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宝一出生起，就各有各的「脾气」。妈妈们凑在一起，总也会忍不住比较，谁家生了个「天使宝宝」，谁家又是个「魔鬼脾气」。
「天使宝宝」给人的感觉是皮实、好养，随便扔哪儿适应力特强。而「魔鬼宝宝」则像个易燃易爆的炸弹，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很大，对衣着和食物也格外挑剔。
有的家长觉得这是孩子天生的，很难去改变这个性格底色，也有人会认为是早期孩子受过什么刺激，父母没带好造成的。
W. Thomas Boyce 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儿童发展研究专家，他出版过一本书，名字叫《兰花与蒲公英》（The Orchid and the Dandelion）。书中，Boyce 博士把小朋友对环境的反应分成了两种，一种是适应能力强的「蒲公英孩子」，一种是高度敏感的「兰花孩子」。
到底什么决定了宝宝是蒲公英还是兰花呢？小爱编译了这篇发表在《美国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的文章，其中摘录了Boyce 博士在《兰花与蒲公英》上的研究。一起来看看吧~
当上了儿科医生和产科医生，学会的首批技能之一，是如何评估婴儿出生后最初几分钟的生理状况。作为一名新手医生，这是我最喜欢并最珍惜的职责之一——在经历了漫长而重要的分娩之后，一个小生命被送了出来，满脸通红，尖叫着，耳朵后面还湿漉漉的，而我是这个新生命接触到的第一个为他检查的人。
正式的评估是用 Apgar 量表来完成的。
Apgar 量表是由其发明者 Virginia Apgar 的名字命名，在出生后的 1 分钟和 5 分钟内进行。分数从 0 到 10 分，对出生后的婴儿最容易判断的五个徵象分别评估，各可以给0、1 或 2 分，然后加总。而APGAR的名字，刚好可以代表这五个徵象：Appearance（外观）、Pulse（心跳）、Grimace（面部表情）、Activity（活动力）、和Respiration（呼吸）的头一个字母。
大多数宝宝的得分在 7 到 10 分之间，低于 7 分的宝宝可能需要更主动快速的急救措施，包括保温或刺激呼气。对于小于 4 分的宝宝，可能会插入呼吸管来支持呼吸，甚至进行外部心脏按压。
作为一名四十多年的儿科医生，我清楚地意识到，从生命的最初一刻起，每个孩子在健康和发展方面的差异有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即使在单身家庭中，父母们也经常告诉我，他们所有的孩子基本都很健康，「除了莎拉」，或者胡里奥，或者贾马尔。儿科医生从简单的日常观察中隐约了解到，有些儿童受到保护健康的力量以及危害健康的力量的过度影响。在社区一级，我们知道在任何特定的儿童群体中，少数人——大约 20%的人——将遭受疾病和失调的大部分影响。
发育科学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差异的根源之一是儿童早期的心理创伤和逆境经历。这种经历会阻碍大脑的正常发育，给有效学习造成障碍，并在童年和余下的生命历程中的损害着身心健康。这就是为什么在贫困中长大的儿童、受到父母或他人虐待的儿童、以及在家庭或社区中遭受暴力的儿童，都有可能影响发育、教育成就以及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但并非所有儿童都同样容易受到这些影响。有些儿童会受到创伤的严重影响，而另一些儿童则能够有效地度过难关，在发展或健康方面只受到非常少的影响。人们倾向于将这些易受影响的差异归因于内在的脆弱性或复原力，认为少数具有复原力或「牢不可破 」的儿童具有特殊能力，即使面对严重的逆境也能茁壮成长。而我们的研究则表明，这种差异并不归因于先天的特质，而是归因于儿童对其生活与成长的社会环境拥有相对生物敏感性的差异，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
大多数儿童对逆境表现出一种生物性的冷漠，他们大脑中的应激反应回路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性极低。就像蒲公英一样，几乎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茁壮成长，这样的孩子大多不受压力和创伤的干扰。我们把他们比喻成蒲公英的孩子。少数儿童——大约五分之一的儿童，对消极和积极的社会情境都表现出特殊的敏感性，其应激反应回路对不良事件高度敏感。就像兰花一样，兰花需要非常特殊的、支持性的环境才能茁壮成长，这些儿童在滋养性的、支持性的环境中表现出非凡的成功能力，但在紧张的、不利的社会环境中成长时，却会持续出现不成比例的疾病和问题。我们把这些孩子称为兰花孩子。
发育科学越来越多地揭示，蒲公英孩子的相对冷漠和兰花孩子对其早期环境特征的特殊敏感性，很可能是由于基因和社会背景的共同作用。这些表观遗传过程——环境线索调控基因差异的表达——很可能是儿童对环境影响的不同敏感性的调节器。认识到这种不同的易感性，是了解个别儿童的经历、有效地养育具有不同敏感性和气质的儿童，以及培养所有年轻人的健康和适应能力的一个重要关键。
易感性的类型起源那么，兰花孩子是天生的，还是通过早期的生活经历而成为兰花的呢？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来自于产后生命的最初时刻。
