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伯格曼继《犹在镜中》、《冬日之光》完成后开始了《沉默》的拍摄。在这三部作品中，《沉默》看似是与宗教关联性最弱的一部，对信仰崩塌的声浪最小，一方面由于伯格曼厌烦了直白表达基督教信仰跌落的主题宣泄，另一方面则说明他开始更为深入地思考生活之中关于困境的真相。
从《犹在镜中》到《冬日之光》再到《沉默》，从虔诚的教徒到上帝的使者牧师再到边缘化的都市旅客，电影氛围越来越压抑，光线的使用也从原本的明亮转为暗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温暖的亲情到变质的亲情再到无法言说的寂寞，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主题从上帝的光芒到光芒消失再到人性的挖掘，展现出上帝威力在逐渐缩减的过程，但延续的都是关于上帝话题的探讨，不变的是上帝形象的缺席。
《沉默》表面上来看是姐妹俩伊斯特和安娜在一段旅程中沉默的话语，但更深入的是上帝如果缺席之后，人类在没有信仰的状态下究竟该如何生存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任该如何处理。
影片剧情在三部影片中属于最为浅显易懂的一部，但主题的延续却始终掩盖在表象之下，就像伯格曼说的“我是一个艺术家，一旦我产生了想拍《沉默》的想法，我就付诸实施，就是这么回事”。
今天，我就从本片中表现出的流浪主题谈起，解析影片中出现的种种隐喻以及伯格曼想要通过尼采哲学所表达出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深入探讨下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1、流浪主题折射异国他乡难以排遣的孤独与寂寞，流露出伊斯特和安娜病态生活下掩盖的负罪感与卑微感
流浪主题是伯格曼电影中较少出现的母题，却也是他始终想要完成的一个心愿。在此之前，他曾经完成过一个剧本，两个杂耍艺人在二战快要结束时漂泊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在不绝于耳的炮弹声中，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在异国他乡的孤独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这个主题其实从伯格曼很小时候便在心中生根发芽，他牢牢记得1907年史维兹小说《圆圈》中有一个在柏林发生的故事《黑暗的胜利女神》，而伯格曼17岁有段去斯德哥尔摩交换的生涯，加剧了他心中对于异域他乡流浪的理解，自此之后，他便反复做着一个梦：身处于一座城市，现实的法律和社会规则失去了效力，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自己一直想要前往一处禁忌的区域却始终不得其法。可以看出，伯格曼想要通过一段旅程检验姐妹俩之间的关系，表达的仍然是其中的孤独、寂寞以及背后蕴含的负罪感与卑微感。
《沉默》展现出了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疲惫的精神状态，从产生的时代来看，其与美国“垮掉的一代”、法国“新浪潮”、英国“愤怒的青年”处于同一时期，整个西方社会仍然未摆脱二战结束的阴霾，到处弥漫着狂乱迷茫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影片表现出世俗的享乐主义便有了现实的基础。
伊斯特和安娜是亲姐妹，两人在前往一座城市的旅途中由于伊斯特生病而在中途下车，入住在蒂莫卡一家沉闷冷漠的高档酒店，在陌生的城市中，翻译家伊斯特用香烟、音乐、酗酒来摆脱寂寞，妹妹安娜则用性欲发泄着对生活的不满，安娜的孩子约翰则始终处于无聊忧愁的状态之中。
故事发生地“蒂莫卡”（Timoka）用爱沙尼亚语翻译为“刽子手”，象征着死亡和杀戮，片名来源于一本爱沙尼亚的小说，但当时伯格曼并不理解其名称的含义，不料片名中带来的肃杀之气与影片的内容和精神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沉默”翻译有些含蓄内敛，表达出语言功能的丧失和消亡的沉默与寂静，尽管没有“刽子手”如此的生动形象，却也准确表达出伯格曼对于“死亡”的理解。
本片中的对话极少，暗含着上帝的沉默，却以伊斯特和安娜的冲突矛盾为主线，构建起了人与人之间隔绝的关系。伯格曼用“沉默”击碎了温情的假象。影片中的伊斯特和安娜并不像现实中的姐妹，她们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伊斯特一次次的深夜买醉、安娜一次次的纵情归来，她们始终在逃避心灵的责备，伊斯特像家长一样用轻蔑的态度审视着安娜的离开，安娜有一句话表明了她对姐姐的埋怨“做你自己的，不要管我”，折射出两人紧绷的关系。
