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手段主要依靠个人背景或者个人名声,尤其是商周时代,王孙贵胄牢牢把控着国家的重大职务,从上到下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统治结构,社会阶层的流动十分受限。从汉代开始,统治者为了获取有才能之人,启用了察举制,由三公九卿或者高级官员,按照一定标准,将名声在外、才干突出之人举荐给朝廷,这种制度的启用在一定程度上给与了平民学子机会,助力他们实现阶层的跨越,但是,由于无法对举荐的标准进行量化,极易受举荐之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容易造成用人唯亲的局面

隋朝开始,科举制度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种可以客观衡量学子的学识水平的制度,真正给与了寒门学子机会,使得门第、门阀的力量有所削减,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因寒门学子有了上升通道,故而抢占了部分原本属于贵族阶级的职位,对贵族阶级的利益造成了冲击。但是,科举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有利于阶层的跨越,却无法保证绝对公平性,在封建专制皇权下,无法完全撼动贵族阶级的利益

科举制度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科举制度的出现)(1)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阶层的流动

前面提到过,在汉代以前,实行的是按照血统、世袭爵位,来决定所处政治地位的“世卿世禄制”。在这种制度下,出身非常重要,寒门学子几无可能进入国家管理层。到了汉、魏,以官员举荐为主要手段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出现了。但这两种制度都严重依赖于推荐人的喜好以及主观判断,很容易被士族大家把控,使得真正有学之士无法得到推荐,最终只剩下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的状况。

隋炀帝时期,为了选拔人才,才真正出现了相对客观的官员选拔制度。隋炀帝以诗词歌赋以及策问来选拔官员,这是科举制度的雏形。随后,科举制度又不断细化发展,增加了许多衡量人才的标准以及细节,逐渐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用人制度。

科举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选拔官员的体系,制定了较为客观的标准,可以使官员的选拔更加公开化以及客观化。以宋朝为例子,宋朝逐步形成了从乡试、省试到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寒门学子可以主动报名,参与科考,不必再被动等候他人的推荐。并且,选拔人才也主要看重才学,给与每个人相对公平合理的晋升通道。就算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参加科举也是其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有效减少了政治集团的形成。

这样,寒门子弟有机会突破出身,进入到国家政治核心圈层;富贵人家子弟,如果不学无术,也可能会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再无法继承父辈的政治力量。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世家、王孙贵族的政治垄断,使得权力不再被继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科举制度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科举制度的出现)(2)

科举制度的漏洞可以为贵族阶级利用,变相成为贵族阶级笼络势力的工具

尽管科举制度已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但也不免存在漏洞。

唐朝中后期,大批士族开始加入到科考队伍中来,士族们可以凭借权力,对科考进行操控,科考最终变成了士族子弟的竞技舞台,不少寒门子弟只得“洒泪惭关吏,无言对越人”。

到了宋朝,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启用了糊名制度。糊名制度就是在收完试卷后,将考生的姓名和籍贯等都密封起来,从而避免阅卷者提前知道试卷的做答者,这种做法也沿用至今。并且宋太宗赵光义还启用了一种别头试的方法,即单独为考官的亲信或子弟设立考场,相当于现代的回避制度。

“宋太宗赵光义在雍熙二年有诏:凡(考官)亲属就举者,籍名别试。”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主考官们依然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提前泄露考题,以谋求私利;有权有势的人家也会利用自己的权势,逼迫或贿赂考官,为自己的子弟增加中选的可能性。

此外,寒门子弟即使中选,也面临着人多官少的局面,因此不能立即获取官职,或者即使有官职,也只能终身流转于地方州县,他们与士族子弟相比,仍然很难跻身权力中心。

正如李德裕而言:“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因此,寒门子弟为了有一个好的政治前途,不得不依附于王孙公卿,成为他们的门生或爪牙。最终科考逐渐沦为了各大世家笼络新科官员的舞台,这些新进寒门子弟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了贵族世家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科举制度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科举制度的出现)(3)

上层阶级的利益依然会得到保证,科举制度对其冲击有限

科举制度出现后,虽然为寒门子弟保证了一定比例的晋升通道,但是,贵族子弟仍然有着其他的入仕途径。初唐时,门荫制度、流外入流都是士族手中有力的武器,造成“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卯之岁,已袭朱紫”的局面。而唐朝中后期,士族的升迁机会也显著大于寒门子弟,比如唐朝著名的十几位宰相中,仅有张九龄一人出身寒门,高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仍然非常高。

而宋朝也为高官子弟提供了荫补制度,高级官吏、太师等的子孙或门客都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进入政坛。并且官吏荫补机会很多,范围也比较大,也使得许多寒门子弟的机会大大减少。

比如宋真宗时期,有规定:“宰执类官员其子可根据已身官阶高低,分别补为东头、西头供奉官,其弟、侄、孙可被补为左、右侍禁,位次于供奉官。至此以下,根据已身官员官职高低,其子与弟、侄、孙所补官职以是为差。”

此外,北宋著名开国功臣石守信,他的子弟均凭借荫补的方式入官,其长子“世豪贵,累财钜万”,次子“选尚太祖第二女延庆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俄领爱州刺史”。

由此可见,尽管统治者有心制定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提供一个上升的通道,但是也没有完全将贵族子弟的特权撤掉,仍然为其保留了其他入选仕途的途径,相较于寒门子弟,贵族子弟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也能争取到较好的职位,科举制度并不能完全打破上层阶级的利益。

结论

科举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统治阶级求贤若渴的态度,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对人才判定方法进行了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给与那些出身低微的寒门学子一个上升的通道,并且也对贵族阶级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社会阶层的流动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在权力至上的封建社会,贵族门阀阶级仍然掌握了绝大部分资源和话语权,由于他们的影响力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包括科举考试,这就使得科举有了漏洞可钻,不少贵族门阀反而利用科举招揽门生,壮大势力。因此,科举制度的出现对贵族利益的影响有限,仍然无法完全动摇贵族阶级的地位,实现绝对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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