Apgar 的分值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所测量的事物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这个系统参与处理有压力的战斗或逃跑。每个分值都是身体对出生后相当大的生理（可能还有情绪）压力的适应指标；分数低则反映出适应性反应不够。毕竟，出生是一种极端的、前所未有的体验，而正是这种体验最能说明我们是谁，是我们个体生物学的延伸。
既然我们的生命一开始就陷入了史诗般的应激反应实验，那么Apgar 评分能否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而不仅仅是需要吸嘴或暖身？如果较低的分数反映了较少的适应性，较少的战斗或逃跑的补偿性反应，评分是否也在告诉我们，一个婴儿对压力的长期适应性不良反应的倾向？我们的第一个宫外时刻会不会预示着我们的整个人生尚未发生的重要事情？
这正是我们所发现的事情。我的一位博士生和一位前博士后研究员进行了仔细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近 34000 名儿童中，5 分钟的 Apgar 评分可以预测 5 岁时教师报告中的各种发育脆弱性。例如，教师们发现，Apgar 评分为 7 分的儿童，比 9 分或 10 分的儿童有着更多的发展弱势领域，而 Apgar 评分为 3 分或 4 分的幼儿比 6 分或 7 分的同龄人，有着更多的发展脆弱性报告（这些教师事先并不知道学生的 Apgar 分数）。教师们报告的弱点会包括：遵守规则或指令的能力较低；不能静坐和集中注意力；对书本和阅读相对缺乏兴趣；不能正确掌握和使用铅笔。Apgar 量表的每一个等级越低，其身体、社会、情感、语言和交流领域的发展，在五年后都会受到越大的损害。进入这个世界的婴儿，其战斗或逃跑的不稳定性较大，生理恢复能力较差，在发育上更容易受到影响。
适应性稳定性的这种变异，来源之一肯定是婴儿之间的基因差异，但仅有基因并不能使一个孩子成为兰花或蒲公英。正如其他研究者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样，儿童的遗传特征造成了他们的倾向性，但不一定决定他们的结果。
例如，有一个财团在研究 1989 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儿童（有时是残酷的孤儿院）倒台之前，发现与神经递质血清素有关的基因的一个较短版本，产生了类似兰花的结果。有这种较短等位基因（基因的另一种形式）的孩子留在孤儿院后，会出现智力障碍和极度不适应，而那些被领养到寄养家庭的相同等位基因的孩子，无论在发育还是心理健康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恢复。
同样，荷兰的一个研究小组研究了儿童财务捐赠的实验模式——针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段充满情感的视频所产生的反应——结果发现拥有兰花特质的多巴胺神经递质基因的参与者，给予的慈善捐款要么最多，要么最少，这取决于他们对父母的评价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也就是说，取决于非遗传因素。
我们曾经认为，任何在出生时就存在的性状特征都是「先天的」，由基因决定，或用老话说，是「命中注定」。这种观点的一个现代版被称为基因决定论，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有的差异在受孕时就牢牢地刻在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合并DNA中。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先天与后天培养的经典辩论中 「先天」的一面。
人类基因组计划——最「先天」的手段——承诺要发现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心脏病和癌症的「基因」。但是，这种单一的基因甚至连基因组都没有被阐明。现在很清楚的是，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由一条直接的、一对一的路线决定的，从基因到行为，或者从 DNA 到表型——也就是描述个体的一组可观察到的特征，如眼睛颜色、性格和行为。我们最夸张、最珍视、最精心阐述的假说，在自然界的精致复杂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儿科流传了一句老话：
“ 所有的准父母都是环境决定论者，直到他们手里有了孩子，这时他们就变成了基因决定论者。
我的解读是：在我们有孩子之前，我们很容易把孩子的不当行为看成是父母没有教好。在餐厅里那个发脾气的熊孩子？这显然是父母没有控制好——后天没教会孩子基本的东西。一旦我们要为自己的「重刑犯」负责，例如在相邻的飞机座位上发脾气，我们希望的是让周围人明白，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孩子是带着这种脾气来到世界上的。将孩子的吵闹和困扰行为归结为基因，而不是归结为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力，这会令人舒服得多，因为我们只用被动地承担责任。
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他的《非此即彼》一书中提出：