伯格曼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来营造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伊斯特和安娜交流的困境不仅仅是背道而驰的性格障碍，与整个社会在二战之后分崩离析的磨难经历息息相关，从伊斯特和安娜的年龄可以推算，二战期间她们仍然年幼，但战争的阴霾在成年之后依然无时不刻影响着她们的人生。伊斯特习惯于履行家长的职能，因此让安娜不适难过，安娜的行为具有极强的负罪感，所以她一回家就洗澡，不敢直视伊斯特的目光，两姐妹内心都涌现着强烈的自卑感，体现出“迷茫一代”的共有特性。
02、镜子、窗户、房门等种种隐喻折射出超我与本我的矛盾，精神困境中隐含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
伯格曼对于温情的展示总是吝啬到了极致，本片无数次用物品进行隐喻，营造出了封闭环境下想要交流、映射现实的心理状态，从中可以看出伊斯特和安娜“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矛盾。
精神分析专家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提出了精神分析的三大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代表欲望，受到意识的遏制；自我代表对现实世界事情的处理；超我是良知或道德化的自我。超我处于与原始渴望（本我）呈对立状态的立场，从影片中伊斯特和安娜的状态和对话中，我们能够清晰感受到超我与本我的矛盾。
影片中安娜认识自我的方式借助的是镜子，她在镜子中辨别出自己与伊斯特的不同，这与拉康镜像理论的认知过程极为相似：幼儿只有在镜子面前才能认识出自己与他者的差异。与之相对的是伊斯特从来不在镜子前梳妆打扮和正视自己。安娜迫切想要成为独立的个体，强烈的欲望表现出挣脱控制的做法，甚至在影片结尾时，安娜抛弃了伊斯特，与儿子约翰离开了这座城市，其中的悲凉感令人心碎。
窗户不仅让姐妹观察外部世界，也象征着她们与所处世界的隔膜。在火车上，相向而行的列车上运载着不可计数的坦克，酒店外，这些坦克竟然神奇般地开进了城市。透过窗户，一匹骨瘦如柴、不堪重负的老马两次出现，暗示出伊斯特日渐衰弱的身体，她渴望拥有安娜强健壮美的身材，可却只能逗留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享受音乐和书籍带来的精神享受。
酒店中的两个房间被房门所区隔，一边是孤独的伊斯特，一边是安娜和儿子约翰，封闭的空间伴随着交流的隔断，房门第一次开启时伊斯特来到安娜身边，欲言又止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伊斯特透过房门看到的正是如同镜像般的安娜，在封闭的酒店中，通过房门完成了本我与超我的隔离，身体和精神由此对立。可以想象，在成长中伊斯特正是通过建立隔离区域完成与安娜的对立与区隔。安娜用房门的关闭来隐藏自己，房门的每一次开合都是人物间依恋与拒绝关系的展现与升级，交流的可能性随着房门的来回关闭被完全封闭起来，不仅是空间上的，更多在于心灵。
伊斯特和安娜精神困境的根源都在于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伊斯特在痛苦之中挣扎与安娜追寻肉体的欢愉掩盖着精神的空虚与寂寞，映射出时代背景下人们之间紧张的关系，在亲姐妹之间，沉默都不断发生，更何况那些关系疏远的人们呢？影片结尾时，伊斯特给约翰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心灵”二字，由此可知，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身心的高度一致，身体与精神缺一不可，羸弱的身躯无法支撑起矍铄的精神，强健的身躯也无法振奋萎靡的精神。由此指向更为深入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哲学。
03、沉默是从上帝身上学会的沟通方式，尼采哲学中的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引申出的上帝信仰的破灭
影片想要让观众了解到内心深处的自我，一个真实而立体，甚至可以触碰的自己。他曾说“交流是没有保障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
