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农历三月十五日(4月19日)凌晨，日军包围了石洞门村，在村周围的山头上架起轻重机枪，封锁了村庄。不一会儿，日军开始搜索，挨门逐户，翻箱倒柜，砸瓮摔盆，掘地挖墙，捉鸡赶羊。
接着，日军转向村外搜查，发现了一个地洞的口子和气眼，便命令从地洞的气眼往下刨。刨到挨近地洞时，洞内民兵陈汝发把矛枪往外捅了一下。日军见洞内有人，便扔进一颗手榴弹。陈汝发眼疾手快，捡起冒烟的手榴弹从气眼中又扔了出来，手榴弹爆炸了。
敌人不敢再刨了，搂上柴草，洒上汽油塞进洞口，点火烟熏。滚滚浓烟钻进了地洞。约半小时，洞内的人被呛的昏昏沉沉，实在忍不住了，除陈汝发父子二人和已熏死的二人没出洞外，其余四十多人都先后出洞了。
敌人用刺刀逼着这些群众向村里的二郎庙走，在距二郎庙不到二百米的距离内，杀害了五个男人。
妇女和儿童被赶进二郎庙，挨个搜身，妇女们戴的银器首饰全都搜完。随即兽性发作的日本法西斯将十几个青年妇女拉到庙外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J污。后又用刺刀逼着她们走进院内，站在了庙院的另一角。
这时，有个妇女朝背后房子里躲，敌人一把抓着她的头发拉到院中间，用刺刀捅死。接着，日军又从人群中拉出陈锁的女人，一连捅了十几刀，最后被杀死。敌人又从人群中拉出涝家母亲、妇女白宝贝，也被一一杀死。
一个日军看见八岁的陈九富在那里站着，扑过去一把抓起扔在院子中央。吓慌的九富又忙站起来，日军就恶狠狠地朝他左肚子上捅了一刀。忽然，残暴的日军一齐向屋檐下的人群乱刺起来。
人们慌乱的躲着，敌人疯狂地乱捅。这样乱刺了十多分钟，可怜那些群众有的被刺得露出白生生的骨头，有的被刺伤了肚子，有的被刺伤了腿，有的被刺伤了脚，有的被剌伤了胳膊。
青年妇女王贵英背着四岁的女儿也被刺了五刀，她的手上、腿上、胳膊上被刺了三十多刀，昏迷过去。屋檐下所有的人都被刺倒在血泊中。敌人转身带着被J污后站在庙院另一角的青年妇女走了。
这次被害群众共五十三人，其中死亡四十四人，受伤致残九人。死亡的人中有石洞门村的群众三十八人，来石洞门走亲戚的六人。那时石洞门共三十一户人家，其中二十三户人家遭了殃。有五户人家被杀得只剩下一口人。
1943年3月14日(农历二月初九)深夜，日军汾阳宪兵队长土井和副队长石上，纠集交城、文水、汾阳三县的宪兵队、伪警察便衣队二百余人，分乘十余辆汽车，扑向交城平川的各个村庄，开始了蓄谋已久的突袭大搜捕。
敌人四处乱窜，窜到哪里，哪里一片骚乱，人民便遭灾殃。一辆卡车开到奈林村学校门口，二十来个日军跳下车，翻墙入院。王业、武怀三、吕广文三名教员，被日军连扭带拖推上卡车，拉进县城、关进宪兵队的临时监狱:东关街公所的书记(会计)连希贤、教员孔昭泗也被投进了监狱。
这一夜卡车频频出入，窜遍了阳渠、火望、段村、成村、大营、西营等二十二个村庄，共计抓捕群众二百八|四人，其中有农民、村干部一百七十三人，教员九十七人，妇女六人，伪职员八人。
临时监狱设在城里孙家巷石家院和王家巷杨家院等几处。院墙上拉着密密的电网，门口双岗把守，戒备森严。每个院内都有宪兵和伪警察看守牢房。牢房门的上半部用木板钉死，专让被关的人爬进爬出。
每个房内关着五十多人，一天给两顿饭，每顿只给小米一勺。房内还放有一只便桶，大小便都不准出门。院内敌人日夜巡守监视宪兵队抓人以后，第三天就开始严刑审讯。审讯室设在同院的一个房间里，审讯拷打声不断传出。
审讯薛候交时，把他拖入讯堂，一脚踢倒跪地。一日兵又上前扭住薛的胳膊，背起来猛力摔去，直摔得七窍流血，惨死在刑讯室里。审讯安益中时，把他绑在梯子上，扔倒在地，往嘴里灌凉水，肚子被灌得圆鼓鼓的，敌兵又站在肚子上乱踩乱跳，直至折磨而死。
审贾广士时，把被关的人全都赶出来站在四周，当众把他的胳膊打断。敌人把王风的裤子脱掉，用竹板打得鲜血淋淋，血肉飞溅。教员连景文，被日军拿木棒在头部身上乱打，直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地死去。
敌人给覃成簋头上浇上煤油点火惨烧，称之为“点天灯”。把梁吉亨吊在梁上打得死去活来。给吕广文灌辣椒水，边灌边压，致使吕口吐血水。还用铁锥把王业刺得血染衣襟。大营村干部谢禹，被狼狗咬得皮肉撕裂，死在监狱。
这次设狱残杀，从阴历二月直到十月，一直延续了九个月之久。近二百人惨死在日本法西斯的酷刑和屠刀之下。侥幸活着的几十个人，有的回家不多天，就与世长辞了。有的大病一场，几个月不能下炕。有的身留残疾，成了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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