“ 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的处境，我们需要摒弃这种倾向，将塑造我们的力量视为明确的二元对立。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与我们真实性格的复杂性背道而驰。
近几十年来，发育科学也面临着 「非此即彼」的分歧。环境观点要求效忠于外部原因，位于我们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中，而遗传观点则认为内部原因是最重要的，基因组驱动着我们的表型和生活。这些立场的出现是对「为什么有些人得病而有些人不得病？」和 「为什么有些人如此健康和充实，而有些人却不健康和充实？」这些基本问题的矛盾答案。我们现在知道，这几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问题。
人的每一种性情和身心健康的失调，都要靠内因和外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才能生根发芽，不断推进。要了解人类的差异，减少发病率，关键是要更深入地了解遗传差异和环境变异如何共同改变生物过程。这种解开人性和健康「谜题」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不断变化的生命过程中，是什么使得「兰花们」和「蒲公英们」开花、枯萎或在这些状态之间徘徊。基因和社会环境对「兰花」和「蒲公英」的表型几乎肯定都有影响，但更可能的是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这些孩子在我们创建的图表上呈现出的行为和健康状况。
人类的婴儿，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对环境的动态特征有了显著而精细的适应性，先是在子宫里，后来是在有父母围绕的巢穴里。人的胎儿和新生儿的大脑是一个感觉能力的「黑洞」，甚至在意识还未察觉之前，就能对环境作出反应。新生儿无意识的适应是为 「早期生命编程 」服务的，因为一旦大脑开始检测到挑战，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进行生物调整。这种早期编程增强了短期生存的可能性——至少在青春期的繁殖能力上线之前——但它也可能带来更大的慢性成人疾病风险的缺点，如冠心病、肥胖、糖尿病和精神障碍。这是一种进化策略，即在短期内以生存为代价，换取寿命的减弱和活力的降低。
我们认为，对环境的不同敏感性——因而有了兰花孩子和蒲公英孩子——是这样产生的。在某些早期社会和物理环境中，对于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增强的儿童来说，可能会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好处。例如，在不断受到威胁和掠夺的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可能因为兰花特质带来的鹰眼一般的警惕性，而顺理成章地被保护了下来。在几千年前，在一个类人猿族内有几个「兰花」个体，可能会在面临动物和其他群体的攻击时，对整个群体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兰花特质也可能对生活在另一种极端环境中的人有很大的好处——那种环境一般异常安全、保护得很好，资源丰富。在这里，兰花孩子对环境的开放和易渗透的特点，将形成巨大优势。大多数孩子都会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所以兰花孩子也会茁壮成长。
然而，除了这些最极端的条件之外，做一株「蒲公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除了最恶毒的那种，「蒲公英们」似乎对所有的威胁和侮辱都不为所动，在人类社会典型的跌宕起伏中，这些个体被认为是有弹性的、坚韧的。因此，进化应该倾向于「兰花表型」在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扩散，而蒲公英表型应该在广泛的中间范围占主导地位。果然，至少有初步的证据表明，蒲公英在非大吉大利的环境中比例很高。
在加拿大寒冷的绿色荒野中，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幸认识了 Mike Kobor 和 Marla Sokolowski。Mike 研究酵母基因组的分子生物学，而 Marla 是一位苍蝇遗传学家，她发现了果蝇的觅食基因（命名为 for），负责定义着苍蝇（和其他物种）的两种主要行为表型——Rover（流浪者）和 Sitter（安居者）——由该基因的DNA序列差异决定的工作。
Mike 和 Marla 有一个共同领悟，那就是将基本动物模型中的发现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们从我们的基因中发现了文明。在加拿大高级研究所（CIFAR）的赞助下，我们汇聚在一起，成立了儿童和大脑发育项目，现在我和 Marla 共同领导这个项目。我们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即基因和环境，特别是逆境和不平等的环境，如何共同产生已知的易感性、行为、健康和疾病的个体差异。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理解「兰花」和「蒲公英」从何而来的关键。
