线有时候并不矛盾。“第一，能活下去就活下去；第二，有选择的时候由着性子来就完了。”
齐溪的妈妈这样讲述她女儿的小时候：只要看到电视里好看的画面就会跟着扭，只要听到好听的音乐，就会跟着唱。于是，小学二年级，齐溪转入一所教授艺术专业课的实验学校，11岁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离开贵阳，来到北京。
于是，严格的管理和枯燥的训练把青春期轧得平平整整。“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完全不想跳舞了，但是跳着跳着我也很享受，我不喜欢舞蹈，但我真挺喜欢舞台。”
那之后她进入文工团，除了下乡演出，大多是做伴舞，这和她喜欢的舞台已经相去甚远。于是考了中央戏剧学院，一路走到今天。
“如果说最开始做演员是为了摆脱原来生活的困境，那后来这么多年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自己高兴，确实是为了自己高兴，这一点不蒙你。”齐溪吃完最后一口蛋糕，从沙发上拿起中戏长长的冬季校服，没化妆，戴了一个框架眼镜，与我们道别后，就赶着去看话剧《红与黑》最后一场演出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张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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