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物篇】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于垓下一战中全歼了项羽的军事力量，在七位诸侯王和属下将相的推戴下登上了皇帝之位秦灭之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华夏宇内又出现了新的共主刘邦的王朝建立在社会的长久阵痛已经结束、民族心智已基本成熟，一个短命的前朝刚被剔除的时候，历史犹如穿过了数百年风云激荡的幽深隧道，又进入了一片新的天地，这一天地的新开拓注定对华夏族日后的发展产生深重的影响，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西汉盛世四十年 西汉开国六十年?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西汉盛世四十年 西汉开国六十年
1.【人物篇】
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于垓下一战中全歼了项羽的军事力量，在七位诸侯王和属下将相的推戴下登上了皇帝之位。秦灭之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华夏宇内又出现了新的共主。刘邦的王朝建立在社会的长久阵痛已经结束、民族心智已基本成熟，一个短命的前朝刚被剔除的时候，历史犹如穿过了数百年风云激荡的幽深隧道，又进入了一片新的天地，这一天地的新开拓注定对华夏族日后的发展产生深重的影响。
中国中部的秦岭南麓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江流，叫汉水，它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此地在战国属楚，楚怀王在此置郡，后为秦所得。公元前312年秦惠王在此设郡，因水为名，称为汉中。前206年项羽入关后分封诸侯，不愿给刘邦分封关中，将他封于秦岭之隔的汉中，称之为汉王，刘邦的军队也被称为汉军。四年之后，以汉王为首的汉军打败了对手，取得了天下，这个新建的国家也就顺乎其理地称为汉朝。由于这个王朝后来对民族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因而华夏族逐渐地演变为汉民族。炎黄后裔的血脉里在此又增添了一道抹不去的痕迹。《诗经•小雅•大东》中有八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这里的“汉”，自然是指“银汉”、“天河”，又称“云汉”、“天汉”，并无任何社会颂扬之意，但当地理上的汉水、汉中被一种社会组织，社会群体而因之命名时，诗经八字就寓示着它们富有光彩的未来。
汉朝的创立人及其后继者并没有足够地意识到民族发展的问题，他们一方面享受着自己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来认真经营这个王朝，对付着眼前的事务或突变。由于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社会的进程，甚至移动了历史的轨迹，也为后来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探索性实验。
客观地说来，汉王朝打败了对手，一统宇内，但在一片新的时代田地间，它仍然面临着三个巨大的矛盾：
其一是王朝与民众的矛盾。黎民百姓由于不堪忍受秦王朝的暴虐和压榨，在反秦斗争中充当了发起者、支持者和主力军的重要角色；他们在楚汉战争中也曾同情和倾向于支持刘邦的军队，尤其是关中等地的百姓更是给汉军以兵源上和物质上的支援，成为汉军多次败而不亡的支柱。当汉王朝一旦建立，成为他们命运主宰者的时候，双方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民众盼望着社会安静、期待着休养生息，汉王朝以怎样的手段对待民众，将决定着民众对他们的基本态度。
其二是汉王朝与自己非统属的政权组织的矛盾。当时汉朝的统属区域未超出秦国的版图，在其统属区域的周边或区域之外，还有若干独立自存、不相统属的政权组织，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当属北方的匈奴。匈奴在秦时就已强大，占据了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蒙古高原，并常向南方进行习惯性的资源掠夺和领土扩张。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军队在北地驻防，并修筑万里长城以为防御。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强化政权，进一步崛起，对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占据珠江流域、自称“南越王”的赵佗政权虽曾属于秦之一郡，但五岭遥隔，关山远阻，并没有与汉王朝建立任何明确的政治关系。除此之外，在人们当时能观察到的视野中，东瓯、闽越、楼烦、东胡等许多政权组织都在汉王朝的统属之外。随着交往的扩大，西域的楼兰、乌孙、大宛，西南夷的夜郎、滇越等都成了交往的对象。如何处理与这些政权组织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对待虎视眈眈的匈奴之威，是年轻的汉王朝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其三，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当年秦王朝的统一包含着嬴氏政治集团的长期发展与世代积累，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是相对平稳的。与此不同，汉王朝的班底一直是一个靠利益纠合的集团。刘邦从公元前209年沛县起兵到前206年封为汉王，再到前202年登上帝位，整个过程大多靠协调和运用他人的力量。他曾以裂地封王的巨大利益诱使追随者尽力击楚，楚灭后建立王朝，就不能不对部属兑现这些利益，于是就形成王朝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在失去外在压力和共同目标、没有任何政治规范做保障的情况下，各种利益集团间必定互相戒备，其冲突不可避免。具体说来，王朝与诸侯王的矛盾、与外戚、功臣间的矛盾，以及刘氏亲族内部的矛盾都将在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如何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考验着最高执政者的智慧。