伊斯特和安娜的特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体，她们只有得到双方的认可才能达到自我的独立。对此，伯格曼说“安娜是身体，而伊斯特是灵魂”，身体与灵魂从未而且也无法分离，与此同时，身体和灵魂之间不断产生喧哗的回声也永无止境。
伯格曼透过身体和灵魂的关系表达出对神圣秘密的观点“上帝不可说，语言达不到上帝，说或不说全无关于上帝”，由此可知，沉默是人类从上帝身上学会的沟通方式。陌生的异域风情充满着神秘与悲怆，性感的身体与冷漠的精神相互对立，关于宗教的谈论衍化为关于人间亲情的展示，最终完成了人们向着信仰的完美一跃。
语言学家伊斯特用一生追求语言的精妙，妹妹安娜却用肉体的放纵表达对语言的憎恨，她们战争的实质就是语言与沉默之间的战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对应着尼采哲学中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在尼采看来，主人道德自信、勇敢、主动、强壮，奴隶道德退缩、无能、被动、虚弱，奴隶道德在欧洲延续了两千多年，正是由于原罪的负疚感才诞生了文明的起源，奴隶道德最终战胜主人道德，实现了历史性的翻转。奴隶道德根植于人的奴隶状态，无法向主人一样拥有切实的劳动成果，通过不断压抑本能以非物化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成果。
影片中的伊斯特便是奴隶道德的典型代表，她病入膏肓，歇斯底里之中流露出对生命力流逝的无奈与恐惧，浑身上下笼罩着浓厚的死亡与没落的气息，沉沦在自我否定与自我谴责的罪恶深渊。与奴隶道德相对的则是安娜的主人道德，她金发碧眼，激情四射，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安娜无时无刻散发出性的魅力，举手投足彰显出生命的自豪。而在两者关系，微妙地与信仰的破灭联系到了一起。
影片中两次提到了上帝之死，第一次安娜问伊斯特“以你的教育程度，还有你翻译的那些出色的书籍，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神父死的时候，你说你不想再活了，那你为什么还活着？”第二次伊斯特说“我现在欣喜若狂，神父会看着我说，现在就是永恒了，他真是好人，虽然他是个高大强壮的男人，440磅，我真想见见给他抬棺材的人”，神父之死意味着上帝之死，由此折射出伊斯特和安娜信仰的破灭。
与《冬日之光》中渔夫直接死亡不同的是，本片之中绝望氛围更为强烈。伊斯特作为上帝的奴隶，表面上严谨理性，学富五车，实际上她自己清楚这种理智在强忍之下是多么的痛苦。而她通过对安娜的规诫妄图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却引发安娜强烈的不满，安娜说“记不记得十年前的冬天，我们跟神父一起待在里昂的时候，我跟克劳迪出去了，那次你也盘问了我，说要是我不告诉你一切细节，你就会告诉神父”。
在安娜看来，神父死了，上帝死了，代表宗教执行者虚弱的伊斯特也死了，这种病态的奴隶道德本来就该寿终正寝。教堂成为基督教的坟墓，埋葬着遏制生命、否定生命的上帝之爱，负罪、自卑不再是生命应有的意义，而应该在壮志满怀的欢歌中寻找新的信仰“真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已经被找到，它并不是有预兆的，它就在那里，就像生命生活在爱中，在爱中，生命没有消逝，没有排斥，没有距离”。由此可知，主人道德最终战胜了奴隶道德，上帝之爱幻化为了人类之爱，宗教的信仰崩塌了，但生命的爱之信仰由此确立。
《沉默》公映前的晚上，伯格曼说“我想这部片子将会有很多不受欢迎的观众”，没有想到的是成千上万的观众争前恐后涌入电影院，在最初的七个星期就有超过60万瑞典观众观看了电影，然而评论家又发表了苛刻的批评“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乱伦、自慰和女色情狂，伯格曼新近拍摄的这部影片是我看过的影片中最骇人听闻的一部”，伯格曼在世俗的喧嚣中以沉默应答，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描述的“当他们晚上围坐在炉火边时，大家都在谈论着我，大家都在说我，却没有人思索着我。这是我刚刚才体验到的另一种沉默：他们的喧哗包围着我，就好像为我的思想披上一件外衣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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