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化工学院为高桥化工厂、上海炼油厂等10个单位举办的石油化工专业试点班学员合影
说说“文革”大学招生那回事陆宪良 / 文
《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出台于1970年，由此改变了一众青年的命运。如今回顾这份“文革”期间的老档案，那段特殊的历史又浮出水面。
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0年6月27日）
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供参考，各地在安排招生工作时，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办理。
中共中央
（此件发至省、军级）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1970年3月）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斗、批、改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清理了阶级队伍；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开展教育革命，贯彻执行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创办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经过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后，在宣传队的带领下，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
一年来，通过教育革命的实践，初步积累了有关招生、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以及建立“三结合”教师队伍等方面的经验，建立了部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目前已具备了招生的条件。
为了进一步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遵照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伟大教导，我们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开始招生，两校共招生四千一百名。
具体意见附后。
当否，请批示。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一、相关背景
从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发出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史称“十年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显然，1966年当年全国所有大学都停止了招生，至1977年12月11日恢复高考（由于时间仓促，全国考试时间统一，但试题不统一，有的考4门〈2门合卷〉，有的考5门，有的考2天，有的考3天；1978年后考试时间、试题均统一），中间整整停止了11届。
但实际上，大学里的“大学生”几乎没有断过档，因为1965级的要到1969、1970年才“毕业”离校；1972年的上半年起，全国范围内又陆续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亦称“工农兵大学生”）；而且之前的一两年中，不少大学还开办过各种短（培）训班和比较正规的（2～3年学制，住读）工人（学习）班、试点班等，是为“教育革命”作探索。
1968年12月，数百万“老三届”知识青年已“上山下乡”，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4月1～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胜利阶段”；紧接着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北京大学等要带头搞“教育革命”，但模式还是要遵照毛主席“7·21”指示办。
“7·21”指示是指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上所作的批示，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上海机床厂的这个调查报告，实质上是当时在“极左”路线指引下炮制出来的，它一面丑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工厂中的“无能”，一面夸大工人阶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创造各种“人间奇迹”的本事，这恰好迎合了毛主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思想，所以教育要革命。
早在“文革”之前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半工半读，又红又专”的教育思想，江西方面以“抗大”为榜样，以垦殖场为基础，在省内各地创办了30多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著名的“马尾巴的功能”故事就来自于此——1975年拍摄的电影《决裂》（演员：葛存壮〈葛优之父〉）。
上海机床厂根据毛主席的“7·21”指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7·21”工人大学。后全国大小厂矿企业纷纷仿效，“7·21”工人大学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它们“自行”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实际上，理论课教师还是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反动学术权威”）。这类“大学”，直至1970年代末或撤销、或更名为职工（业余）大学。
工厂、农村都在办“大学”，而真正的大学放着不用，岂不浪费？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97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发［1970］46号），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该报告提出废除入学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后衍生为“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据此，全国各省市、大学陆续开始为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作准备。
二、招生情况
毛主席一声令下，上海也立刻行动。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由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市革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负责。一方面紧急做好北大、清华等在上海的招生工作（1970年9月前后，上海川沙等县已有少数农村优秀知识青年被选送到北大、清华去上大学了）；与此同时成立上海各区、县、大学的招生组（工作班子），组织有关人员开会和集中举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北大、清华的工作经验和有关文件，提高认识，明确上海招生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等。一句话，就是要做到“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之后，按照北大、清华的做法，上海各区、县、公社进行了摸底调查（5年没有招生了，工厂、农村的知识青年情况复杂；再说以前考大学，与基层无关，由中学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大学则从领导、师资、教学计划（大纲）、后勤保障等方面作准备，确保“文革”以来的首次大学招生圆满成功。
1970年底，上海的做法是分“大范围”和“试点班”两步走。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3所学校拟招专业的范围较全，人数较多（为何选这3所学校为“大范围”？可能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展有关。招生工作再重要，也不能影响到政治斗争的开展）；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后来的上海工业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师范学院6所学校先招个别专业的“试点班”（仅限在本市招生），为后续扩大招生范围“先行先试”。
根据市革会指示，华东化工学院（“文革”时期改为上海化工学院，今为笔者供职的华东理工大学，下文简称“我校”）成立了8人招生工作班子，组长严卫国，副组长严以鉴、何传友，组员章群龄、汤达宗、朱子彬、杨金、范文蔚。经过紧张的工作，学校招收了46名“工农兵”学员，以“化学肥料专业试点班”名义于1970年12月10日正式开学。首批学员来自上海10个郊县农村（36人）、化工局系统（7人）和部队（3人），其中党员13人，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20岁。