汉王朝大约用了六十余年的时间探索上述矛盾的解决方式，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刘邦、刘盈和吕雉先后执政的23年表现为一种非自觉地事变应付，属第一个阶段；文景时期四十年间许多治国方式更为理性和自觉，为第二个阶段。六十多年间对第一对矛盾解决得最好，这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第三对矛盾曾经频繁发生，但立国的根基没有被动摇，且为第二对矛盾的进一步解决准备了条件。公元前141年刘彻即位，汉王朝结束了六十年的初创期。
（上部）
天下权利的掌控对汉朝执政者纯粹是风险巨大的探索，这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但却必须认真解决而不能有丝毫马虎的问题。草莽君主刘邦及其追随者对此并非蓝图在手、胸有成竹，他们只是凭智慧本能地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依靠秦朝败亡和项羽失政的前车之鉴，刘邦选择出了属于自己的执政方式及其内外政策。然而，把各个利益集团的权力分配建立在什么样的平衡基点上，却一直缺乏各方满意的方案，刘邦对自己立国时选定的分封方案也心存疑窦，不断修正，致使天下政治利益划分上的争斗一直持续不断。刘邦执政的七、八年，汉朝政治正是在这种曲折、颠簸的动荡中度过。
前195年刘盈执政，国家权力逐渐被太后吕雉掌握，尤其是前188年刘盈逝后，吕雉称制专权，连刘氏亲族与开国元老层也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吕氏集团一枝独大。各政治集团间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使各种政治矛盾长期潜伏积累。前180年的诛吕事变，正是各种政治矛盾在吕雉死后的集中爆发，也是汉王朝中各政治利益集团在国家权力分配上的一次重新洗牌。
刘邦、刘盈及吕雉执政时期，是西汉王朝的执政方式开始形成，而国家政权动荡不定的23年。
1.1. 草创汉朝的刘邦（汉高祖）
任何一位开国之君都在建国之初面临着稳定政局、设立制度和选择治国方略等一系列繁难的事情。《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中说“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应当不是过分夸大之辞。从登上帝位到前195年去世的七八年间，刘邦在治国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为汉朝的政治打开了局面，确立了起点和开端。
1.1.1 减轻赋税，稳定民心
刘邦于公元前202年2月在汜水北岸的定陶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三月后，在新都洛阳遣散了大部分军队，立即发布了著名的“复故爵田宅诏”。他以诏令的形式恢复战争中离家相聚者的原有地位和财产，责令地方官吏不得笞辱；同时宣布民间因饥饿而自卖为他人奴婢者，免为庶人，恢复平民身份。诏令还对追随自己而被遣散的军功人士按差等赐爵免租等等。
刘邦在此后的几年间，还颁布过许多利民的政令，这些政令一是继续减轻民众负担。如前200年他下令凡民生一子，两年免役；前196年，针对各地贡献没有章法，常以多赋为献的情况，刘邦下了“省赋诏”，宣布以每年十月为朝献之期，其数目按人口计算。二是对亲者施恩。如前199年下令参加过平城之战的士兵终身免役；前196年下令早年随自己入蜀、汉、关中者终身免赋；故乡丰邑人迁徙于关中者终身免赋；次年回乡后干脆永远免掉了沛、丰之民的赋税。三是以免罪的方式广施恩德。称帝次年，他宣布：自沛县起兵的人九年从军，许多人不熟悉地方法令而犯了死罪，因此大赦天下。两年后他宣布：吏有罪未发觉者赦之。他几次率兵平叛，作战前都认为跟随叛乱的吏民是没有罪的，如能归顺，都应赦之。四是让地方官吏对回乡的从军者给予优待，并在死后负责安葬等。刘邦的这些政策和行为极大地缓解了民间的疾苦和民心的紧张，缓和了长期战乱后的社会矛盾，强化了王朝的社会基础，也显示了一种仁者爱民、宽大为怀的治国思路。
刘邦的宽大治民，看来还不单纯是一种治国的策略手段、帝王之术，而是出于他宽厚待人、慈爱怜民的心性。当年楚怀王要选定一名扶义而西、进军关中的统兵之将，周围的人就一致认为沛公刘邦为宽大长者，推举他率兵入关。他入关后与秦民约法三章，宣布废除苛刻的秦法，告谕百姓知晓，并厚待已降的秦君子婴。自汉中还定三秦后，他组织民力治理河患，下令让百姓在秦朝的苑囿园池中种地。因蜀汉之民养军劳苦，下令免其两年租税。又免除关中从军者全家一年的租税。垓下之战刚一结束，他就在定陶宣布：“战事已持续八年，万民遭遇深重的苦难，现在天下战事已结束，对死罪以下的刑罚予以赦免。”当时他尚未登基，这一主张的实施面极其有限，但却明白地体现了他对民众疾苦的关注和对百姓的诚心关爱。
刘邦出身下层官吏，早年也曾在田间耕耒，他了解民间疾苦，同情普通百姓，当初就曾以救民出水火的心情组织义军，反秦诛暴，数年后他成了百姓命运的主宰者，宽厚恤民的理想自然不会彻底遗忘。当年他在做秦汜水亭长时，为县里押解囚徒到骊山，囚徒在半路上跑了许多，他竟在一天晚上放掉剩余的囚徒，让大家赶快逃命，自己也由此弃职流亡。做了皇帝后，他对天下百姓以仁爱之心待之，并非完全出于暴秦亡国的教训，也只不过是当年释放囚徒之怜爱心肠的施行和放大而已。
对百姓的赋税是王朝初期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与轻徭薄赋政策相联系，刘邦也同时提倡宫室的节俭。前200年，刘邦自代地回军长安，见萧何修建的未央宫规模甚大、极其壮丽，非常生气，严词责备，认为天下纷扰不安，民众连年劳苦，宫室不应如此奢华。萧何为他的行为讲了几条理由，其中之一是说如此可以让后世子孙不再添加了。而这正合于刘邦的节俭原则，才被他所认可。刘邦对治国并无多少思想的和理论的准备，但他要建就一个节俭的、惠民的王朝却是清楚的。对下层民众的悲悯情结构成他宽厚治民的心理基础，这种施政方针对汉初政治及整个王朝的施政风格都起到了强烈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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