我们已经确定，遗传变异——构成单个基因的 DNA 代码的差异——在「兰花」和「蒲公英」子孙的生成中起着作用。虽然许多基因可能有助于表型，但那些涉及大脑发育和功能的基因几乎肯定受到牵连。例如，参与情绪调节和行为控制的基因表达——这些特征在兰花和蒲公英中非常突出——管理着单个神经元之间的神经递质通信。
但是，早期的环境经验无疑发挥了额外的作用，特别是暴露于逆境和威胁，以及家庭或社区支持培养的经验。新兴科学表明，基因和环境对「兰花」和「蒲公英」的出现起着加成和互动的作用，但直到最近，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这种互动实际是如何发生的。现在，这个神秘领域泛起了新的曙光，那就是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
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是一门关于环境暴露如何改变基因表达而不改变基因本身 DNA 序列的科学。Epigenetics 的希腊语前缀 epi——意为「在 」或 「上面」———表示表观基因组（epigenome），一种化学「标记 」或标签的格子，如何真实地位于基因组上，并控制 DNA 的表达或沉默。
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种细胞——血液、肝脏、肺、皮肤、大脑——都包含着完全相同的基因组，同样的基因集合，同样的 DNA 序列，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200 多种不同的人类细胞类型，每一种细胞都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只有当我们这 25000 个基因的功能可以独立控制时，才有可能由一个基因组制成。这就是表观基因组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干细胞只有通过这数千个基因的程序化、表观遗传学调控，才能成为肾细胞或白血球。一旦干细胞分化——比如说，变成白血球——该细胞的功能也可以被调整，以适应或调整该细胞或整个生物体所面临的条件。例如，一个面临严重压力环境的孩子可能需要改变白血球的分裂速度（增加可用的免疫细胞数量）、细胞对压力激素的反应性（使它们对皮质醇的影响敏感），或者它们对启动和管理炎症的分子的生产（如称为细胞因子的化学信使）。
所以，表观基因组有两大功能。它调节细胞分化成不同的类型和组织，促进细胞功能的调整，以应对当前的条件。它通过调节附着在基因组上的表观遗传化学标签，开启或关闭每个细胞中成千上万个基因的表达，来实现这两个功能。它是一个伟大而敏捷的即兴演出者。
请这样思考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你的基因是钢琴上的琴键，每个琴键都能弹出独特的音符，但一架钢琴只有 88 个白键和黑键，而你的基因组却有大约 25000 个独立的基因，使其复杂程度高出数千倍。在第一种表观遗传调控中——细胞分化——这些键可以以不同的组合、序列和时间来演奏，从而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曲调——200 种不同的曲调，适用于人体内的每一种不同类型的细胞。一种对应于神经元的产生，另一种对应于白血球，还有一种对应于皮肤细胞，如此类推。
一旦细胞在这架华丽的钢琴上分化，表观基因组就会被用于第二种过程：根据生物体遇到的条件调整细胞功能。在这里，表观基因组充当着「均衡器 」的角色，调整每个细胞的功能，改变其音调，就像音频均衡器上的杠杆调整声音频率范围之间的平衡，以强调高音或低音。虽然每一种细胞总是演奏同样的曲调——白血球会一直是白血球——但细胞功能的方式可以进行适应性调整，以适应特定的环境。
例如，儿童的身体如果在早期生活中遇到重大压力，如虐待，可能会自动调整许多不同类型的细胞的功能，以便尽可能地适应这种经历。肾上腺细胞可能会被要求产生更多的皮质醇；神经细胞可能会激活战斗或逃跑系统；白血球可能会对任何身体伤害做出反应；而脑细胞可能会抑制孩子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只是同时发生的数百种调整中的四种。
就像兰花与蒲公英孩子这样的生物行为表型，很可能受到许多基因的 DNA 序列变化的影响一样，早期经验对这些表型的影响可能也涉及多个基因内的许多表观遗传变化。究竟是哪些基因的序列不同，表观遗传标记发生在哪里，对于「兰花」与「蒲公英」、内向与外向、抑郁倾向与快乐偏好等人类的差异，目前还在研究中。
然而，我们现在比较确定的是，人类性格、天性和健康的大多数差异最终将归因于多个基因的 DNA 序列差异，以及经验驱动的表观遗传学标记的差异，这些差异塑造了多个基因的表达或解码。这些复杂到令人发指的变化，在设计上却优雅简单。基因和经验交互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而表观基因组是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物理联系。你可以把人类的生命看作是由表观基因钢琴及其均衡器发出的歌曲，是基因和环境共同塑造的复杂作曲过程的结果。每个人都会先天性地弹奏某些类型的乐曲，比如兰花或蒲公英的乐曲，但也有丰富的空间可以进行独特的变奏和即兴创作。
来源：Psychology Today
作者：W. Thomas Boyce
编译：鱼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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