上海化工学院首届农用抗菌素进修班工农兵学员合影
当时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主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和“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即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占领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学校必须要建立一支“三结合”的师资队伍，编制“三结合”的教材和确立“三结合”的教学实习基地等（“文革”中的“三结合”含义很广，但肯定包括“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等）。有记载称，我校聘请了专职工、农讲师3名，革命技术人员1名，有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兼职教员若干名；选吴泾化工厂、松江化肥厂、上海化工研究院实验一厂等作教学基地（符合“三结合”要求，且都与化肥搭界）；新编教材25种。
学员们的学习是充满政治色彩的，既要参与学校的政治运动（建立了党支部和连队，准军事化管理，经常打起背包，野营拉练步行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学习和锻炼，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又要参加战备劳动，如做泥砖、挖防空洞等（1969年，苏联入侵我边境珍宝岛，按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所为）。一会儿学习金训华事迹，参观烈士陵墓、“（泥塑）收租院”；一会儿“忆苦思甜”、写村史，还要没完没了地观看“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要“天天读”、开“讲用会”和“早请示、晚汇报”等，用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被大量占用。
需要补充的是，在招收化肥试点班前的1969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据称是专门挑选的），我校举办的石油化工专业教育革命学习班（又称工人班）正式开学（他们也住校学习，2年制，是“7·21”指示发表后最早兴办的）。这个班共有34名学员，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23岁，有高中、初中、小学学历不等，全部来自上海各化工厂和有关研究所，如高桥化工厂、吴淞化工厂、上海炼油厂、上海电化厂、燎原化工厂、石油化学研究所等。据称，当时选送程序非常严格，是经过层层把关、反复挑选出来的，非“根正苗红”、技术能手不可，要真正做到把最出色、最革命的工农出身的子弟送进大学里来培养。但据吴东棣先生（我校原副院长）回忆，根据政策，后来他们这批学员不算“工农兵学员”，所以吃了不少亏。
不知何故，我校1971年没有招收工农兵学员。1972年4月25日招收326名，称全面复课（1971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复课闹革命”），1973年招500名，1974年816名，1975年943名，1976年852名，连续5届共计3437名，其中包括218名进修班学员（有点定向培养的意思，如农用抗菌素进修班）。此外，列我校建制的四川分院，也从1973年起招收了4届工农兵学员，共计557名。
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欢迎首届工农兵学员时设在成都火车站的接待站
1972年开始，我校所有工农兵学员的专业编制（包括班级编号）基本上同“文革”前，有15个专业，任课老师也逐渐恢复至正常，但教材有很大不同，均为新编，据统计有100多种。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文革”形势发生了变化。1972年底学校恢复党委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招生、教育等工作趋于稳定，教育质量有所提高。
三、实话实说
1. 生源与考试情况。
以北大为例，1970年共招收2392人，其学员入学前的文化程度分别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
1972年前的工农兵学员，由于要求有3年锻炼经验、年龄又要小于25周岁且未婚，所以“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一般轮不进（插队青年大都是1969年初才下去的），故文化程度较低，有的仅小学毕业。另外，就我校而言，工人班、试点班，都在上海的工厂和郊区招生，没有铺开到全国，数量少，以回乡知青为主，而这部分学员原来所上的中学与市区中学质量也有差异。特别是家庭出身稍微“高”一点的，跑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等地插队落户去的更多，他们更想回上海来读书（当然，由于当时的招生问题也很多，他们即使想上当地的大学，由于名额有限，困难也可想而知），但他们当中的高中生后来又过了25周岁而轮不上推荐，所以，无奈之下成了“老插兄”，一直“蛰伏”到1977年底的高考，才梦想成真（恢复高考的那一届，老三届中的高中生，绝大多数考上了大学）。
1973年邓小平首次复出。同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但很快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复辟、反潮流和反对“师道尊严”的高潮，至此，工农兵学员基本上不考试，即使考，也是开卷考，所以，在他们的档案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的学习成绩记录。
2. 分配与留校情况。
原先规定，工农兵学员通过2～3年的学习后，是要“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如“厂来厂去”、“社来社去”等），但后来不太可能做到，一是大学停招了5年，学员毕业又要等3年，而企事业单位等的“人才”早就青黄不接，需要补充；二是许多来自农村的知青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去（后来几届学员绝大多数本身就是从城里下乡去的知青，好不容易回来了，怎么可能再回农村去？）。但1970年招收的“试点班”学员中，还是有人回到当地去的，特别是来自工厂和部队的，基本上都得回原单位（他们不存在“所有制变更”问题）。如1974年1月，我校想把“化肥试点班”中的11名学员留在学校工作，就必须要与原选送单位进行协商。
3. 学历与贡献无关。
1970～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
工农兵大学生作为毛泽东对教育乌托邦的想象，是冲着教育平等化而来的，但他却忽视了应试教育事实上仍然是最为公平的一种模式。由于招生实行的是“推荐制”，开后门的现象不可避免，有的甚至“耸人听闻”，干部子女或有背景、有关系的，纷纷尽早离开农村和艰苦的地方。另外，学制缩短、强调“学工、学农、学军”和取消学业课程考试等，都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有称：“工农兵大学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笑柄。”
“文革”后的1980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曾说：“以后不再使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他们的学历为大专。”但1993年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的教学厅字[1993]4号文件规定，1970～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的，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
工农兵大学生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其中大多数人的学习还是比较抓紧的，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许多人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或成为专家、学者、业务骨干，或选择（在国内或赴海外）继续深造，或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担任要职，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了贡献。
作家中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有大名鼎鼎的梁晓声、贾平凹、李银河等，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也是工农兵学员，不胜枚举。
（本文原载《档案春秋》2012.06，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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